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耕生产生活经验的传播促使农事谣谚的产生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早在公元前4000—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农业的萌芽:考古学者在这一地区发掘出的带有谷物压痕的土器,以及和农业生产有关的其他考古成果就是最好的证据。在距今4000余年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已可见初具规模的农业定居场所:这其中有较大的村落,有组织群体活动的广场,有举行宗教仪式的遗址。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公元前5000—6000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和公元前4000—5000年的屈家岭文化遗址也有稻谷遗物和猪、狗等驯养家畜的骨骼出土,可见当时已经出现了农业定居生活[8]。《论语·宪问》载:“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考古发现与先秦典籍所记载的传说也可相互印证,表明中华民族很早就奠定了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
农耕生产需要定居生活和稳定的生产环境,如何保障这种生活方式的世代延续就成为关键。在早期部族社会,农业生产的经验是部族的共同精神财富,通过一定的方式使这些长期积累下来的经验世代相传是部族存在的最有力的保障。在尚无文字记事的早期社会,口耳相传,以歌记事是一种普遍的文化传播方式。因此,与农业相关的气象、天文、地理、作物生长等方面的知识被编成歌谣,以便传播下去。创编并在传唱中加工润色这些农事歌谣或谚语,就是实现生产经验传承的具体手段。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农夫、妇人、戍卒、小儿不仅知道这些歌谣,而且可以随口吟唱、随意引证。一些见于《诗》、《书》、《易》等典籍的歌谣,显见属于此类。见于《诗》者,如“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小雅·四月》);“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小雅·十月之交》);《七月》亦当是在这类农事歌谣谚语的基础上创编而成的。见于《书》者如:“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尧典》),记录春分时节的天象。《易》之《乾》、《坤》都是关于天象气候的记录。高文策认为:“乾象天,记殷末安阳地区的天象。坤象地,记殷人主要农作物的成长。《乾》《坤》爻辞,乃是殷末月令。”[9]另外《丰》爻辞云:“丰其蔀,日中见斗。”是说春天来了,满天星斗,北斗最显眼,要观察星象就在田野里搭个棚,顶上盖草[10]。《易》中与农事天象有关的爻辞一般都押韵,多为农事歌谣。当是因占筮者的引用而得以保留下来。
到了夏、商、周时代,部族演化为国家,但以农为本的生产方式并未改变,所以农事也具有政治色彩。在上层文化中形成了农政思想。农政思想的核心就是以农业丰歉为标准的“政绩观”和“勤农观”。统治者自觉颁行历法、教授传播农耕经验,并以农业生产的季节为纲,制定出系统化的施政纲领,作为农业国家延续发展的保障。在周代,农政既有常制,也有临时的应灾之制。从早期的《夏小正》、《月令》到秦汉以后大量的农政文献都是农政的产物[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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