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是人自觉的文化活动

儒道两家在旅游观上虽然各有异同，但并不是绝对的对立。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两家互相渗透、互相弥合，在旅游观上，逐渐走到相通的道路上来。儒道两家都认为，旅游是一种自觉的文化活动，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汉代时人们就认为旅游可以“养性”和“致知”。在枚乘的《七发》里，吴客向楚太子陈述了七种强身养性的灵丹妙药，其中有3种都属于“浮游观览”之事：一是登高览胜，可以“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二是驰骋游猎，可以“动心惊耳”：三是曲江观涛，可以“澡概胸中，洒练五藏”“分决狐疑，发皇耳目”。旅游可以致知，这也是秦汉时期旅游观的发展。班彪《冀州赋》“历九土而观风，亦哲人之所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东汉后期，政治黑暗，官场污秽，一些正直的人士为了洁身自好，不愿做官，隐居山林，逍遥一世之上；另外还有一些人把旅游看作弃时厌世，麻醉人生的一种方式：“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持来兹？”（《古诗十九首》）

到了明代，人们对旅游的本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认为旅游最基本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感官上的快感，它的本质是人的生命机能的客观表现。明人王思任就指出，人是“大天大地大山大水所托以垣不朽者也”。“至于鸟性之悦山光，人心之空泽影，此即彼我共在不相告语者。”天地山水之所以永恒不朽，就在于有人能够欣赏它。百鸟因山林风光而快乐自在，人心也因湖光泽影而空灵透彻，此即物我相处，精神默契的结果，非语言所能表达的。这些强调了旅游是一种文化活动，是一种审美实践，而人则是审美的主体，离开了人，再好的自然风光也了无意义。山水因人而名，山水因人而胜，因而强调山水名胜的人文因素。明人王思任说：“山川之须眉，人朗之也；其姓氏，人贵之也；运命，人道之也。滁阳诸山，视吾家岩壑不啻数坡坨耳。有欧（阳修）、苏（轼）二老人足目其间，遂与海内争千古，岂非人哉。”他明确指出，人文事迹是山水的魂魄，是自然的精华，是名胜之所以为名胜的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