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身汉的收音机

叶　平

儿时，随父母在边疆生活，那时，大人们每天能够看到的报纸都是10天以前的“晚报”，就更不用说广播了。因为没有信号覆盖，我们这般娃儿自然也就没有广播电台、收音机这些概念。从内地到边疆后，家里原有的一台苏联“莫斯科”牌收音机也就成了摆设，高高地“贡”在一支大皮箱上面。只有奶奶经常地拿下来，擦一擦灰尘，再叹一口气说：“什么也收不着，倒不如拿来换粮票买米。”说完又原样放回那只大皮箱上。

到了我念中学的时候，在一次年级物理趣味小组活动课上，物理教师卢子元给大家讲解矿石收音机的制作原理。他是高中的物理课教师，在学生的心目中，卢老师是响当当的物理权威。直到“文化大革命”时，全校人都停课闹革命，我和戴开华、张晋昆三个只要有机会，就跑到学校的物理实验室里，偷用那里的烙铁，去焊收音机。那时我用两块四角钱买到一支360P的可变电容器，令不少同学羡慕不已。后来，我们自己装配的单管收音机能够收到广播，就像过年得到了压岁钱一样高兴。到我参军入伍的时候，我们哥们三个，都已经能够装配双管“超外差”式收音机。在入伍头两年里，哥们的来信大多都是交流无线电知识，分享装配收音机的喜悦。

那时候，社会上的许多消息都是通过收音机“出口转内销”流传开来的。可我没有那样的闲工夫。部队领导安排给我一件特别“重要而又光荣”的任务，就是用一台“牡丹”牌收音机，在晚上专门抄录广播电台用记录速度播报的“最新最高指示”，整理好后天亮上班立即送到首长办公室。过后就是部队高举红旗，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宣传庆祝毛主席又一“最新最高指示”的发表。

1971年春，利用到内地开会的机会，我看到市面上有一款特别时尚的收音机，只有3个火柴盒大小。连续两天的午休时间，我都跑到那里看稀奇。这是沈阳产的“梅花鹿”牌半导体中波收音机，橘黄色的塑料机壳，深蓝色的频波面板，十分精致小巧。当时，那是我见到的最小的一款收音机。看看价钱，42元，真是不买眼馋，买又太贵。左思右想，咬咬牙狠狠心买了下来。从此可是了不得了，每天一早上班，大家都能从我的身上听到广播电台的声音。我衣兜里揣着“梅花鹿”，心里美滋滋地……

这般好景不过半年，基层上来开会的一位团政委，看上了我的“梅花鹿”，既强调边防文化生活单调、又强调收听广播对政治学习是多么重要等等，硬是摆下几张钱“抢”走了我的“梅花鹿”。事隔15年后，我到这位大政委的家乡采访，已经是县委领导的他，一见面还笑嘻嘻地讲起花钱“抢”我“梅花鹿”的事来。原来当年他回到边防，“梅花鹿”什么都收不到，只好收藏起来。转业回到家乡，“梅花鹿”成了他每天收听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的唯一工具。

单身汉的生活本来就比较孤单，再加上没有了收音机，我的日子就更加枯燥。后来，部队机关发票供应一批上海无线电二厂生产的“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不但管多，而且能够收中波和短波信号。那黑色的硬皮套，还配有一支牙白色的耳塞，看了真让人眼馋。大概是因为价格比较贵，领导就让我这个无负担的单身汉得到了一张购买劵。自打有了这台“红灯”后，我又变成了“快乐的单身汉”。无论是早上起床，还是午后纳凉，或者是下部队采访，这台心爱的“红灯”都伴随着我度过一生中难忘的军旅生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那一年，可能是我跟广播的缘分和对新闻的领悟，我离开部队后到了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保山记者站工作。电台采通组的领导朱江同志发了一台“熊猫”牌的收音机给我。“熊猫”收音机虽然比“红灯”大一些，但在当时是全国最高档次的国产半导体收音机。我第一次见到这款收音机是在1972年雪印的家中。雪印同志是多年跟随周恩来总理的新闻摄影记者，在他离开周总理时，邓颖超送了一台“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给他作纪念。于是，我心里热了起来，从配发“熊猫”收音机的待遇上，我掂量到了记者站的工作分量一定不轻，得铆足劲地去干。从此，我就有了两台半导体收音机。后来，我靠收音机的帮助，完成了广播电视大学语文类新闻专业的全部课程。就这样，收音机陪伴我在新闻工作的征程上一路走来。

胡耀邦总书记第一次来云南考察工作，到保山下飞机后直接到板桥公社视察，提出了全国要加强农村小城镇建设。当天下午，保山地委办公室主任陶汝松找到地区广播站的和家强，要他提供一台小巧、收听效果好的收音机给胡耀邦总书记。和家强考虑到云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站的收音机能够收听短波、中波，音质也比较好。于是请记者站把收音机借出来，供总书记用。“熊猫”牌收音机是最好的，但一时间买不到4号电池，只好把“红灯”牌收音机送去广播站。为了考虑到好装放电池，和家强又用剪刀把电位器与皮套的部位做了改动。10天后，“红灯”通过地委办公室和广播站又回到我的身边。和家强用浓重的纳西口音说：“了不得呢！总书记都用过的收音机，你要好好保管起来，以后会有意思呢。”

离开广告部到国际频率工作后，许多短波收音机都没有“6035”的频点，我又重新翻出珍藏了多年的“红灯”，收听短波广播。不论是搞边境调研，还是完成广播采访任务，收音机都伴随着我跑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2006年6月在云龙县完成节目《山中的精灵们》后，我已经跑遍了全省129个县（市），直到云南广播博物馆成立，我那台心爱的“红灯”静静地躺在玻璃罩里供人们参观。我先后两次到博物馆去看“红灯”，每次它都好像在晃动着闪亮的天线，微微地笑着对我说：“主人，您也该歇歇脚了。”

收音机，是我人生的伴侣。

广播，是我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本文写于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