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20年，刘裕取代东晋建宋，史称南朝宋。在北方，拓跋焘于公元423年嗣立为北魏帝，不久统一了北方。南北双方经过一段时间的征战，都无所获，于是进入了相对稳定时期。当时朝代更替频繁，除北魏维持了149年外，其馀都只有几十年。但这些朝代更替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战争，而是政变式的，因此破坏不大，经济、文化仍不断发展，特别是南朝，江南得到迅速开发。南朝的几代皇帝中，又不乏在创作上或文学批评上有一定成就的人，而许多宗室也都喜爱文学，并招纳文士。这种最高阶层对文学的提倡，必然形成一种风气，从而有力地刺激了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南朝文学的风气，最为突出的是求新求变，因此在不算很长的时间内，文学的面貌发生了不小变化，新题材、新形式、新风格不断出现，为唐诗的繁荣铺路架桥，开拓了广阔的道路。
刘宋时，诗坛上首先发生的重大变化是东晋末年一度盛行的玄言诗逐渐淡出，山水诗兴起。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不断变化的，总体说来是由对峙到亲善。远古时代，人类对自然是惧怕、敬畏，觉得山山水水都有神灵在主宰，自然的力量是人类无法抗拒的。但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类开始局部驾驭自然。再后来则对自然有了进一步认识，并能把握自然。人类处于畏惧自然时，当然欣赏不了自然美，也就产生不了山水诗。到人类能局部驾驭自然时，才逐渐发现了自然美，在诗歌中也就出现了一言半语的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与赞美。只有人类在思想上认识了自然，把握了自然，与自然有了进一步沟通，才能产生把山水作为审美对象的山水诗。因此山水诗的产生，意味着人类在征服自然中的一次飞跃，也是人类思想认识上的一次飞跃。东晋初，北方的士大夫随晋室南迁，看到江南山水秀丽可人，引起了他们很大的兴趣。随着江南的不断开发，士人对山水的兴趣更浓，不少人达到沉湎的程度。
山水诗的开创者是东晋的零陵太守庾阐，他现存诗20首，专写山水的有6首，其馀有《游仙诗》10首，也常常涉及山水，《采药诗》和《江都遇风诗》中涉及山水更多。他的山水诗总体说来质木少文，形象性不强。例如《观石鼓诗》：“命驾观奇逸，径骛造灵山。朝济清溪岸，夕憩五龙泉。鸣石含潜响，雷骇震九天。妙化非不有，莫知神自然。翔霄拂翠岭，绿涧漱岩间。手澡春泉洁，目玩阳葩鲜。”这是一首记述游览石鼓山的诗，已开始摆脱玄言诗的抽象成分，加入了不少自然景物的描写。这首诗虽然不出色，只客观描述了游山时所见所闻的景物，但已具有写景时注重词句锤炼、讲究色调鲜明、声音铿锵、句子对仗等六朝人写景的特色。谢灵运的山水诗正是在此基础上改进和发展起来的，并彻底扭转了东晋时期玄学侵入文学后，造成文学所呈现出的枯寂乏味现象。对此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得好：“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一、谢灵运
谢灵运（385—433），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附近）。出身于东晋最显赫的世族家庭，其祖父是淝水之战的主将谢玄。他年轻时即袭封康乐公（入宋后依例降为侯爵），故世称谢康乐。他门第既高，又资质过人，然性格高傲，政治上企望也大，然而缺乏政治家的素质与涵养，显得敏感、外露、急躁，因此常遭失败。少帝时，因卷入了最高层的权力之争，加以他常诋毁执政大臣徐羡等人，因此被遣，出为永嘉（在今浙江省）太守，不久称疾隐居。后又出任临川（在今江西省）内史，他的山水诗大多是在外放期间写的。据《宋书·谢灵运传》记载：“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还说“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由此可见谢灵运的山水诗在当时影响很大，跟他差不多同时的陶渊明却无此殊荣。尽管在唐代以后，陶渊明的名声远远盖过谢灵运，但陶渊明的田园诗在当时并无多大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语言风格上，谢灵运以富丽精工的语言模山范水，因此他更能迎合当时社会尚华美的风气。其次，在内容上，奇丽的山川比平常的田园更吸引人，特别是贵族，对普通的田园景色是不屑一顾的。再次，身份地位不同，谢灵运出身于东晋最显赫的豪门世族，这是陶渊明所无法比拟的，地位高当然容易受到贵族的重视。谢灵运最重要的贡献是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演变，开创了中国古典诗歌中最重要流派之一的山水诗派。而且由诗影响到画，中国画在此之前都是人物肖像画，在此以后才出现了山水画，同时还产生了诗画结合的题画诗。
谢灵运之功在于开创山水诗派，使诗从玄言诗向山水诗演变，创作了大量山水诗。他注重对山水的感性美的刻画，人性觉醒在诗里的表现得到进一步深化，人跟大自然进一步亲和。但毕竟处于开创时期，从整体来看，他的诗还不够完美，对景物刻画虽然逼真细致，但过于雕琢堆砌，正如钟嵘在《诗品》中所说的“颇以繁富为累”。他的山水诗不少是记述游历经过，记得烦琐，似写日记如流水账，缺少概括提炼。他的诗从玄言诗演变过来，但是变得不够彻底，因此写景之后，常常还拖一个粗长的玄言尾巴，或宣扬老庄哲理，或述说佛学，显得枯燥乏味，令人不愿卒读。他还喜好掉书袋，多用典故，用语也深奥，读起来既拗口又费解，不像陶诗那样明白流畅。我们不妨来读一读他毛病较少的名作：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
