报任少卿书《文选》

司马迁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仆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与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为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与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隽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向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纲维，尽思虑，今以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昂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耶！嗟呼！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一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以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糵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之人，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血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者。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败陷，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次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穽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正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易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美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终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忍辱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上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心剌谬乎？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悉意，故略陈固陋。谨再拜。

［赏析］

按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的考证，司马迁此信作于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致信对象为其故友任安。是年，任安被判在戾太子“巫蛊之案”中首鼠两端，坐腰斩之罪，于当年冬天行刑。此前，任益州刺史的任安曾致信司马迁，《汉书·司马迁传》载：“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司马迁受腐刑在天汉二年（前99年），太始元年（前96年）遇赦出狱任中书令，与皇帝有频繁接触的机会，故任安写信责司马迁以荐贤之事，亦暗含请其推荐自己进京为官之意。但因种种原因，司马迁最终未能回信，及至任安身陷囹圄，为不负故友，一吐胸中块垒，司马迁才写下了这封流传千古的《报任少卿书》。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富于抒情性的长信，这是一首浩气长存的正气歌。

本文文长1300余字，由六部分组成：首尾两部分讲述复信延迟的原因及复信时的心情；第二部分讲述不配“推贤进士”的缘故；第三部分讲述为李陵事下狱的经过；第四部分讲述忍辱受刑；第五部分讲述如何完成《史记》。司马迁是与任安有相同命运遭际的人：在“巫蛊之案”中，任安没有死罪却被定死罪；在“李陵之狱”中，司马迁不该处宫刑，却被处以宫刑。当时被判刑可以以钱赎罪，司马迁因清廉没钱赎罪，任安也因清廉无钱赎罪，二者以清廉之身而被判罪，因清廉而无法赎罪。这些是任安的“私恨”，但同时也是司马迁的“愤懑”，二人有着近似的命运悲剧。所以，《报任少卿书》是由一个悲愤的人写给另外一个悲愤的人的书信，“悲愤”是整篇书信的主题：

1．对自己所受宫刑及李陵事件的悲愤。

司马迁在文中称赞“慷慨之士”和“倜傥非常”之人，但他又何尝不以此自许？在秦汉时代，作为一个群体的“士”，对自身高标自置，十分强调精神的节操。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司马迁对受“腐刑”感到耻辱之极，认为自己一旦遭此刑罚，便“大质已亏”，“在阘茸之中”，至于“无可比数”，“虽累百世，垢弥甚耳”。他列举历史上宦官被人轻视的种种事例，反衬自己受宫刑之后，精神受损害之深，无地自容尚且不论，焉能再“昂首信眉，论列是非”，更不能“推贤进士”，“轻朝廷，以羞当世之士”，激烈的言辞中潜藏着一种不屈和悲愤。司马迁之所以受此奇耻大辱，乃是由于李陵兵败投降匈奴一事。李陵投降匈奴，有失民族气节，但在当时，他的遭遇又值得同情，其兵败的主要责任在于汉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贰师将军李广利。司马迁与李陵并无私交，但他注意到李陵平时的为人，“有国士之风”，临敌时“出万死不顾一生”，其情可感。出于公心，司马迁进言武帝，但不料武帝以为司马迁的发言“沮贰师”，即有伤李广利。于是，最终将李陵一门夷灭，断绝了李陵的赎罪之路。对李陵的命运，司马迁也是感到异常悲愤的。

2．对史官地位和封建刑狱制度的悲愤。

司马迁在文中揭露封建帝王对待史官的态度是，“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蓄”，将之视为“近乎卜祝”之间的人物，与倡优无异。史官的死亡，对帝王来说，也不过“若九牛亡一毛”，自认负有秉笔直书、奖善劝恶职责的史官，居然在帝王的眼中如此的不堪，这令司马迁感到异常愤懑。及至入狱，不但史官原有的一点尊严不复存在，即便想获得常人应有的权利也不可得。封建刑狱制度的黑暗，使原本性格慷慨激烈的司马迁也不免“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正惕息”。他历举周文王（西伯）、李斯、韩信（淮阴侯）、彭越、张敖、周勃（绛侯）、窦婴（魏其侯）、季布、灌夫等人入狱和受刑的事，得出在刑罚、狱官、狱卒的“积威约之势”的强迫下，这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也有同样屈身受辱的经历，短时间的奴役催生反抗，但长时间的奴役则会摧毁人的精神意志，让人沦为顺从的奴隶，封建刑狱制度的本质功能正在于此，而这对于义气慷慨、看重士人气节的司马迁来说无异于一场悲剧，这是他对生命感到悲愤的又一缘由。

3．“发愤著书”及《史记》的写作情况。

司马迁认为“腐刑”是奇耻大辱，按照正常的逻辑，应当“引决”才是士人本色，但他“就极刑而无愠色”，并没有像其他志节激烈的人一样自杀。这一切源于他对死亡的深刻理解：“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负有父亲修成史书的遗命，况且历史的巨大责任感也不容许他这样做。他以自己的痛苦经历，深刻地理解了古人的苦操奇行。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或在患难中，或以残废之身著书的事迹，以及“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事例，让他提出了“发愤著书”的理论。钱钟书先生曾在《管锥编》中指出，司马迁的理论有“不周赅”之处，认为“盖著述之事固出于穷，而亦或出于达。”从理论上来说，钱先生的话是正确的，但我们要认识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理论更多来源于一种情绪化的表述，而非一种理性的思考，即以他举以为例的《吕览》的创作过程，其实并不是吕不韦“发愤”的产物，而是经过了司马迁本人情感和意志的改写，成为自己浇胸中块垒的工具罢了！在他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后，经过“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努力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终于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