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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起书书

时间:2023-01-0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秋垣世兄来高邮,奉到手书,并大集B四本。已录其所爱者为一册,存之案头,以当晤对。诗以言志,取达性情为上。A这封书信,原载李柏荣著《魏源师友记》中《陈起书》一文中。陈起书,字通甫,号松心,清朝郴县永丰乡鸦溪村人。因魏源之三女儿魏秀均嫁给陈起诗之长子陈善圻,故魏源在文中称其为亲家。高邮,隶属今江苏省扬州市。大集,指陈起书的《撼山草堂遗稿》。句意为弟弟的诗已超过哥哥。J[云翁]陈起诗,号云心、筠心。

清·魏 源

松心仁兄亲家左右:

秋垣世兄来高邮,奉到手书,并大集B四本。快读数日,茅塞顿开。子由造就,已过子瞻C。而五言古诗高古处,直逼汉魏,本朝实在三数人间。已录其所爱者为一册,存之案头,以当晤对。其原集交世兄携还,以防散佚。弟近亦收拾文集,惜道远不能就正。

今有所欲言者,窃谓诗集宜分体,不必编年,《三百篇》其大例也。况山林闲适,非如杜、韩、苏诸公,出处关系史事,何必各体杂陈,徒迷读者之目?且集中精华,全在五古,故选以冠首。诗以言志,取达性情为上。拟古太多,则蹈明七子习气。古人如陶、阮、陈、杜,皆抒胸臆,独有千古。太白青田乐府,一时借古题以述时事,东坡和陶,借古韵以寄性情,字字皆自己之诗,与明七子优孟学语D,有天渊之别。此诗家真伪关,不可滥借。集中拟古,次古韵诸题,美者固多,终恐掩瑜之累,窃望删之。又集中咏怀诗多,山水诗少;离别诗多,关系诗E少。蜀山之高,沧海之阔,以至桂林阳朔奇秀甲天下,一叶扁舟,溯洄其间,何患清妙之气不勃勃腕下?又如乡俗之淳漓F,年荒钱荒之得失,近来楚粤兵事之琐尾G,作歌志哀,以备采风,何患律诗不与杜陵媲美?昔人“时非天宝,位非拾遗”之诮H,谓泛论朝政,出位言高;非谓家乡切虑,民风谣俗,亦在所禁,试问国风I采自何人耶?近来想有感时之作,无妨附入。

尊兄云翁J诗,选入《沅湘集》者,将赠弟之作,一《湘潭次白马王彪韵》,一《次谢惠连韵》,皆删去,云翁诗甚少,又无专集,望将此二诗附刻于尊集次兄韵之下,则两全其美矣。

廿载至交,千里一纸,不敢以寒暄套语塞责。谨以代晤。惟察而教之是幸!

姻愚弟魏源顿首

【注释】

A这封书信,原载李柏荣著《魏源师友记》中《陈起书》一文中。陈起书,字通甫,号松心,清朝郴县永丰乡鸦溪(一名雅溪)村(今郴州市苏仙区白露 塘镇雅市村)人。他是陈起诗的弟弟,著有《撼山草堂遗稿》。魏源评价该文集道:“集中精华,全在五古。律体感时之作,亦媲美杜陵。诗虽不多,而怀抱之奇,性情之笃,亦可得其大凡矣。”因魏源之三女儿魏秀均嫁给陈起诗之长子陈善圻,故魏源在文中称其为亲家。陈起诗(1795-1842),字敦甫,号筠心、云心,杰出文学才子,近代著名经世致用学者,“湖南四杰”(陈起诗、魏源、汤鹏、左宗植)之一。魏源(1794-1857),名远达,字良图,号默深,湖南邵阳人。近代启蒙思想家,史学家。道光二十五年进士,曾任知县、知州,他研究经术,属于“通经致用”的今文学派。B[“秋垣”起三句]世兄,旧时有世交的同辈之间的互称,也用于对有世交的晚辈的尊称。高邮,隶属今江苏省扬州市。大集,指陈起书的《撼山草堂遗稿》。C[子由造就,已过子瞻]苏辙字子由,苏轼字子瞻。造就,造诣、成就。句意为弟弟的诗已超过哥哥。D[优孟学语]优孟,成语“优孟衣冠”之省,比喻一味模仿,力求相似。学语,学习别人说话,这里指明七子写拟古诗。E[关系诗]关注现实的诗歌。F[淳漓]淳,淳朴。漓,不淳朴。出自陆游诗《何君墓表》:“一卷之诗有淳漓,一篇之诗有善病。”病,毛病、缺点。G[琐尾]成语“琐尾流离”之省。琐尾:细小时美好。流离:枭的别名。枭鸟细小时很可爱,长大后却非常丑恶、凶猛。形容人开始欢乐,末了衰微。也比喻善始不能善终,或处境由顺利转为艰难。H[“昔”句]天宝,指杜甫经历过的唐代天宝年间;拾遗,杜甫曾任左拾遗。“时非天宝,位非拾遗”的意思是没有处在政局由盛而衰的时代,也没有担任负责讽谏和荐举人才的官员,暗指自己不是彼时彼地的杜甫,就不必写那种忧国忧民的感怀诗。I[国风]《诗经》的一个部分,主要是民歌,共15国风,160篇。J[云翁]陈起诗,号云心、筠心。

