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公共服务研究现状

一、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文献梳理发现，国外的公共服务研究起步较早，理论成果丰富，但涉及旅游公共服务，包括乡村旅游公共服务的研究大多散落于相关公共服务文献之中，系统性成果较少，一些学者多从交通、信息、教育和安全等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角度来探索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交通方面，论证公共交通是休闲旅游发展的关键因素、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在旅游目的地建设发展中的角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旅游发展的关系、公共交通满意度研究等等；[4]—[7]随着低碳环保理念的提出，旅游自行车交通受到关注，研究内容涉及自行车的旅游线路设计、车道建设及其对旅游发展的影响方面等。[8]如有学者以华沙为例，进行自行车租赁系统创新以促进旅游发展的相关研究。[9]在信息技术方面，主要涉及信息技术进步对旅游发展影响，信息通信技术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搜索工具，丰富了旅游者的知识储备，极大的改善了整个旅游过程；[10]同时，信息技术改变旅游者获取信息及旅游产品方式的深层原因也不断受到关注，研究发现网络所蕴含的大数据、强大的搜索引擎、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以及移动计算机技术，如智能机、APP等的技术创新是信息技术影响旅游发展的内在动力；[11]—[14]学者们根据网络技术在旅游中应用的发展趋势，提出互联网技术已成为旅游行程中获取信息的第一来源，而新型在线交流方式的出现在改变旅游者出游行为的同时，为旅游者进行旅游决策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支持。[15]在旅游安全方面，则重点在于旅游、旅行安全的管理与监控等内容，如赫吉以美国国家公园为研究对象，发现与旅游灾祸关系更密切的是寻常性事件，如车祸、自杀、爬山远足等而非野生动物的攻击，基于此结论，赫吉提出发展预防性策略并进行持续监控和分析以应对旅游安全问题[16]；也有学者基于旅游安全影响旅游者出游意愿这一事实，研究影响旅游安全的四大因素，包括战争与政治因素、健康因素、犯罪因素和暴力因素，并且以马拉西亚布城为案例地，评估安全城市计划的有效性，分析计划中的犯罪预防措施对保证旅游安全水平的实际效果。[17]—[19]在教育培训方面，涉及公共服务部门应当承担责任，引导旅游从业人员提高其服务素质与技能，从而带动旅游目的地整体服务水平的提升，[20]而在现代化社会中，高效的信息技术对旅游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旅游的教育培训更多的与信息技术相关，目标在于培养有知识、懂技术的新型从业者。[21]实践中，欧美等发展国家的政府非常重视公共服务对旅游发展的支持，[22]公共服务内容广泛且现代化程度高，客观上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23]

（二）国内文献综述

在我国，由于旅游产业地位的特殊性，旅游公共服务也得到各界重视。作为专门术语，旅游公共服务的概念始于2006年中央提出的建设服务型政府理念。2007年，刘小军首次较系统地界定旅游公共服务内涵，将其划分为基础性旅游公共服务、市场性旅游公共服务、管理性旅游公共服务三大类型[24]；在国家旅游局制定的《中国旅游公共服务“十二五”专项规划》中，进一步明确旅游公共服务概念与主要类型，即是指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为满足海内外旅游者的公共需求而提供的基础性、公益性的旅游公共产品与服务，主要包括旅游公共信息服务、旅游安全保障、旅游交通便捷服务、旅游惠民便民服务、旅游行政服务等内容体系[25]。

对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也迅速成为学术热点，成果可归纳为两大方面。

1.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研究

这类研究视角多样，成果颇丰，有从系统、问题导向、供需主体等角度，也有从服务接触、政府职责、游客满意度、质量评价等角度进行研究。

站在系统角度研究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基本内涵和框架，不仅涉及公共服务的基本内容，还涉及其供给模式、运作体系。特别是随着从景点旅游到目的地旅游的转变，目的地旅游公共服务建设得到极大重视，加强和完善目的地旅游公共服务已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许多学者将目光转向以城市为主的旅游目的地体系建设的研究。如有学者提出探索目的地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应当充分把握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公共”属性，体现公益共享理念，强调政府主导和投入，以企业参与、市场化运作为补充[26]；要在全面系统、游客为本和需求导向、统筹规划、分类建设、有限政府等原则指导下构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其系统内的各要素[27]；认为城市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是由支撑系统、需求系统、供给系统和媒介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并要在技术环境、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的支持和保证下进行有效运作。[28]

