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有关知识

《诗经》产生的年代，大致说来，最早为西周初期，最晚至春秋中叶，以公元来计算，为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历时500多年。《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在《诗经》问世的同时或在此前，曾经有过一些古代的歌谣散见于卜辞、铭文或典籍之中，如所谓的《击壤歌》《南风颂》等，但是一则真伪难辨，再则内容有限，影响不深，真正可以算是我国诗歌最早源头的应该是《诗经》。《诗经》是我国诗歌的源头，它收集和保存了古代诗歌305首（另有6篇只存篇名而无诗文的“笙诗”不包含在内）。

一、《诗经》的类别和分布区域

《诗经》是按《风》《雅》《颂》三类编辑的。“风”大多为周代各地的民间歌谣，是三百篇中最富有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篇章。《风》又叫《国风》，它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15部分，收诗160篇。根据十五国风的名称以及诗的内容，大致可以推断出诗的产生地相当于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地区，地域相当辽阔。《雅》是周人所谓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小雅》74篇，大部分是贵族宴乐时的乐歌，也有一部分是民间歌谣；《大雅》31篇，是诸侯朝会时的乐歌。这些诗大多产生于西周、东周的都城地区，即镐京（今陕西西安）和洛邑（今河南洛阳）。《颂》是朝廷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周颂》《鲁颂》和《商颂》。《周颂》31篇，是西周初年祭祀宗庙的舞曲歌辞，产生地在镐京。《鲁颂》4篇，是鲁国贵族祭祀宗庙的乐歌，产生地在今山东曲阜。《商颂》5篇，是宋国贵族祭祀其祖先商王的颂歌，产生地在今河南商丘。

《诗经》最初只称为《诗》或“诗三百”，到了西汉时，被尊称为儒家的经典，才称为《诗经》。这些诗当初都是配乐而歌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形式，但在长期流传中，乐谱和舞蹈失传，只剩下诗歌。

二、《诗经》的作者及如何收集

关于《诗经》的作者，古代学者作了许多考证，寻求出多篇作品的作者姓名。因《诗经》中的大部分作品为民歌，是经过长期流传、不断加工而成的，虽有些作者是个人，但大多数是群体，他们的名字是不会流传下来的。即使那些文人、官吏或贵族的作品，有的在诗中也说明了作者的姓名，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汹”^[9]，《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10]，《大雅·崧高》：“吉甫作甬，其诗孔硕”^[11]，作者的名字是“家父”“寺人”“吉甫”，但他们的身份、生平却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能确知作者的只有《鄘风·载驰》等极少数篇章。

这些年代久远的诗歌，产生在如此广阔的地区，是如何收集和编辑起来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归纳起来有两种。一是采诗说。据说上古时代有采诗制度，到周代还有采诗官，他们被称为“行人”“道人”或“轩车使者”，专门负责到民间采集民歌民谣，然后上报朝廷，目的是便于朝廷了解民情，以便察看朝政的正误得失。二是献诗说。在《国语·周语》中记载：“天子听证，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12]目的也是“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这些选择来的诗经过整理，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编订成书。有些学者对采诗是否可靠提出了质疑，引崔述的话对《诗经》的真正来源进行推论：

盖凡文章一道，美斯爱，爱斯传，乃天下之常理，故有作者即有传者。但世近则人多诵习，世远则渐就湮灭。其国崇尚文学而鲜忌讳则传者多，反是则传者少。小邦弱国偶遇文学之士录而传之，亦有行于世者，否则遂失传耳。（《读风偶识》卷二《通论十三国风》）。^[13]

上文曾说汉人采诗之说大约来自《国语》的公卿，至于列士献诗，“采诗不可信，献诗却可能”。所谓献诗，即崔述所说“文学之士录而传之”。这些录而传的诗，汇集起来便成《诗经》。

历史上的“孔子删诗”说可能是一种误解。《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14]意思是说诗的编订工作是由孔子完成的。有人根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礼，鲁国乐师为他演奏了十五国风和雅、颂各部分乐歌，其编排顺序和流传至今的《诗经》大体相同，而那年孔子才8岁，删诗之说亦不可靠。《论语·子罕》中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说明孔子曾为三百篇做过正乐，即纠正曲调错误工作，而不是编订《诗经》。

