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鸡罩笼”房

陶玉明

21世纪，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我的老家——地处澜沧江峡谷中山地区的双江自治县大文乡大南矮村迎来了一个“脱胎换骨”的历史性巨变。随着“哗啦啦”的一声巨响，村里的最后一幢土木结构“鸡罩笼”房被推倒拆除了。从此，这里的布朗族告别了世世代代居住茅草房的时代。

改革开放都30多年了，这幢布朗族古老民居房之所以遗存到这个时候有两个原因：一是这户人家确实太穷了，如果遇不到国家扶持人口较少民族这样的特殊政策和“整村推进”工程这样的良好机遇，这幢房子可能一时还拆除不了；二是像这样的古民居房在双江这样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也只有三四幢了，许多文化工作者建议要保护下来，否则以后照一张照片也找不到参照物。

过去，布朗族的“鸡罩笼”房只会在修缮的时候更换茅草屋顶，推倒重建还是开天辟地的事。这个民族自古就生活在中国云南澜沧江和怒江流域，是一个总人口不到10万的人口较少民族。布朗族生活的地区生存环境恶劣，经济文化落后，这一区域被许多人类学家称为“人类最后的秘境”。其实，“人类最后的秘境”说白了是最原始、最落后、外界很少介入的地区。

我的老家双江自治县大文乡大南矮村就坐落在澜沧江边的峡谷深山中。这些地方，什么都不长，就会疯长建盖“鸡罩笼”房用的麻栗树和山茅草。

历史上，布朗族村寨大都建在澜沧江边的中山地带，村寨四周多为险峻的陡坡。古老的村寨有寨墙，寨墙由带刺的树丛或者石块围成，这可能是用于防御外敌的需要吧。新中国成立后，老家已经没有了这种寨墙，取而代之的是密密匝匝的一排排龙舌兰。其实用龙舌兰作为村寨的围墙也只是起到防范牲畜的作用，哪有什么盗贼来光顾这些不毛之地呢。在布朗族村寨里，没有一道上锁的门，这除了说明当地民风良好，没有盗贼之外，主要还是因为穷，穷得家无分文，连盗贼也看不起。按当地的说法就是丢进去一个石头也打不着一个瓦罐。

老家的名字“南矮”与水有关。那个地方坡陡谷深，气候炎热，饮水困难，被人们称为“用土罐背水的地方”。“喝水”就是“艰难”的故事一时间也在这里流传过。过去有一个下乡工作队员到这个地方，一路疲乏，饥渴难耐，便唉声叹气道：这个地方喝一口水如此的艰难。有一个老奶奶听后随即从屋里舀来了一瓢凉水给这位工作人员喝。工作人员纳闷：不是说这个地方的老人都听不懂汉语吗，怎么会知道我想喝水？后来问村干部才知道：这里的布朗语，喝水叫“艰难”，“艰难”就是喝水。

有人戏称：江边山坡陡谷深路难行，猴子过山淌眼泪，岩羊下地滚撇坡。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为遮风挡雨，御寒避暑，布朗人的先辈们发明了“鸡罩笼”房。这种房子以椿树、麻栗树作柱，架三道梁，椽子长5米左右，出水较陡，中柱高3米以上，屋檐与地面的距离不超过1米。两边山墙再接架屋檐，整个建筑成为四面出水的“孔明帽子”式样，屋檐以下的部分用竹片围起，敷上用稻草搅拌的泥土作墙壁。一幢房子当天竖柱，当天挂墙和盖顶，早上动工，下午完工，太阳不落山就盖好了。这种房屋近看像用斗笠罩着的鸡窝篓，远看像地里长出的一朵朵鸡枞，所以人们称之为 “鸡罩笼”房。房子像鸡笼一样，其空间之狭小，其造型之简陋可想而知。

“鸡罩笼房”设计粗糙简陋，一般只有两室一厅，左右两室，一室给老人居住，一室给年轻人居住。所谓的正厅也是多功能的，正中有煮饭烤火的火塘，一侧有置放着大铁锅用来煮猪食的大灶，正中后侧还要摆放一张床，用于来客住宿接待。过去，老家大南矮村全部是这种“鸡罩笼”房，尽管这房子有冬暖夏凉的特点，但其弊病还是很多。这种房子，屋面低矮、室内狭窄，光线黑暗，在原始古朴中总摆脱不了沧桑凄凉的一面。看到这种房子，总让人禁不住低吟起杜甫的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以下，我要讲讲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鸡罩笼”房下的人们是在怎样一种状态下生存的？

我的祖父、祖母在鸡罩笼房里生活了一辈子不知道什么叫生活。白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活，晚上还要在昏暗的松明火光下舂碓磨面、纺纱织布，这就是他们的生存方式。鸡罩笼房里陪伴他们一生的是土锅、土碗和土盆，挑水的桶是用松树凿成的木桶，洗脸用的盆也是用一节苦竹砍凿而成的竹盆。除了锄头、砍刀和犁铧，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工业产品。