问题导向研究则主要通过对当前我国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存在问题进行分析，针对性地提出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建议。针对现阶段旅游公共服务受益群体小、不具备共享性，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经济利益导向性明显，以及公共服务职能错位、薄弱等问题，有学者提出要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包括明确目标、规范范围以及探索公共服务社会化途径等方式加以解决[29]；针对当前城市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包括基础设施和接待配套设施相对落后，缺乏准确使用的有效信息，旅游安全保障乏力，旅游安全法律保障薄弱，则提出构建城市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相应对策，如丰富旅游公共信息、建设旅游标识系统、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健全旅游交通方式、培育安全救援机制、倡导义工志愿服务以及加强行业监督管理等[30]。在当前我国旅游公共服务紧缺的背景下，供需问题研究，特别是供给模式研究是学术界的热点，研究内容涉及旅游公共服务供需内容构成、供给与需求的主体、旅游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等问题（参见第二部分内容）。

需求是旅游公共服务研究不变的出发点，通过多维度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方法，使得这类研究成果得到不断丰富。如有学者以服务接触为新视角，以整个旅游活动的全程性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为目标，提出通过对服务接触点、服务接触链、服务接触情境三大核心要素的整合优化，以建立高质量、多功能的旅游公共服务枢纽[31]。较多的成果是从游客满意度视角出发进行的研究，主要成果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研究旅游公共服务以及游客满意度问题，另一类则是研究旅游公共服务对旅游满意度的影响问题。对于前者，有学者系统研究城市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和质量评价，通过分析城市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影响因素，包括旅游公共服务需求、旅游地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结构、旅游公共服务性质等，在统筹考虑城市旅游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及模式的基础上，对现有的城市旅游公共服务体系进行质量评价，促进其找出差距，不断改善[32]；一些学者采用结构模型等定量分析的方法，诊断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现存的问题，如旅游公共服务供需矛盾，供需错位等，并提出相应的改善对策，如调整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实现多中心供给等[33][34]。对于后者，大多从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满意度存在的关系入手进行研究，如有以桂林市为例，发现旅游公共服务系统的游客感知评价会影响其旅游满意度，其中旅游接待服务系统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35]；同时研究还发现，旅游安全救助系统对游客满意度往往产生正面的显著作用[36]；而对黄山景区的实证研究表明满意度与景区形象和感知价值直接相关，提出供给方应加强旅游网站等信息渠道的建设[37]；在入境旅游市场中，旅游公共服务日显重要，通过研究入境游客对中国旅游服务质量的评价，发现游客对公共服务的感知偏低，旅游公共服务质量不高已经成为制约入境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38]。

由于旅游公共服务是一个较新的领域，其理论体系不够成熟，相关文献研究成果也较为有限，因此，在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研究中难免存在一些学术争议，如多中心治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等一些国外理论是否适合旅游公共服务的范畴等，有学者提出首先要认知旅游公共服务问题的基本框架，分析旅游公共服务的需要性，明确旅游公共服务的属性、边界和内容[39]。

2.单项旅游公共服务的实证研究

此类研究是结合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实际，对某一类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或围绕服务某一事件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进行系统研究。

