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市场分割与过度竞争

地方市场分割主要是指一国范围内的各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通过行政管制等手段来限制外地资源进入本地市场或是限制本地资源流向外地的相关行为的总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发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国家立法、执法等环境的变化，地方市场分割的重点内容与表现形式也在不断调整与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仅仅针对产品，到以后逐渐涉及服务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甚至是产权市场的分割。作为我国从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地方市场分割的产生有其深厚的体制根源和经济社会根源，突出的如行政性分权、地方政府考核体系的不科学以及地方政府结构的臃肿，都在无形中加剧了地方市场的分割局面。地方政府对地方市场加以保护并从而割裂全国统一市场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能提高本地企业的生存能力、适当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有助于本地的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助于校正本地市场中的一些市场失灵现象)。然而，地方政府的这些行政干预活动却又有可能导致整个国家国民经济运行的扭曲，其结果是既无法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又带来全国性的更大的市场失灵。更何况能给地方政府带来的某些“好处”也基本上是短期或局部的。因此，规范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打破地方市场分割并建立起全国性的大市场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由于过度竞争往往与恶性竞争、不正当竞争、自杀式竞争等概念混同使用，近年来，关于过度竞争的定义也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基于我们对研究目的及国情的具体考虑，过度竞争主要是指:市场行为主体(企业或企业的代理人、政府)在一定竞争准则和游戏规则(主要是产权制度)以及其他局限条件的约束下力图通过竞争来最大化自身特定的效用函数而采取的有损于其所代表的名义主体根本利益的竞争本身。作为特定条件下各利益主体最大化其效用时出现的一种相对稳定状态，过度竞争是一种均衡现象，而且在理论上也应该是一般均衡的结果;不过如果把某些具体现象作为过度竞争中的“核心”问题来对待，那么实践中过度竞争的表现也会随特定的约束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过度竞争虽也会在相当程度上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但我们并不能据此而将其归于“盲目”或者是“非理性”行为的行列。因为这种解释既与现实情况不符，又与经济学中的“理性人”的假设相悖。过度竞争情况的形成尽管是多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各地方政府间竞争行为的不规范及其“经济人”角色的影响却是其中的关键性原因。过度竞争现象既是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一个重要诱因，又是地方政府间竞争不规范所引发的一个关键性结果。在研究可持续发展中的地方政府竞争问题时融入对过度竞争情况的考察应是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的。

【注释】

[1]这是目前包括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在内的组织机构广为接受的定义。

[2]广义的乡村旅游包括一系列旅游活动以及与此相关的旅游服务，它们由乡村农民或乡村居民提供以吸引旅游者的到来，从而为他们提供额外的收入。可见，乡村旅游不仅包括观光农业，同时还包括乡村度假、村野风光观赏、农家旅游、乡村民俗风情旅游、户外娱乐、手工艺品与农产品的制作与购买以及农民本身及其家庭的出游等内容。

