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分类辨体的理论基础

二、《诗经》分类辨体的理论基础

从春秋时期《诗》文本结集开始，人们已经认识到《诗经》在体式上的时代性、地域性和个体性差异。对《诗经》进行分类辨体，前代学者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限于不同时代的文学观念和文体观念，这些尝试都是围绕着道德教化和通经致用而展开的，因此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重大的理论缺陷。这与本书所说的建立在现代文体学理论之上的分体研究还不完全等同。

现代文体学所倡导的诗体研究理论和中国古代关于诗体分类研究的体系是我们对《诗经》进行分体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

文体学是关于文体构成和文体演变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对象是文体。什么是文体？单就语言层面来说，文体就是文学作品的话语体式，也即文学作品的结构方式。包括作品中词语的运用、句子结构和句法、修辞方法的选用和出现频率、韵律的格式等方面形成的主观的或客观的、比较稳定的特点。总之，作家为创造文本结构而选择的一切语言手段都可以划入文体的范畴。

然而文体又非纯粹的语言现象，文学文体作为符号，不是一般的符号，而是人类情感的表现形式，是生命体验的物态形式，是人类生存状态的审美呈现。一定的文体，总是与特定社会文化中人们所具有的社会心理和审美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文体的选择与社会心理和审美方式的选择具有某种同一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文体也可以说是人们感受和掌握外在世界的心理图式和精神结构的特殊外化方式^[2]。

需要说明的是，文体学并非西方文学理论的专利品。中国古代的文人很早即对文体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文体划分的意识在先秦就已经出现，《尚书·毕命》倡言“辞尚体要”，《墨子·大取》也指出：“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周礼·春官》载：“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表现出从语体形式和修辞方法等因素出发区分诗体的意识。之后随着秦汉时期文体创作实践的进一步展开，各种文体逐渐发展完备。汉代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对诗与赋的类别划分，依据作者和地域等将诗体划分为若干类，已经具有诗体分类的意识。汉末魏晋时期出现了热衷于探索诗体问题的风气。蔡邕的《独断》，尝试从文体功用出发对当时常用的实用文体进行分类，并开始对文体问题进行理论探索，也涉及诗体风格。这种作法为魏晋时期的曹丕、陆机和挚虞等人所继承和发展。曹丕《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对文体构成和演变的剖析，已经涉及文体的语体和风格的层面。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及《文章流别论》，则在选文定篇的基础上，树立起“缘始表末”的文体历时性演变过程的描述方法。到了南朝，依体区分、以类编排的文学总集《昭明文选》，和系统研究各类文体的理论专著《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以文体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传统和文学史观的最终形成。“类”、“体”、“文体”、“式”等相关术语，成为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和创作实践中的重要范畴。到《文心雕龙》，在理论上系统地阐明了“文体”构成，以及影响文体产生和演变的诸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