【翻译】

松心仁兄亲家左右:

世兄秋垣来到高邮,送来您的亲笔信,还有您的诗集四本。我痛快地阅读了几天,感觉茅塞顿开。让人生起“子由造就,已过子瞻”的感慨。而其中的五言诗高妙古朴的地方,水平直达两汉魏晋的五言诗,而当今我朝写五言诗处在这个水平的确实也就在三两个人之间。我已经抄录了其中自己最喜欢的诗篇另编成一本册子,把它存放在我的书案上,以此来表示我每天都可以和你相互酬答。您那四本诗集原稿我已交还给世兄秋垣,由他带回去,以防止诗稿散失。我近来也在收集整理自己的文稿,可惜因为路途遥远不能够送到您的面前请您斧正。

现在我想说的就是,我私下里认为,诗集应该分体裁编辑,不一定要按照写作时间的先后来编,《诗经》采用的就是这种重要的体例。更何况,这些反映山林之美、表达闲适之情的诗,并不像杜甫、韩愈、苏轼诸位先生写的诗一样,所写内容都关系到一段历史事实,又何必要把各种体裁的诗歌都编在一起来表示是一个时期的,从而徒然迷惑读者的眼睛呢?况且您诗集中的精华之处都在五言古诗中,所以可以选择五言古诗来放置在诗集的开篇部分。诗歌是用来抒发情感的,能够很好地表达真情实感的就是上等作品。拟古诗太多,就会走进明朝七子的习气。像陶渊明、阮籍、陈子昂、杜甫等古诗人,都是因为在诗歌中抒发真情实感而独步千古的。李白的青田乐府诗歌,虽是拟古诗,却都是在某一时期假借古题来记述当时的事情,苏轼和陶渊明都善于借助古诗的体式来寄托自己的真性情,他们诗歌中的每个字都是自己的创新,和明朝七子的一味模仿古人的做法有着天壤之别。这是判别真假诗人的关键,不可以滥加模仿。您诗集中的拟古诗,以及以“次某某古韵”为题的诗歌,佳作固然很多,但是最终恐怕难以掩饰美中不足之处,我私自以为删除它们为好。另外,您诗集中咏怀诗多,山水诗少;写离别的诗多,关注现实的诗少。你那里有高高的蜀山,辽阔的沧海,还有桂林、阳朔奇特秀美的景致乃天下第一,乘一叶扁舟,徜徉其中,这样还怎么担心清高玄妙的诗情不会犹如泉涌般大量出自您的手笔呢?又有如乡间民俗的淳朴与不淳朴,闹年荒和钱荒时的得与失,近来湖南广东一带战事的盛衰转变,这些情况都可以写进诗里,抒发哀伤之情,以供朝廷采风之用,这样还怎么担心自己写的律诗不能够和杜甫的律诗媲美呢?前人有“时非天宝,位非拾遗”的讥讽之语,说的是写诗泛泛地议论朝廷政事,那是超越本分去说空话;并不是说写诗表达对自己家乡深切思虑,反映民间风俗的诗,也在被禁之列,试问,《诗经》里的“国风”是从哪些人手中收集而来的呢?近来想必您有些有感于时事的诗作,不妨收入诗集当中。

尊兄云翁的诗作,在入选《沅湘集》的时候,将其中他题赠给我的两首诗,一首是《湘潭次白马王彪韵》,一首是《次谢惠连韵》,都给删除了,而云翁的诗作本来就很少,又没有专门的诗集,希望你将这两首诗刻录入您的诗集中“次兄韵”那部分篇目的后面,那么这事就可以两全其美了。

我们两人是有着二十年交情的最要好的朋友,相隔千里之遥,只凭一纸书信,我不敢在信中拿一些相互寒暄的客套话来敷衍您。谨以这封信代替面对面的交流。切望您明了我的心思,并让我有幸得到您的教导!