[3]当时的情况主要是一些诗人和艺术家开始寻求乡村的宁静，后来则发展到越来越多的城市人通过到乡村旅游的方式来追求一种心灵和感官上的释放。

[4]加泰罗尼西亚村落中荒芜的贵族古城堡被改造成简单的农舍，并且规模较大的农庄和农场也被列入旅游参观和接待的范围，接待乐意到乡村观光的旅游者，乡村旅游由此开始。

[5]据美国旅行行业协会2001年的调查显示，8680万美国成年人在1998至2000年间曾参加过乡村旅游。

[6]据世界旅游组织(WTO/OMT)提供的研究报告，近年来美国国内每年的乡村旅游者人数约有3000万人次，其中2/3是到农场和牧场度假。旅游者在乡村参加各种富含乡土气息的特色节目，如:优质鲜果蔬菜大赛、乡村音乐节、西部牛仔秀表演、拓荒者怀旧主题剧等。与美国比，新西兰主要利用自身优越的牧场资源并围绕绵羊办起了牧场之旅:牧羊犬表演、剪羊毛比赛、良种绵羊“群星会”、现场制乳酪演示并与旅游者分享等。此外，新西兰甚至还针对日本的办公室女性市场而推出“认养小羊羔”的活动，他们让日本青年女性旅游者出钱认养刚出生的羊羔，主人为小羊羔取的名字用铜牌挂在小羊羔脖子上，主人回国后每月会收到关于小绵羊成长情况的汇报和最新的照片，小绵羊第一次剪下的羊毛会精工编织成一件羊毛衫回馈主人。这种营销方式将一次旅游的经历延伸为日后相当长时期的情感维系，并通过领养者在办公室里定期收信和最后收到毛衣的方式向其他人口传推广，深受性格细腻、多愁善感的日本女性欢迎。时尚的法国人对乡村旅游也情有独钟，2001年，为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法国成立乡村旅游常设会议机构;2002年，创建“乡村俱乐部”;为了帮助农村地区发展旅游业，2000至2006年，国家还拨款5300万欧元为乡村旅游景点修筑公路;2003年，成立部际小组，开始在全国规划自行车道和绿色道路。目前，法国有1．6万多户农家旅馆为乡村度假旅游者提供乡村客房，其中3000余家还成立了“欢迎您到农庄来”合作社，观光农业每年为农民创收700亿法郎，相当于法国当年全国旅游总收入的1/4。在波兰，乡村旅游与生态农业紧密结合。1997年，波兰形成了由450家生态农业专业户组成的总面积超过40 km2的生态农业旅游区，为世界各国树立了乡村旅游与生态农业良性结合模式的典范。西班牙人非常重视乡村旅游，有36%的西班牙人的休假是在1000多个乡村旅游点度过的。此外，西班牙的兰萨罗特岛、美国夏威夷的毛伊岛、德国的巴伐利亚农庄等也都是著名的乡村旅游胜地。

[7]在芬兰，乡村旅游主要是指农场主把房屋出租给旅游者或为旅游者提供餐饮服务。在匈牙利则把乡村旅游称为“村庄旅游”，主要是指在村庄的低价住宿与餐饮服务，而旅游者参与农业生产与其他生产活动则不包括在村庄旅游范畴内。在斯洛文尼亚，乡村旅游的最主要形式是指在家庭农场的旅游，旅游者既可与农场主家庭食宿在一起，也可住在专门的招待所，但是造访农场并且在农家就餐以及从事农场劳动十分普遍。在荷兰，乡村旅游产品主要是指在农场的露营以及与骑自行车游、徒步游、骑马游以及与沿途活动相关的各种农场服务。在希腊，乡村旅游产品则主要是指在装饰古朴、传统的乡村房屋的住宿与早餐，并且这些早餐是在农场主家庭内制作的传统早餐。在日本，目前则非常强调那些在乡村专门发展的餐馆与客栈，并提倡以之取代过去的“住宿+早餐”模式。与其他国家不同，在日本，旅游者参与农事活动还要专门收费，而在美国专门用于旅游的牧场，旅游者放牧则可拿到与牛仔一样的工资。

[8]目前发达国家乡村旅游的收入份额已接近整个旅游产业总收入的20%。

[9]欧洲国家对于乡村度假农场可拥有的客房数量均有明确的规定，超过一定客房数量的农场就不再作为度假农场，以维持乡村传统文化习俗与生活习惯的纯朴性与浓郁性。例如，法国规定乡村度假农场可拥有的客房数量不应超过5个，奥地利则规定不能超过10个等。

[10]以法国为例，1998年，近70%的法国人选择在国内度假，其中33%的旅游者选择在乡村度假。法国乡村近年接待的国内外旅游者为200万人，其中50%是中高级雇员或自由职业者。据法国小旅店联合会统计，近7年来在度假中一直采用乡村度假方式的度假者占44%，主要采用这种度假方式的度假者占72%，更有15%的度假者每年都住在同一地方。