看到过往的商人穿着汉族服装途经布朗族村寨他们就会躲跑。这是因为长期与外界隔绝，使他们对外来民族充满畏惧的缘故。当时，他们觉得十分稀奇的是“洋火”，这是他们赖以生存必不可少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这东西就是现在用的火柴。为了见见世面，哪怕只是看到一幢瓦房，祖父背井离乡来到勐勐坝打工。后来，钱没赚到却让疟疾夺去了生命，听说当时勐勐坝疟疾流行，有“要到勐勐坝先把老婆嫁”的说法。祖父死后，祖母没有改嫁，一辈子就守着那一幢鸡罩笼房，后来一场大火把整个村子的鸡罩笼房烧光了，本来就贫穷的村寨就只剩下了一堆废墟，没有了粮食，人们就上山挖山茅野菜，祖母在一次上山时又摔成了植物人。在当时的社会里，鸡罩笼房下生存的人们的生命就是如此的脆弱。

到了父母这一代算是好多了，没有阶级压迫，布朗山寨的鸡罩笼房挂上了小喇叭，可以随时听到来自中央、省、市、县和人民公社的声音，洋锅、洋盆和洋碗也开始进入布朗村寨。那时所说的“洋货”不外乎就是这些生活用品，反正，只要是工业产品，大家都觉得很“洋气”。听父母讲，他们结婚的时候主菜虽然只是南瓜汤，但是他们第一次穿上了洋布衣服，下乡的上海知青还送给父亲一顶军帽，送给母亲一枚毛主席像章，这是他们一辈子最难忘最幸福的时光。

也许是昏暗的鸡罩笼房下没有电的缘故吧，人们吃了饭就只得睡觉。布朗族村寨里，人们肚子都吃不饱，人口却增长得很快。一段时间里，在山上可以看到人们挖出的野薯坑比电影《上岗岭》里的炮弹坑还要密。我们家一共6姊妹，加上父母一共8口人，在一室两厅的鸡罩笼房里共同生活可谓其“乐”无穷。

当我们姊妹几个都长大了的时候，有许多朋友都会来找我们玩。可就是因为房屋狭小，没有单独的房间，我们姊妹几个与朋友的交流都是在客厅的火塘边上进行。那个时候正是哥哥姐姐们谈恋爱的时候，因为住这样狭小的房子，让他们失去了许多浪漫的时光。

1978年，温暖的春风吹进了布朗村寨，次年春天，布朗村寨的第一幢瓦房拔地而起。记得建盖这幢瓦房的时候，寨子里的那位召色（主持祭祀活动的人），又是磕头又是念经的，叫魂用的红线拴遍了村寨旁的每一棵神树。在以后的十几年里，瓦房、砖房和楼房雨后春笋般地在布朗村寨相继建盖起来。再往以后20多年的时间里，布朗村寨彻底改变了旧时的模样：先是“三通四有一消除”，后是“整村推进”，再是“三村建设”，而后是“广播电视村村通”，最后又是交通建设上的“通达工程”、“通畅工程”。如今的布朗山寨成了澜沧江边新农村建设的“小香港”，进村铺起了硬板路，农户盖起了小洋房，汽车摩托路上跑，高档电器进农家。

被遗留到21世纪的那幢鸡罩笼房是一位孤寡老人的房子，政府动员了几次她都没有拆除。最后，等“三村”工作队进村说是要消除茅草房的时候，老人家才以服从党和政府安排的态度，不得不忍痛割爱了。当几个工作队员和村民们一起动手推倒那幢鸡罩笼房的时候，老人家面对缓缓倾斜的老房子激动得老泪横秋，然后举起枯枝般的右臂作挥手道别的模样。

我是党和人民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青少年时代，我就生活在澜沧江畔这个偏僻遥远的布朗族山寨里。作为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我的祖先和父辈们吃的是黑色的杂粮，穿的是黑色的衣服，住的是黑暗的草屋，每天面对的是肤色黝黑的同胞。面对“黑色”，读书识字的我产生了一种叛逆心理，青少年时代我就萌生出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长大以后，要“吃汉人吃的大白米饭，穿汉人穿的漂白衣衫，住汉人住的大白瓦房，娶汉族姑娘做老婆”。这样的一系列梦想，我相信我的祖先和父辈们也曾经产生过。但在那样一个地方、那样一个时代和那样的一个民族，这样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我的祖上是当地世袭的布朗族头人的家族，可是那时的头人也是贫穷民族的头人，正因如此，我的爷爷一辈子也没有见过大白瓦房，我的奶奶一辈子也没有吃过大白米饭，我的父亲一辈子也没有穿过汉族衣衫，我的母亲更没想到她的儿媳会是一位肤色白净的汉族姑娘。因为贫穷和疾病，在我七岁那年，我的母亲就离开了人世，她没能看到我们成长以后的幸福日子，更没看到我理想中所描述的美满生活。

当我把青少年时代的这些梦想都变成了现实的时候，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母亲过世得太早，没能和我一起分享新中国给我的民族带来的福祉以及党和政府给我的家庭带来的幸福生活。我从一位布朗少年成长为一位处级干部，从一位不会讲汉语的布朗男孩成长为一位少数民族作家，从遥远的澜沧江畔走到北京城。这是我的父辈做梦也不会想到的。2012年，我获得全国第十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我的获奖感言让在场的许多著名作家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发自肺腑地说： 骏马奖的掌声不该属于我，应该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属于我们这一伟大的时代。是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创造了这个伟大的时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让我的民族从贫穷走向富裕，从落后走向文明，我的笔墨将永远为人民的梦想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