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的有关知识

在西、东周之交，黄河流域各地都有诗流传下来，自春秋之后，第一流的作品和作家大都出生在长江流域，尤其是楚。为什么《诗经》之后，中国的诗歌独盛于楚，很多学者作过非常全面的研究和论述。

一、《楚辞》的起源

在介绍《楚辞》起源之前，我们首先了解什么是《楚辞》。《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说：“始楚贤臣屈原被馋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而吴有严功，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说：“《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盖屈原楚人也，谓之《楚辞》。”

《诗经》后300年，历时散文和诸子散文兴起，中国文坛几乎笼罩在散文之下，诗歌处于沉寂时期。屈原及其后学宋玉，创造了一种具有楚国鲜明地方特色的新诗体，打破了沉寂的局面。这种新诗体《楚辞》与《诗经》最大的不同，就是非集体的歌唱，而是个人的创作；不注重自然写实的现实主义，而是应用浪漫的手法，注重主观的抒情；不是单一的比兴，句式上也不是呆滞的四言，而是应用整体的象征，使用灵活的杂言；使用篇幅结构宏大的巨制，而不用《诗经》那样回环复沓的短章；风格上弘博丽雅。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对《楚辞》鲜明的地方特色有如下的概括：“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见《宋文鉴》卷九十二）楚诗的较早者，当推《诗经》的“二南”最为要妥。“二南”以外，古彝器上还保存了不少有韵的铭文。与芈姓的楚同祖，如已姓苏、莒、曹的邾等，他们的诗也可算是《楚辞》的起源。

《楚辞》作为一种诗歌体式，源于“楚声”“楚歌”。春秋时楚国的音乐和民歌被称为“南风”或“南音”。陆侃如列举了二十多篇楚国及属国如都、陈、许、越的铭文之有韵者，以及《新序·节士篇》载《徐人歌》、《说苑·养说篇》载《越人歌》、《左传·哀公十三年》载吴《庚癸歌》等（见《中国诗史》第二章《楚辞》）^[17]，并指出了这二十几首诗的时代即在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之间。到了楚庄王（公元前613—公元前591）有三首流传了下来：一是《左传·宣公十二年》的《楚箴》；二是《优孟歌》（见《史记》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三是《楚人歌》（见《说苑·正谏篇》）。到公元前5世纪初期，孔子游楚时又听到两首歌，一为《接舆歌》（见《论语·微子》《庄子·人世间》），另有《孺子歌》（见《孟子·离娄》）。这两首歌可证明楚诗渐渐由《诗经》分化而出，并逐渐具有了独立的特性。以上是学者们在古籍或古器物上寻找到的最古的楚诗，然而它们的文学价值并不高。《九歌》的出现，为楚族的文学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九歌》名曰“九”，实际上有11篇，因为古人把9作为虚数（三王中《释三九》上《述学》内篇一）。《九歌》的篇数既不是9，也不是11，而是10篇，因为最后一篇《离魂》是前10篇公用的“尾声”。《九歌》之名始见于《左传》之《文公七年》《昭公二十年》《昭公二十五年》《离骚》《天问》中也有提到。鲁迅在《汉文学纲要》中称离骚是“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楚辞”一名最早见于西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张汤》载：“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汉武帝时，刘向整理古文献，把楚国人屈原、宋玉创作的骚体诗和汉人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所作的拟骚诗成集，共16卷，定名为“楚辞”。此后“楚辞”便成为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可惜的是这本《楚辞》久已亡佚。令人欣慰的是东汉王逸给刘向所编的《楚辞》进行了注解，并加入了自己创作的一篇《九思》，共17卷，定名为《楚辞章句》，流传至今。

二、屈原与楚辞

屈平（公元前353—公元前278），字原，与楚王同族。传说楚武王子瑕食采于屈，子孙遂以屈为氏（林宝《元和姓纂》卷十），屈平就是其中之一。西汉东方朔在他的骚体诗《七谏·初放》中说：“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这里的“国”即国都，指的是楚国的首都郢都。屈原《九章·哀郢》中也有“去故乡而就远”“发郢都而去闾”“去终古之所居”等诗句，明确表明自己的故乡是郢都。《离骚》中说：“摄提贞于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据上述资料可以判定屈原为郢都（今湖北省江陵县纪南城）人，生于楚宣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18]

屈原的一生大起大落，可谓大喜大悲。他所处的战国中晚期，是一个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由春秋时代的100多个诸侯国，减少为以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诸侯国为主，诸侯国数量大大减少的时期，即当时所谓的“七雄争峙”。当时楚国和秦国最为强大，两国都有统一中国的可能。张仪说：“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战国策·楚策一》）然而由于楚怀王、楚顷襄王父子处于不思革新图强的旧贵族势力的包围之中，不能坚持正确的军事、外交路线，在与秦国的斗争中，始终被动，失去了与秦国抗衡、统一中国的主动权，使得楚国由盛转衰。

