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秦论《新书》卷第一

贾谊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三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伏，弱国入朝。

施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粤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粤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余威振于殊俗。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率，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杰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赏析］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秦王朝是继周王朝之后又一个统一的帝国，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王朝从盛世到衰落，国祚绵延约800年，而秦王朝从秦始皇建立帝国，到秦二世期间爆发陈涉吴广起义，帝国的存在只有短短的15年。汉王朝从秦王朝宫殿的瓦砾中走来，这个曾经强盛无比的帝国的灭亡，给汉初的政治家带来了深深的震动，他们要总结经验教训，为汉朝制定一套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西汉贾谊的《过秦论》即是为此而作。

既然是总结长治久安的政治方略，那么就必然要求从成败两方面对秦朝的政治得失作出合乎实际的评价。在成功的一面，贾谊的《过秦论》从秦孝公讲起，首先提及秦国在地理上的优越条件，“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再提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与后文秦始皇完成其遗志相呼应。然后，贾谊谈到了秦孝公的政治制度建设以及问题，对内秦孝公任命商鞅变法，“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对内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对外政策上，秦国运用外交手段和武力实施兼并，“外连衡而斗诸侯”，在秦孝公时代，秦国的对内对外政治方略基本确立，这是秦国得以强盛以及最终称霸的制度性、根本性的原因。秦孝公是秦国基本方略的制定者，其后来者不过是遵循既定方略，继续开疆拓土，所以秦孝公后的惠文王、武王、昭襄王，贾谊只写他们继承“遗策”，进一步吞并了汉中、巴蜀等地，在描写上异常简略，并没有施以太多的笔墨。

作为对比和反衬的对象，在下面的论述中，贾谊将重点转移到了当时的诸侯方面。在诸侯方面，《过秦论》大肆渲染九国诸侯的赫赫声势：在人才方面，既有“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的战国四公子（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信陵君），又有宁越、徐尚等卓越的谋士，既有齐明、周最等优秀的外交家负责外交活动，又有吴起、孙膑等名将负责制定作战方案，而且诸侯国之间“合从缔交，相与为一”，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与秦国相抗衡，但最终在强大的秦国面前，“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最终土崩瓦解，以致于“从散约解”，“争割地而赂秦”，秦兵因利乘便，追亡逐北，诸侯日益衰弱，匍匐在强秦的脚下。

接下来《过秦论》开始着重描述秦始皇的对外、对内政策。在中原，始皇“吞二周而亡诸侯”；在南方，始皇取“百越之地”；在北方，始皇遣蒙恬“却匈奴七百余里”，经过这些对外的征伐，终于建立了一统的秦帝国。应该说，在统一天下，结束长期战乱方面，秦始皇是有历史功绩的，但其失败之处在于，长期的穷兵黩武，大量消耗了国力，造成了人民的深重灾难，失去了民心，暗含着覆亡的因子。

为了维护帝国的长治久安，除去对外的征伐外，秦始皇对内也采取了一些列政治措施：一是愚民，即“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废弃一切与儒家德治有关的仁义治国之术，纯任法家之理，严刑酷法；二是弱民，即“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铸以为金人十二”，防止民众得到武器谋反；三是恃险，即“践华为城，因河为池”，依靠险要的地势来保证帝国的安全。

但作者接着尖锐地指出，秦帝国的三项对内政策其实都是不足恃的：陈涉是“瓮牖绳枢之子”，没有什么文化水平，“先王之道，百家之言”皆与他毫无关系，因而愚民政策失去了作用；陈涉的农民起义队伍是“疲敝之卒”，而非英雄豪杰，武器是“斩木为兵”，而非以金属制成，弱民政策也失去了威力；陈涉起事之时，由于天下各处“云集响应”，华山的险峻、黄河的屏障都已经不足畏惧。当秦帝国的三项对内政策失去效力后，它灭亡的时刻也就来临了。最后，贾谊从地位、武器装备、谋略、队伍组成等方面，在陈涉与九国之间进行了对比，水到渠成地得出了秦国灭亡的根本原因“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