三、《诗经》丰富的内容

《诗经》作为远古留下来的诗篇，内容非常丰富，千姿百态，如同一幅生动的画卷，真实地描写出2500年前，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各阶层人们的生活状况及社会面貌。从当时的社会背景看，周王朝及各诸侯国的统治者相互攻伐，战争频繁，民众生活艰辛困苦。《诗经》中的很多篇章对这些普通民众的生活作了详细的记录，最典型的要数《豳风·七月》，它生动具体地记述了劳动者一年四季的生活，年复一年地劳作，耕种收割，采桑摘茶，养蚕纺织，砍柴打猎，凿冰酿酒，筑场盖房，不得停闲。而统治者享受着他们的劳动成果，过着优裕的日子，与劳动者住破屋、吃瓜菜、“无衣无褐”，形成鲜明的对照。《魏风·伐檀》指斥统治者不耕不稼，不狩不猎，却粮满仓、兽满院。《魏风·硕鼠》把统治者比喻成贪吃的大硕鼠，喂肥了自己，却不顾百姓死活，迫使百姓要离开他们，寻找没有硕鼠的理想国。频繁的战争，造成民众的徭役和兵役负担，以致酿成深重的灾难，很多人只好四处奔波，长年不能回家。《鸨羽》写了对没完没了的王事的厌恶，诉说了征人无法赡养父母的痛苦心情。《东山》写戍卒在外的悲哀和归家途中的悲喜交集。《击鼓》写戍卒思归不得的哀叹。《伯兮》写女子思念远征的丈夫，无心梳洗，相思成病。《君子于役》写女子在暮露中望眼欲穿，渴望丈夫早日归来。

《诗经》中，爱情诗歌的内容占有一定的比例。通过对爱情和婚姻的描写，描述了爱情的欢乐，诉说了相思的痛苦，反映了妇女被遗弃的悲惨。《诗经》中极富情采的篇章，对爱情中的各种表现和心理变化描摹得真挚动人。其第一篇《关雎》写一个青年追求“窈窕淑女”而得不到的焦虑和痛苦。《采葛》写一位男子对采葛姑娘的爱慕和思恋，一日不见，犹如“三月”“三秋”“三岁”。《静女》写男女约会时，等待的焦虑及会面的欢乐。《氓》这首长诗，把女子恋爱、结婚、婚后生活和被人遗弃的遭遇，完整地描述出来，表现了她抗争命运和坚强不屈的性格。

政治讽谕诗在《诗经》中也是常见的。一些富有正义感、对国家命运较为关心，或不得志的文人、官吏写出了这样的作品。他们揭露当权者的昏聩，批评执政者排斥贤才、听信谗言，指斥一些权臣拉帮结伙、妒贤嫉能，斥责统治者采用荒唐的治国策略，导致国家危机四伏，民众苦不堪言。《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诗经》中还有一些反映周部族发展的史诗，像志书一样，详细地记述了周族祖先创业的艰难，带有神话色彩，诗的篇幅较长，却并不呆板枯燥，如《大雅》中的《文王》《大明》《绵》《生民》《公刘》等篇。

祈祷祭祀是周王朝时的重大国事，因此，《诗经》中这方面的内容不可缺少，而且占有相当的篇幅。其颂歌祭歌或歌颂祖先，祈求降福子孙，或歌颂在上者的功德，虽思想价值不大，但有些记录了当时农、牧、渔的生产情况以及先人们开拓疆土、营建宫堂的情景，生动地再现了昔日的风貌，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综上所述，《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专门的诗集，不仅内容相当丰富，广泛地反映了民间的生产、生活及爱情等多方面的内容，而且今天读来，仍然受到深刻的震撼。

四、《诗经》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我国古代诗学有“六义”“四始”之说。《周礼·春官》中说：“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毛诗》序指出：“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行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人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上面所讲的“六义”和“四始”，是古人对《诗经》的分类的不同观点，两千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它是汉儒的庸人自扰，无甚意义，建议后人抛开不理。但上述“六义”，即“风、雅、颂、赋、比、兴”中前三者是对《诗经》的体裁，即十五国风、二雅、三颂的理解，我们可以暂时不管；而后三者“赋、比、兴”是《诗经》的主要表现手法，它体现了《诗经》很高的艺术水平。