安全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在我国旅游安全保障公共服务研究中，或从旅游者角度，探讨针对旅游者安全的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原则、基本结构和保障机制，并从事前、事中和事后三方面建设安全保障体系，内容包括基础性的法律法规、预警控制系统、应急救援服务、旅游保险等内容[40][41]；或从不同的旅游类型入手，分析旅游安全的主要特征和表现形态，如在以海南省为例的休闲农业旅游中，其安全隐患主要为交通事故、饮食安全、疾病或人身伤害，而森林公园旅游安全则集中表现为犯罪类、火灾类、意外事故类及失踪迷路类[42][43]；也有利用不同的理论模型对旅游安全进行评价，如在突变理论支撑下，旅游安全系统所包括的核心安全、辅助安全和保证安全三个子系统属于燕尾突变系统，又因三个子系统受体之间的关联作用，可归纳为互补燕尾突变系统，在此基础上对旅游安全体系进行评价并提出相应的改善措施[44]；而熵权TOPSIS综合评价法则侧重于旅游安全预警评价指标的权重确定、重要性排序，并对安全状况进行客观分析，以此作为完善安全体系的基础[45]。

信息是旅游发展的翅膀，在当前网络技术发展、智慧旅游受到普遍重视的背景下，旅游信息公共服务研究成果丰硕。有的学者通过对厦门市的个案研究，从服务过程、服务内容两方面建立并充实了城市旅游公共信息服务系统的理论框架，提倡完善服务过程中引导信息、通道信息的建设，构建集旅游咨询服务、旅游解说服务、旅游网络信息服务及旅游公共信息管理于一体的旅游公共信息服务系统[46]；也有以智慧城市为切入视角，结合顶层设计和底层建设，围绕智能化旅游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及其供给模式进行研究，提出从战略体系维度、社会活动体系维度、经济活动体系维度、技术支撑体系维度和空间体系维度，构建SSETS五维架构，打造智能化旅游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实现多利益主体的价值供给创新和复合运营的商业经营模式创新[47]；有学者基于市场需求考虑，以用户为导向，提出要构建旅游公共信息软硬件服务，适时适地地提供满足游客安全便利的知性与感性信息[48]；在网络技术及信息平台建设方面，提出依托大数据实现旅游信息的实时整合，利用移动终端、APP随时获取旅游资源信息，在智慧旅游背景下提升旅游公共信息服务，完善旅游公共信息服务网站建设，采用单独建设、融合建设方式，连接内容相关网站，实现游客和旅游企业信息共享，进而提高整个旅游服务质量[49][50][51]；针对城市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提出其方向及重点应在于以现有信息服务平台调研为基础、促进城市综合信息服务的科学整合，定位服务内容、完善城市公共信息服务平台，针对现代数字化应用现状、确定城市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信息通路，借鉴多城市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经验、提供城市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水平的建议[52]。

交通是旅游业发展的纽带，也是构成旅游活动中时间消费、费用消费的主要因素。旅游公共交通服务体系完善与否与旅游地可进入性、舒适性、便捷性有密切的关系。从内容看，既有研究公共基础交通与旅游业的关系，也有围绕旅游集散中心、旅游地公共停车场、自驾营地等旅游公共交通服务体系建设进行研究的，且都涉及公共设施建设以及运营管理两大方面。近年来，我国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发展迅速，对旅游产生极大的影响，高速铁路的时空压缩优势有效地提高了节点城市的可达性，扩大了客源范围，对旅游市场规模、结构和整体旅游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53]；高铁营业里程和客运量的增长对城市旅游接待人次和旅游收入的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带来的人流、物流聚集效应，为城市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提供了内生动力，从而优化旅游节点的空间结构，形成高铁旅游圈[54]；随着高速公路在节假日的免费通行，对高速公路免费政策的感知与支持度及其出游行为的关系受到学者的重视，有学者以苏州市为例，对此进行专门研究，表明高速公路免费会降低出游质量，从而影响人们对高速公路免费政策的支持度；同时高速公路的公共能力不足也限制了居民的出游行为[55]。在旅游公共交通体系研究中，有涉及具体内容的，如以天津站交通枢纽为对象，研究如何更好发挥旅游集散中心作用，分析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即为尚未站在旅游发展的高度，针对游客人群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指出要进一步完善面向游客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各要素配置，并提出了相应的改善措施[56]；也有从规划建设的角度研究旅游公共交通服务的供给模式，如在分析旅游公共交通系统的发展需求基础上，将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TOD）理念引入旅游公共交通系统规划，以支持旅游区用地布局和旅游业发展，并提高旅游区公共交通系统出行的便捷性、舒适性和满意度[57]。