[11]关于乡村旅游业在我国的起源，目前仍存在一定的分歧: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的乡村旅游业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山东省的石家庄村，由于当时该村自然环境优美，经济方面的发展基础也较好，因而基于外事接待的需要而被政府指定为专门的乡村旅游观光点;第二种观点认为，1987年四川省郫县开展的“农家乐”活动是我国乡村旅游业的真正起源;第三种观点认为，我国的乡村旅游业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深圳发起的“荔枝节”，以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的刘德谦教授为代表，持第三种观点的人认为1984年开始于广东珠海的白藤湖农民旅游度假村才是国内乡村旅游业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意见之所以如此不一，其根本性的原因就在于大家对乡村旅游的内涵、发展模式和运作方式理解不一样。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从普遍的意义上看，认为我国乡村旅游业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应是有说服力的。

[12]以乡村的民俗旅游为例，根据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公布的数据，2004年，全市即有11个区县50多个乡镇的316个村开展民俗旅游接待工作，占郊区3685个行政村的8．5%，其中市级民俗旅游村70个，占现有民俗旅游村的22．2%;民俗旅游接待户已发展到13819户，其中市级民俗旅游接待户5537户，占现有民俗旅游接待户的40%，从事民俗旅游接待服务工作的农业人口约4万人。在部分郊区民俗旅游村中，从事民俗旅游接待的农户已占50%～85%。2004年，郊区民俗旅游接待旅游者达893．9万人次，同比增长40．8%;郊区民俗旅游收入7．5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1%。

[13]截至2006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的2万多个旅游景点景区中，50%左右的分布在农村地区;由国家旅游局倡导建立的“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达到359家，遍及全国的31个省级单位，覆盖了农村农业的各类业态。仅北京即建立了316个民俗旅游村，2006年全年共接待民俗旅游客户13819户;四川成都的各类农家乐也有5000余家，广东出现了80多个观光果园;全国各地的乡村旅游项目共接待旅游者3亿多人次，当年仅乡村旅游收入便超过400亿元人民币。

[14]经过近30年的发展，乡村旅游业在我国可谓是遍地开花。据统计，到2006年时，北京市即拥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观光农业园区1100个，总占地45万亩，全市共有12个区县的321个村开展了乡村旅游接待工作，全年的乡村旅游总收入达到了22亿元。作为我国乡村旅游业起步较早的地区，四川省2006年“农家乐”接待的旅游者达到10905．4万人，总收入超过379328．6万元。湖南省目前仅年营业额超过50万元的休闲农业企业达到4000多家，年接待旅游者3000万人次，年收入也超过30亿元。江苏省2006年的乡村旅游总收入也超过40亿元人民币，年接待旅游者2000万人次以上。

[15]现实中此方面的例证不少。如云南省腾冲县和顺镇通过发展自身的乡村旅游业，不仅推动了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而且优化了农村的产业结构并促进了经济的良性发展——2005年全镇实现总收入2100万元，比发展乡村旅游前的2000年增长147%。

[16]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研究，与旅游业直接相关的产业多达24个，旅游业每增加一个就业人员，就会给社会创造6～8个就业机会。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向乡村旅游产业的转移，往往能获得比从事单一的农业生产更高的收入。此外，乡村旅游还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和老人、妇女等弱势群体提供了相当多的就业机会。

[17]根据相关研究，农村地区的旅游收入已经占到国内旅游收入总额的21．5%左右，同时，农民也获得了旅游收入份额的11．6%。以贵州省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到2006年底，贵州省农村已有90多万人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而摆脱贫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贵州平坝县的天龙镇，该镇自2001年9月开发乡村旅游以来，旅游业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带动效益已经凸显出来，特别是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平均每年的增长幅度都在50%以上;仅2002年一年，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就高达1180万元。

[18]实践中此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江西婺源县的李坑村自发展乡村旅游业以来，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全村即呈现出村风好、民心顺、社会稳定的良好精神气象;北京怀柔县的北宅村自1997年开发了以“游览自然风光、观赏生态种样、口味农家之乐”为特色的民俗旅游项目以来，吸引了大批的中外旅游者，目前全村600余户的1800余人均安居乐业，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困有所助，成了远近闻名的“现代文明村”。

[19]如农业文化景观、农耕生态环境、农事生产活动、传统的村居习俗以及与之和谐的各种副业等。

[20]为了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近年来许多乡村地区的基层组织均成立了一系列的乡村旅游发展协会来实现民主管理与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21]据测算，一个年接待10万人次的乡村旅游景点，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安置300位农民就业并直接或间接地增加1000个家庭的经济收入。

