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物之初，无不简朴。草衣卉服，而后有冠裳；巢居穴处，而后有宫室；汙尊抔饮，而后有樽罍；结绳画卦，而后有文字。惟刻工亦然，刻竹削牍，镂金勒石，皆以刀作字之先河。然纪事多用竹木，《汉书·东方朔传》：奏三千奏牍。此古人公牍用木刻字之证。又姚方兴于大航头得《舜典》二十字，此亦木刻之仅存者。纪功专用金石。〔古鼎彝金器字，有范铸者，有刀刻者，汉印亦然。今之所谓单刀法者，即当时刻印字也。〕划然二途，各有体也。汉末，蔡邕书《九经》，刻石鸿都太学，是为以石刻经之始。自后魏三体之《尚书》、《左传》，唐石台之隶书《孝经》，皆在开成十二经之先，以其时未知刻版之利便也。唐开元御书《道德经》，今易州石刻乃其旧本。以石刻子，殆始于此时。然实胚胎于六朝厓峪石幢之刻佛经。盖魏晋以后，佛老大行。其刻《道德经》，乃重释老，非刻诸子也。故论有唐一代文治之盛，全在初盛之时。石刻既繁，木版亦因之而出。柳玭《训序》所云，蜀时书肆，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可见当时蜀刻之广。迨乎末造，五季雕匠人役，学有专门。《六经》、《文选》大部书，亦遂层出不穷，非复墨搨纸钞之多所濡滞矣。夫石刻毡椎，旷工废日；装潢褾背，费亦不赀。因是群趋于刻板之一途，遂开书坊之利薮，此亦文治艺术由渐而进之效也。吾尝言汉儒以后有功经传者三人：一为刘歆，一为蔡邕，一为冯道。有刘歆之《七略》，班固乃得因之为《艺文志》，于是经师不传之本，可以睹其目而知其人，此功之至大者也。其次则蔡邕之刻石，俾士人得睹全经。冯道之刻板，俾诸经各有读本。两庑特豚之祀，与其为语录空谈之儒所窃据，何若进此三人之餍人心志哉！虽然，此三人者，一则臣事王莽，一则失身董卓，一则为五姓恩荣之长乐老。至今为人口实，不得稍为之宽假。是则出处之际又不可不自审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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