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
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
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
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
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
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登池上楼》
朝搴苑中兰，畏彼霜下歇。
暝还云际宿，弄此石上月。
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
异音同至听，殊响俱清越。
妙物莫为赏，芳醑谁与伐。
美人竟不来，阳阿徒晞发。
——《石门岩上宿》
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
孤客伤逝湍，徒旅苦奔峭。
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曜。
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
遭物悼迁斥，存期得要妙。
既秉上皇心，岂屑末代诮。
目睹严子濑，想属任公钓。
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
——《七里濑》
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
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
乘月听哀狖，浥露馥芳荪。
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
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
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
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
灵物吝珍怪，异人秘精魂。
金膏灭明光，水碧缀流温。
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敦。
——《入彭蠡湖口》
以上几首是谢诗中较为出色的山水诗，我们所说的毛病少一些，但也还存在。其优点在于着力模山范水，重视形似，注重做到形象逼真；赋予山水以一定的人格精神，在山水诗中透露出他那种超拔俗流、孤芳自赏的情怀；注重锤炼词句，诗中常有优美、精致的句子，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等。在这些诗里我们看到，谢灵运和陶渊明的诗风截然不同，并由此开创了两种不同的诗风。陶渊明体现了高古、质朴、自然、淡雅的诗风，谢灵运则开创了清新、华美、精致、典雅的诗风，尽管如此，山水诗也好，田园诗也好，二者都以自然景物为审美对象，因此后世把田园诗与山水诗合二为一，到唐代形成了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
二、颜延之
颜延之（384—456），字延年，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少孤贫，居陋室，喜读书，无所不览，年30犹未完婚。先仕于晋，入宋后官至光禄大夫，故世称颜光禄。他居身清约，不营财利，自奉节俭，布衣蔬食。同时，他又好饮酒，性情疏诞，恃才傲物，不肯曲阿权要。儿子颜竣为宋武帝器重，做了高官，但他仍过着俭朴的生活，不受儿子资助，还常对儿子说：“平生不喜见要人，今不幸见汝。”他在当时诗坛上名噪一时，与谢灵运并称颜、谢。颜延之的诗作与他的性格之间存在一个奇怪的矛盾现象，反差极大。他虽然为人清高节俭，不贪图名利，不曲阿权要，而他现存的诗却大多为应诏侍宴之辞、应酬唱和之作以及一些拟古乐府的诗歌，这些诗突出地卖弄学问显示才华，因此语言艰深，大量使用典故，爱铺陈，重藻饰，喜对仗，形成了繁密深重、华美典雅的风格，极端发展了陆机的诗歌修辞化倾向，《南史》本传引鲍照对他的评论：“铺锦列绣，亦雕绘满眼。”颜延之与谢灵运同时，正是玄学清谈盛行之时，他不受这股风气影响，而是信仰儒学，诗中大量引用的典故都出于儒家经典。崇尚儒学，正是当时皇权政治的需要，刘义隆即位后，大肆鼓吹儒学，确立以儒学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颜延之的诗正是在这股潮流中形成的“诵美之章”。颜诗的锤炼词句，在艺术上刻苦追求，对后世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与谢灵运、鲍照合称“元嘉（文帝刘义隆年号，424—453）三大家”，但三人诗风不同，生活年代与诗歌创作活动时间亦先后有别，由此可看出元嘉诗风不断流变的过程。颜延之介于谢、鲍之间，代表一种不同的诗潮存在。他也有比较平易的诗，如《登景阳楼诗》，俨然是一首五言诗：
风观要春景，月榭迎秋光。
沿波被华若，随山茂贞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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