[22]据测算，目前的旅游产业发展对相关产业发展的拉动比为1 4。

[23]特别是对那些难以长途奔波寻觅绿色之梦的双休日旅游者来说，乡村旅游无疑更具吸引力。

[24]贵州平坝县的天龙镇是600年前明朝“调北征南”“屯田戍边”形成的屯堡古镇，村民至今仍衣着明代古装，保持着明清时代的传统和习俗。过去，人们没有想到这些屯堡古镇、明代古装，竟然成为外地旅游者眼中难得的旅游珍品。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25]实践中因发展乡村旅游业而致富脱贫的例子不少。以广西融水县勾滩村为例，该村山多田少，人均二分五左右，主要农作物为玉米及青菜，旅游开发前人均年收入400元左右，属于典型的贫困地区。然而1991年开展乡村旅游后，村民借助自身独特的苗族文化和优美的自然风光很快打开了局面。如今，村民不再固守传统的单一农业，而是农业与旅游业两不误，既兼顾了乡村旅游，又没有因为旅游淡季而影响农业生产。村民们不仅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而且经济收入也明显增加。除了公司固定的分红外，不少村民在旅游经营中往往一个人一个月的收入就接近1000元。旅游致富脱贫的效果由此可见一斑。

[26]如农业资源基础、农村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基础、区位条件与交通条件、社会经济基础、开展旅游业的基础设施条件和其他方面的投资条件等。

[27]如地方特色、乡村环境、乡村旅游的服务水平以及从业人员自身的素质等方面的情况。

[28]如修学旅游、购物旅游等。

[29]如江苏华西村利用乡办工业开发乡村旅游项目，江西井冈山农业观光园通过加工红米、竹笋等土特产向旅游者出售等也都可有力地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30]据统计，仅1996至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动工和计划投资在1亿元以上的观光农业开发项目就有7家以上，而全国从南到北涉及这一主题的开发项目投资累计已在30亿元以上;以至于有些学者担心这样一哄而上会导致新一轮的“主题公园”悲剧在农村重演。

[32]即便像“农家乐”提出的“吃在农家，住在农家，参与农家活动”也未能完全做到。因为“乐”的内容不外乎是把城里的扑克、麻将拿到农家来玩，大部分旅游者无所事事，吃一餐饭就离开了。单调重复的活动，不仅没有达到交流、消费的目的，反而导致许多市民产生了失望甚至厌恶感，乡村旅游者的重游率迅速下降。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的乡村旅游大致经历了乡村观光、乡村度假、乡村旅游目的地三个阶段，乡村观光始终贯穿其中。市民的重游率一般在45%以上，法国则高达80%，许多市民多年在一个村庄度假休闲，后来与农民成为生活中相互依赖的亲戚或朋友的实例颇多。我国乡村旅游起步晚，乡村观光和乡村度假交互进行，吃住固然是旅游者的基本需求，但活动才是丰富旅游内容和留住旅游者的关键。

[33]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目前我国的乡村度假者中以家庭、老年夫妇居多，他们分别占乡村度假者总人数的26．2%和41．5%，因此，实践中我们就应以这两个细分市场为突破口来扩大影响。此外，对家庭、老年夫妇度假者，我们应利用相关传统游戏(滚铁环、踢毽子、下五子棋、丢沙包、跳房子、家常活动等)来抓住儿童、老人的心理并进而延长其旅游时间。

[34]原因主要是这些景点的门票费用往往较高。

[35]我们在广西阳朔县的调查中发现，目前全县农村相对贫困阶层、温饱阶层、小康阶层和富裕阶层的比例分别占当地人口的9%、55%、30%和6%，而收入则分别占整个乡村总收入的5%、20%、40%和35%。这种阶层分化的重要特征是他们的收入差距不但不会自动缩小，反而会不断拉大。