钟嵘《诗品·序》：“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15]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16]就是说，赋是直接抒写和铺述的，这是所有文学作品最基本的方法。《文心雕龙·创作论》指出：“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比”就是比喻，以彼物比此物，使事物的表达更加形象生动。“兴”是指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一种写诗手法。《论衡·商虫》：“同一祸败，诗以为兴。”“兴”字有发端的意思，也称起兴，一般在诗的开头。起兴的句子可以与诗的内容有关，也可以无关。“赋、比、兴”这三种方法在《诗经》中交互使用，有所侧重，方法比较灵活。如《大雅》和《颂》较为侧重用赋的表现手法，而《国风》和《小雅》却用“比”和“兴”的表现手法较多。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每句虽只有四字，却句法多样、语气自然，创造出如“杨柳依依”“雨雪霏霏”“风雨凄凄”“风雨潇潇”“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等到现在还经常使用的千古名句。《诗经》虽以四句为主，但句式灵活多变，根据内容的不同要求，也有二、三、五或六、七、八字句。这些变化使《诗经》变得多彩多姿。《诗经》中许多民歌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重叠章句，回旋反复地吟唱，这样不仅增强了诗的感染力，而且加强了诗的音乐感、节奏感，使诗人的思想感情得到充分的抒发。

五、《诗经》的传习和注释

《诗经》原称《诗》或《诗三百》，到了汉代被奉为儒家经典后始称《诗经》，从此传习的人也多了起来，当时有鲁、齐、韩、毛四家。《鲁诗》出于鲁人沈公，他是汉文帝博士。《齐诗》出于齐人辕固生，他是汉景帝博士。《韩诗》出于燕人韩婴，他是汉文帝博士。《毛诗》出于毛亨和毛苌，毛亨曾为河涧献王博士。鲁、齐、韩三家传“今文经”，用汉初通行的隶书写的《诗经》。《毛诗》传“古文经”即用先秦使用的籀文。东汉之后，《毛诗》盛行，鲁、齐、韩三家诗逐渐衰亡，后来其书也亡佚了。现留存的魏源《诗古微》、王先谦《诗三家义疏》等均是清代学者从各种典籍中钩辑出来的。

汉代以后，很多学者为《诗经》注释，因《毛诗》在后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甚至最有名的汉代经学大师郑玄也为此作“笺”。到了唐代，孔颖达将唐以前关于《毛诗》的各家学说汇集到一起，作了《毛诗正义》，成就《毛诗》集大成之作。宋代朱熹的《诗集传》被作为后来士子考取功名的必读之作。到了清代，由于校勘、考据、音韵、训诂学的盛行，解典的著作甚多，取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这个时期的主要著作有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的《毛诗后笺》、陈奂的《诗毛氏传疏》等。在解说上突破经学藩篱，又不拘泥于三家之说的，当属方玉润的《诗经原始》，他主张“循文按义以求诗的主旨”，解说了《诗经》的文学意义，解说文字的辞采丰厚适当。王先谦的《诗三家义疏》集三家遗说最为完备，乃集大成之作。近代林光义的《诗经通解》、吴凯生的《诗义会通》、闻一多的《诗经新义》《诗经通义》等，在《诗经》探索方面提出了很多有见解的观点，为后人解读《诗经》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六、《诗经》的地位和诗序

对于《诗经》的作用，孔子有这样的评价：“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虫鱼之名”（《论语·阳货》），“兴于诗，立于礼”（《论语·泰伯》）。孔子的上述评价是指《诗》在修身方面有教育作用，在治国方面可以观察时政得失，还可以使士人相互切磋砥砺，批评讽刺统治者的政策措施，把诗教提到治国兴邦的高度。

《诗经》描写现实、反映现实的写作手法，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历代诗人的诗歌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到《诗经》的影响，可以说《诗经》在中国，甚至在世界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曾被许多国家译为各种版本，广为流传。

我们阅读《诗经》，必须明白“诗序”的问题，现在关于《诗经》的书很多，“诗序”的问题却很少涉及。那么，什么是“诗序”？通常人们认为列在《毛诗》诗篇之前，解释每篇主题的文字就是诗序，也称“毛诗序”。关于诗序的作者，自古以来有多种说法，一说子夏；一说子夏和毛公；一说为东汉人卫宏；还有说子夏作，毛公、卫宏增益润色。众说纷纭，尚无定论。“诗序”中有许多诗歌的理论问题，如“六义”“正变”“美刺”等说。“六义”我们前面已经介绍。“正变”则是指“风”“诗”“雅”，诗有正声，有变声。政治清明时，赞美某某的诗就是正声，王道衰微、政教废弛时，所作讽刺某某的诗就是变声。后来郑玄根据“诗序”的说法，将《国风》和《雅》的265篇，划分出正诗59篇，变诗206篇。“诗序”还根据由政治的清明与黑暗而决定的赞美与讽刺，提出了“美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