姻愚弟魏源顿首

【赏析】

魏源,是一位处在中国社会出现“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他是以改革家、思想家和史学家著称于世的,因此其文学成就往往为其思想和实践的光辉所遮掩。《与陈起书书》就是魏源先生的文学思想特别是诗歌创作思想体现得较为集中的一篇文章。

正如作者在文末所说“不敢以寒暄套语塞责”,文章第一段直接交代书信往来的背景,即本文的写作缘起:陈起书将自己的诗集交由秋垣带到魏源处,请魏源先生为自己的诗集提出修改意见。这就为下文中魏源借此为话题,发表了自己对诗歌创作的一些看法,并对诗集的编录委婉提出自己的意见埋下了伏笔。又细述自己拜读“大集”,大受启发,最爱“五古”,常备案头,“以当晤对”,有意请教等事,字里行间除稍带客气外,更充分表示了自己与陈起书的亲密关系和深挚友谊,这为话题的展开和交流营造了融洽的气氛。

第二段中,魏源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对诗歌创作整理方面的三点看法。第一,体例观。魏源认为“诗集宜分体,不必编年”,即编辑诗歌集子的时候,应该按照诗歌的体裁编写,而不应该依照诗歌的创作年代的先后顺序编写,像《诗经》就是按照“风、雅、颂”三体进行分类的,明确反对将各种体裁的诗歌杂陈于一本诗集,徒然迷惑读者之目的做法。作者还具体地指出,反映平时“山林闲适”生活的诗作,与杜甫、韩愈、苏轼等大诗人那些很有时代特点的诗作相比,编录可以不同。如此陈述,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可操作性。第二,创作观。魏源以为诗歌应该是诗人真性情的表达,认为“诗以言志,取达性情为上”。他旗帜鲜明地反对那种“拟古太多”的明朝前七子的不良诗风,并将明朝前七子和诗歌大家杜甫、陶渊明、李白等进行对比,认为只有很好地抒发真情实感才能够在诗坛上独步千古。即便是像李白那样写拟古诗,也仅仅是借助古题而已,传达的也都是诗人自己针对现实的所思所感。充分比较阐述之后,一句“此诗家真伪关,不可滥借”可谓水到渠成。第三,题材观。魏源以为陈起书的诗集中“咏怀诗多,山水诗少;离别诗多,关系诗少”,含蓄地指出了陈起书的诗歌对现实的观照太少,而对一己关注得太多,有脱离现实的不足倾向。为此,魏源诚恳地建议陈起书,身处高山阔海,可以游览“桂林阳朔奇秀天下”的美景,驾“一叶扁舟,溯洄其间”,这样才能够让自己心生清妙之气,才能够文思泉涌,妙笔生花。也可以体察“乡俗之淳漓”,民间的苦乐,乱世的得失,乃至“楚粤兵事之琐尾”,多加以关注,或可“作歌志哀,以备采风”,这样就不愁诗意不到心头,诗句不现笔端。这种通俗的说法,其实体现了魏源“感世伤时”、“经世致用”的文学主张。

魏源生于1794年,卒于1857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史学家。从其生卒年份可以看出,他处在中国社会由思想极其封闭的晚清封建社会被迫转型为“两半社会”的初期,当时的文人“两耳不闻窗外事”,“皓首穷经”,对现实危机关注得非常少,这在魏源这种视野较为开阔的士大夫看来是极其不合时宜的,确实令人痛心疾首。本文虽然是一篇阐述自己诗歌创作思想的书信,但是其间透露出的扎根现实、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却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有着永恒的历史意义,今天读来犹让人受益良多。这对那种只知道玩弄文字游戏、“于国于家无益”的“文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骚客”来说,不啻当头一记棒喝。

(李太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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