[36]受城市文化的影响，农村的不少人开始对自己的传统生活失望，他们先是在装束打扮和娱乐方式方面盲目模仿，继而发展到有意识地去追求，以至于在部分农村地区诸如赌博及其他犯罪和不良现象开始增多，正常的社会秩序也开始遭到破坏。

[37]在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本土化是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乡村旅游对乡土民俗文化、乡土地域特征强烈的依附关系决定了乡村旅游的发展最终离不开当地居民的积极参与，这就需要纯朴的民风来创造一个对旅游者具有亲和力和吸引力的氛围环境以及借助于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来保障乡村旅游持续发展。以浙江丽水市为例，根据2006年五一“黄金周”期间旅游市场的统计，乡村游散客的比例已达到70%。

[38]例如，近几年在偏远山区和农村地区不断涌现出的旅游休闲度假区，由于管理不善，景区经营者又只重开发和收益，而忽视环境“三废”的处理，甚至不处理，结果就对原有景区造成了明显破坏。

[39]乡村旅游者对活动设施和卫生设施条件尤为重视。据统计，大约有61．3%的乡村旅游者希望庭院有乡土性康体健身设施(如横搭在两树之间的“单杠”、可以活动手脚的场地、供人休息的固定桌椅以及可以从事挖地、铲土的简单劳动工具等)，98．1%的乡村旅游者渴望有独立的卫生间(连同盥洗、淋浴)，56．8%的住宿者不习惯与陌生人或房东家轮换上卫生间，63．2%的乡村旅游者担心乡村食品卫生(包括床上用品和餐具消毒)。因此，乡村旅游开发应提倡乡村与企业挂钩，乡村与政府部门挂钩，结合新农村建设和乡镇改造，加大基础设施投入，解决好乡村旅游设施配套问题。

[40]当然在学科交叉日趋明显的今天，各流派所采用的分析范式也许并无泾渭分明般的区别。

[41]这一学派有时也被人们冠以“新政治经济学”的称呼，它不但对微观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革命性影响，而且也涉及法学、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研究等领域。

[42]其有时也被称之为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理论或者是新政治经济学。

[43]如道德人行为、观点及意识形态因素等就均属非理性的因素范畴。

[44]例如，经济学家就主要关心旅游对国民经济和旅游目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并十分重视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就业、供求关系、外汇收入等方面的问题;而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则一直强调相关的风俗习惯、民族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地理学家则关心旅游过程中的空间因素及其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

[45]据统计，目前国内外关于“乡村旅游”的定义不少于20种，说法有别，但主旨严格说起来还是有着不少共性的。

[46]当时他特别强调了对自然景观和绿色旅游消费观念的重视。

[47]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好比修建一幢大厦，经济是这幢大厦的基础。如果基础不牢固，大厦就无从建起;同样，如果经济不发展，再美好的蓝图也无法变成现实。

[48]只有农民收入上去了，衣食住行改善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新农村建设才算是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

[49]同样，只有农民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不断提高，崇尚文明、崇尚科学、家庭和睦、民风淳朴、互助合作、稳定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得以形成，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新农村建设才算是全面的和完整的。

[50]社会主义新农村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应该是脏乱差状况从根本上得到治理、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民安居乐业，这也是新农村建设最直观的体现。

[51]只有进一步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真正让农民群众当家做主，才能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真正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

[52]所谓乡村旅游扶贫开发模式即在旅游资源条件较好的贫困地区通过扶持旅游发展带动地区经济发展，进而脱贫致富的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总体上看，旅游扶贫的效果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要依赖于贫困地区寻求自我发展的“内功”。

[53]具体而言，吸引力指标又可细分为区位条件、目的地可达度、景区美景度、景区建设规模、旅游产品结构和年接待人数等指标;生命力指标可具体分为发展阶段、产品生命周期、土地利用合理性、景区空间的合理性、特色价值和制约因素等指标;承载力指标可分为环境承载力、景观相容度、景观敏感度、设施承载力和社会心理承载力等指标。

[54]这种安排可能是正规的，也可能是非正规的。

[55]或者更准确地说，其是人们为了一定的利益而进行的主动选择过程。

[56]这种变化可能是根本的改变，也可能是比较小的一些细微处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