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司马谏议书

王安石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辩。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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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为宰相，实行新法，受到朝廷保守派的极力反对。当时的右谏议大夫司马光写了一封长达三千三百余言的信给王安石，信中抨击新政，肆言极色。作为回复，王安石在熙宁三年（1070年）给司马迁复信，信中主要辨明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五事，并对士大夫不恤国事、苟且偷安、墨守成规的保守思想表示不满。

文中首先指出改革派和保守派两派思想的分野在于“所操之术多异”，片言居要，言简意赅地指出了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纷争的实质。接着，王安石针对司马光指责改革派的“五事”展开了高屋建瓴的驳斥：

作者首先从哲学的角度入手，讨论了名实问题。古人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但针对同一事物，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名实问题说到底是对事物阐释的合理性问题。很显然，名实的阐释主观随意的成分很大，既然如此，司马光对“五事”的评判只是他的一家之言，很难说就代表了绝对真理。那么，作者眼中的“五事”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文中的第二段展开了全面的批驳：

作者针对司马光所谓的“侵官”（侵夺政府有关机构的权力）指出，自己的变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之旨意；新法的制定是“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经过朝廷公众的认真讨论而后制定的；然后再“授之于有司”，交付具体主管部门去执行。新法从发起到制定方针，再到具体实施都是建立于名正言顺的基础上，因而，“侵官”之说不能成立；

针对司马光所说的“生事”一说，作者认为新法有“举先王之政”的理论依据，有“兴利除弊”的作用，这样的“事”合于先王之道，利国利民，无可指摘；针对司马光的“征利”之论，作者认为，问题的重点不在于“征利”行为本身，而在于“征利”的目的，倘若征利的目的是为“天下理财”，那么其合理性是无可厚非的；

针对司马光“拒谏”的指责，作者认为，批评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只有拒绝正确的批评才能被称之为“拒谏”，而“辟邪说，难壬人”则是拒绝错误的批评；

文章最后讲到“致怨”一题，作者在这里反戈一击，指出敢于愤击流俗、兴利除弊的新法必然会触及一些权贵的既得利益，而那些苟且偷安、同俗自媚的人却不忧国事、讨好众人，以此为安身之方。作者以盘庚迁都为例，说明只要“度义而后动”，则“人言不足畏惧”，表明自己实行新法的决心。

清代吴汝纶评论本文说：“固由兀傲性成，究亦理足气盛，故劲悍廉厉无枝叶如此”。纵观全文，其评论确实准确把握了本文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