惠民是旅游发展包容性的体现，也是旅游发展的终极目标。涉及惠民服务的研究十分广泛，主要分为两大方面：一是旅游与惠民之间的关系研究，包括站在旅游惠民意义作用角度，强调要充分利用旅游的经济拉动作用，带动民生发展，通过让旅游普及大众、提高旅游体验质量、扩大旅游就业空间、推进旅游扶贫工作和保障当地居民权益等措施有效改善民生[58]；站在开发模式转变角度，提出要重新审视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中重市场、轻民生的不足，探讨了民族地区全面重构政府、企业和社区融合参与的惠民型旅游资源开发系统模式[59]；对惠民性评价进行有意义的探索，专门构建了旅游业民生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内容涉及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收入提升、就业提升、福利保障、文化教育、健康医疗、居住交通、社会安全和环境改善八个方面[60]。二是惠民服务体系建设，包括宏观政策类研究，其中较为关注的是国民休假制度，强调要落实人们的基本休假权，并对休假制度的改革创新、旅游公益性设施的建设完善等提出建议；惠民服务措施类研究，如通过借鉴日本城市旅游迎宾卡、区域联合型旅游设施优惠、折扣优惠等旅游优惠服务的做法，对广州市的旅游惠民性服务提出逐步实施旅游优惠服务、推行区域旅游联合、提供一日旅游乘车优惠券等优惠措施[61]；惠民设施建设类研究，如提出政府财政在部分公共休闲设施的建设中必须有所作为，进行大胆投入[62]；在惠民服务供给实践中，各地进行积极的尝试，如宁波市发放万张免费门票，通过旅游进社区、旅游下乡等活动，为百姓提供便捷的旅游服务[63]，湖州市专门推出《湖州旅游惠民工程实施方案》，实施旅游景区惠民服务、旅游交通惠民服务、旅游服务惠民服务、旅游设施惠民服务以及旅游就业惠民服务五大工程，以构筑旅游惠民长效机制[64]。

此外，也有一些围绕公共大事件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研究的成果，针对性明显、可操作性强。如以十六届广州亚运会为实例，分析了游客对大型节事活动旅游公共服务的评价，根据游客的满意度、重要性认知，建议节事活动旅游公共服务从安全救助、信息服务、旅游环境、公共交通、综合管理和便利服务方面进行构建和完善[65]；在上海世博会期间，为更好的保证世博会的顺利进行，对所需要的公共服务设施的类型、规模和布局进行研究，如在整体旅游公共安全方面，提出组建上海世博会安保机构及构建安保警务模式，建设现代化的指挥中心及监控检测中心，并强化情报系统的建设，建构全方位、立体化的防范体系[66]。

在旅游公共服务旅游志愿者服务体系方面，研究认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层面的研究资源匮乏、社会重视程度不够、保障机制不健全，组织层面的管理体系不完善、评价激励机制缺乏、培训机制滞后，以及活动层面的服务内容单一、供需脱节，根据这些现存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旅游志愿者服务体系的保障措施[67]。

二、旅游公共服务多元化和市场化供给

（一）多元化供给

多中心一词最早出现于迈克尔博兰尼（Michael Polanyi）1951年《自由的逻辑》一书[68]，奥斯特罗姆（Ostrom）对该理论的创建起到积极作用，她强调公共物品具有多元化的供给结构，供给者包括政府、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社区组织等，从而形成多元竞争的局面[69]。目前从全球范围看，政府直接干预旅游业的情况已趋于减少，公私合作蔚然成风[70]。随着我国旅游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多样，多元化供给受到关注。引入多元化供给基本理论，结合我国旅游发展的实际，学术界对旅游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的研究内容既涉及理论与方式、具体模式与路径，也包括政府职能与监管等。

