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商务旅游活动开展得很早。史书所载的“肇牵车牛,远服贾”(《尚书·酒诰》)就记述了有关商人的商务旅游活动。在《周易》中也有许多围绕商务旅行的内容,如“复卦”中的第二个爻辞说:“休复,吉”,意思说是商旅美满地归来。《左传》中称“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将商人列为四民之一,同时也肯定了商人在社会物质流通中所起的作用。战国时期,商务旅行进入了发展阶段。如阳翟巨商吕不韦就曾长途跋涉,到赵国邯郸从事经商,并在此结识了秦国公子异人。他通过扶持异人为王而使自己也当上了宰相。西汉初年,统治者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商业与商务旅行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这里所记录的就是当时商业发展、商务旅游的盛况。但从总体上看,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统治者大多“重农抑商”,所以除了我们所说的吕不韦与清朝末年知名的商人胡雪岩之外,很难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中看到其他大商人的身影,史书对历代商人经商活动的具体记载也很不充分。
当然,从先秦到明清,商人毕竟是真实存在的。李白的《长干行》所反映的即为商人的出门之久与行程之远,以及由此导致家人对远行经商之人的切切思念。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也是歌女对其行商夫君的抱怨。
此外,古代社会交通不便,山林草泽密布,社会服务业不发达,因此出门在外风险很大,饥饿、疾病与死亡时常威胁着在外行商的游子。这也造成了中国古代商务旅游的诸多艰难。
商人经商,常在旅途,故特别留意交通。在漫漫商途中,因缺乏必要的地理知识,常感前途茫茫,对此许多商人都有同感,所以商人们迫切需要行路指南一类的书籍。明清时期商业发达,由商人撰写的关于交通的著作就多达几十本。这些著作详细地记载了中国国内主要的水陆交通路线,各地的行程、里距和道路的起讫分合,给商人行商提供了行路的指南,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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