1.旅游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研究

完善旅游公共服务要强调三个融合，即旅游公共服务与社会公共服务相融合、旅游软件公共服务与旅游硬件公共服务相融合、旅游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与非市场相融合，以充分发挥旅游产业的综合功能，实现旅游公共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多中心治理视角下，要分析旅游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的理论依据，建立旅游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模式的理论分析框架，即要根据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不同角色和优势，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供给框架，采用或是独立提供、或是合作提供等方式，创建多元化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同时，要厘清旅游公共服务供给主体职责，要从政府职能转变角度，研究旅游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中政府职能定位与模式选择，完善监督机制，建立绩效评估机制，优化多元化供给、协作互补的服务模式[71—75]。

针对某类旅游公共服务设施、跨行政区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等研究。如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体要多元化，要采用多种类型的融资方式，实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之间的合作，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积极作用[76]。又如提出必须突破单一行政区或单项旅游公共服务层面以及单一提供主体等角度，而通过多维度包括时空——功能角度、提供主体角度、受益范围角度，解析一体化的旅游公共服务，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企业（市场）参与，综合有效制衡的旅游公共服务协调机制[77]。

用比较研究、路径依赖等方法思路，进一步阐述多中心供给问题。如在综述旅游公共服务供给的内容、供给的主体以及供给的方式等基础上，对比分析旅游公共服务存在的相关供给模式，对政府主导型运营模式、市场主体型运营模式和社会志愿型运营模式进行利弊权衡后，提出建立伙伴式运营模式的供给体系，以公共利益为核心，有效整合国家和社会资源，形成互利、互补和互依的伙伴网络关系[78]。从我国旅游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变迁所存在的路径依赖，即经济价值导向下旅游公共服务区域化、盈利化，政府主导战略下旅游公共服务供给过度、寻租设租行为等出发，对如何实现旅游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给出了相关建议，强调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有限政府主导模式，创建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政策保障体系[79]。

2.实证研究

结合境内外旅游公共服务实践，通过经验总结与借鉴，提出多元化供给的思路与对策。如借鉴我国台湾地区旅游公共服务建设的经验，通过研究其特色的旅游公共服务的运作模式和管理机制，包括旅游公共服务的政府主导体系，供给的社会参与体系，“政府——社会”协同供给模式，对大陆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出新的思路，即要从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相关机制、强化社会参与、引进科技手段等多重视角推进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80]；通过对广州市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的分析，总结出旅游公共服务投入不足、供给有限，供需不对称，政府部门间合作不够是问题主要根源，最后提出了提升广州市旅游公共服务供给的措施，着重转变政府职能，创新决策机制，加强旅游公共服务的专项规划研究[81]；通过对安徽省的实证研究，得出其旅游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内容单一，效率低下，供给导向偏离，服务体系不完整，供需不平衡等，提出需要通过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扩大资金渠道，保障市场机制，完善监管机制等方面，促进供给的改善[82]。

（二）市场化供给

“市场化”的概念是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于1969年首先提出，20世纪80年代，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指导下，西方国家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围绕这一改革在学术界对引入竞争机制、市场化模式和政府职责开展大量的理论研究与探索，美国学者E.S.萨瓦斯在著作《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2002，中文版）中系统阐述市场化的内涵，对在公共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的理论、技术和具体方式进行了系统地阐述，并重新审视政府的角色[83]；盖伊·彼得斯在《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把公共服务市场化作为一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84]；唐纳德·凯特尔在其著作《权利共享：公共治理与私人市场》中则从客观、中立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不同时期的美国政府对不同公共产品或服务采用合同外包这种竞争机制后，在合同执行、管理过程中面临的不同问题、产生的不同效果[85]。

市场化概念引入我国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旅游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市场化意义与模式探讨、政府职责转变等方面。

国家和政府应积极地推进旅游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化改革，从法律层面上保障旅游公共服务，健全旅游法制体系，正确选择监管模式，建立强效问责机制，构建多层次、多主体参与的现代监管体系，不断鼓励各种经济主体参与公共服务的建设[86]。

对旅游公共服务市场化内涵进行全面界定，认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应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以克服垄断经营固有的弊端，分析政府在旅游公共服务市场化中的作用，提出市场主导型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即主要包括市场完全供给模式（M—M）和政府补贴下的供给模式（M—G），并指出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可以通过授权、特许经营等方式，让相关旅游企业对旅游公共服务进行供给，而政府部门对其加以监督，以维护旅游经济和旅游市场秩序的稳定。对旅游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的动力与可行性、条件与效率以及机制安排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旅游公共服务市场供给以经济发展观为理论基础，以民间资本投资为经济基础，以市场效率优势为根本动力，以旅游政策环境为制度条件，通过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实现旅游公共服务的提供和生产分离，建立市场化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机制[87][88][89]。

在旅游公共服务决策、供给和评估三方面引入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分析旅游公共服务市场化中的政府作为，是旅游公共服务供给者和公共服务制度保障者职能行使方式在市场化过程中发生的改变，更多的受竞争机制的影响[90]。考虑到市场运作的利益导向性，政府应当为消费者提供信息及其他必要的支持，以保障游客的权益和安全。

三、乡村旅游公共服务研究

针对乡村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展开的研究，其成果当前较为零星与分散，多见于乡村旅游规划相关文件或设计中，学术上的研究成果亦十分有限，主要有：单新萍、魏小安（2008）认为乡村旅游本身是一种新型的公共产品，其发展具有公共属性，迫切需要政府对其加大支持的力度，并分析了乡村旅游发展的公共属性、政府责任与财政支持，提出公共财政支持应重视对乡村旅游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91]。黄秀娟（2009）对乡村旅游公共物品和服务进行了探讨，这是国内学者首次对乡村旅游公共服务进行的较为直接的研究。她认为乡村旅游公共服务的主要类型包括旅游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环境整治、旅游教育培训、信息化建设与营销以及公共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并利用博弈理论，对乡村旅游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进行了经济学分析，提出乡村旅游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与受益人数及经营者收入水平的相关性[92]。宋娜、郝颜革（2009）就休闲农业公共服务体系的创新动力进行了探讨[93]。徐晓娜（2010）分析了休闲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路径选择[94]。郭焕成、韩非（2010）探讨了就交通、饮食、住宿及卫生环境等方面如何完善乡村旅游公共基础设施条件[95]。黄璜（2011）在探讨浙江省发展乡村旅游的经验与启示中提到要加快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保护乡村自然生态环境，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96]。宋秋妹、王杜春（2011）在发展北京市乡村旅游的建议中提出要构建乡村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完善基础服务设施等等[97]。李俊梅（2012）从第三部门入手，研究志愿机制下的乡村旅游地公共服务供给，倡导政府就法制建设、监督管理和积极引导方面保障第三部门的乡村旅游公共服务供给，要求企业为第三部门供给提供完善的商业服务、资金支持，同时第三部门自身通过自我发展和自身建设以实现乡村旅游地公共服务的供给[98]。陈香兰等（2012）就乡村旅游卫生方面进行了探讨，针对乡村旅游开发、建设和经营活动所带来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问题，提倡分别从乡村旅游监管机制、乡村旅游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机制、乡村旅游环境市场保护机制、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环境保护奖惩机制、景区环境预警机制等方面建设乡村旅游环保机制[99]。王莹、秦勤（2013）研究了目前乡村旅游的供需现状，通过个案分析，指出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乡村旅游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突出，结构性偏差显著，短期行为明显。建议实现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完善表达机制并建立乡村旅游长效机制[100]。刘云刚、罗启亮（2014）则从增强旅游规划出发，着重分析了绿道建设与乡村旅游之间的关系。就经济效益看，绿道建设能促进农民就业、增收，激活农村集体经济；在社会效益方面，绿道建设能进一步提升旅游吸引力，推进乡村地区社区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同时绿道建设还具有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改善村庄居住环境、增强群众环保意识的环境效益[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