屈原在少年时代曾接受过良好的正规教育，《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他壮年入仕，任楚怀王左徒，其职务相当于副宰相兼外务大臣。“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对内主张举贤授能，对外主张联齐抗秦，一度深得楚怀王的信任。楚国经过楚悼王时的吴起变法和肃王、宣王两朝的经营和积累，至楚威王时已出现中兴局面，国势达到了强大和繁荣的顶点。楚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六国联合抗秦失败后，六国联军解体，楚国也由强盛转向衰败。面对当时的环境，楚国的改革派提出了一些改革朝政的政策，整饬吏治，抑制豪强，肃除腐败要求，这肯定会影响旧贵族的既得利益，因而引起旧贵族的强烈反对，双方的斗争异常激烈。以上官大夫为首的保守势力，非常嫉妒屈原的才能，在楚怀王面前以诋毁屈原来争得怀王的宠信。怀王让屈原草拟改革方案，上官大夫发动旧势力人对屈原发动进攻，要求修改有关条文。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槁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19]刚愎自用、缺乏理智的怀王从此疏远了屈原。屈原在他的《惜往日》中这样写道：“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公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心纯庞而不泄兮，遭谗言人而嫉之。”简要地叙述了草宪事件的经过和结果。后来屈原担任了三闾大夫，掌管公族屈、景、昭三姓子弟的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张仪离间齐、楚之计得逞之后，怀王得知受骗，仓促发兵攻打秦国。楚怀王十七年（公元前312年）春天，两军在丹阳交战，楚军以士卒8万被斩杀、70余名将领被俘而大败。在这种兵挫地削的情况下，楚怀王稍有觉悟，召回屈原，派他出使齐国，以重修旧好。后来，秦国的阴谋又一次得逞。楚怀王轻信佞臣靳尚和宠姬郑袖之言，释放了张仪。楚怀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05年），楚国背叛齐国，和秦国联合，一向坚持联齐抗秦的屈原，因进谏反对怀王背齐联秦而被流放汉北。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300年），秦国再次攻打楚国，攻占了楚国8座城镇，不得已，怀王只好启用坚持联齐抗秦主张的屈原。当时，秦昭王以与楚有联姻关系，要求与怀王见面，怀王又被骗了，一入武关，即被软禁，再也没有回到楚国。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国不可一日无主，经大臣们的紧急商议，遂立太子横为王，即为楚顷襄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屈原和许多楚国人抱怨子兰劝楚怀王入秦，致其死在他乡，令尹子兰唆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诽谤屈原，顷襄王一怒之下，把屈原流放到江南。万般无奈之下，屈原以死来表达对楚国腐败集团的强烈抗争，于顷襄王十六年（公元前283年）五月初五，抱石自沉汨罗江。

清醒理智，感性迷狂，富有激情，多愁善感，这些似乎是一些矛盾的东西，却是诗人必备的气质。在别人看来很平常的东西，到了诗人眼中如获至宝，草木如人，山水似神。正是具有这样的气质，屈原的生活、为人都是诗化的，菱荷以为衣，芙蓉以为裳，都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正是这样，他在《离骚》诗中上天下地，沟通天人，时而飞行天上，时而驰骋人间，能够向远古的神女表白感情，能请上古的神巫占卜降神。这些象征、隐喻，虽不写实，却能用服饰和服食的芳洁，表达自己品性的高洁，用天上地下表现自己的求索，用追求神女来象征追求明君，用占卜来表现自己内心的矛盾冲突。一位曾担任过左徒的高官，每天要处理繁重的政务，排除奸佞小人的影响，却能有孩子般的奇想、花季少女般的一系列追求，写出惊人的诗篇，不能不说屈原是一位伟大的天才诗人。

信馋弃贤是楚国统治集团政治腐败的重要标志，使屈原这位理想主义者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的政治现实。屈原用他的诗歌，揭露了这一黑暗。“世溷浊而嫉贤之，好蔽美而称恶”（《离骚》），“馋人高涨，贤士无名”（《卜居》），揭露了官员不依法办事、为所欲为的政治腐败现象。而“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离骚》），是指斥官员不注重道德修养，生活糜烂，道德败坏，是当时贵族生活作风败坏的反映。“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离骚》）揭露官员们欲壑难填、贪得无厌的经济上的腐败。屈原在《离骚》《渔夫》《怀沙》《惜往日》《悲回风》中表现了他举贤授能、坚持真理、勇于探索的献身精神，今天我们读来，仍然很有教育意义，给人以极大的启迪。

《诗经》是民间集体创作的结晶，但从屈原起，开创了作家个人创作诗歌的新时代。屈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作为楚辞的创始人，为楚辞的创立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作品一经推出，立即赢得四处喝彩，以其内容的深刻、情感的浓厚、构思的奇妙、极其丰富的想象力，把诗歌带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平，其意境优美，文辞瑰丽，做到了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屈原善于以经纬天地之才，表现各种矛盾和冲突，如《离骚》《九歌》《天问》中分别表现生死去离、神与人、圣与俗、古与今、明与惑的矛盾冲突，惊心动魄。他的作品风格不重复前人，也不重复自己。例如，《离骚》波澜壮阔，幽深隽永；《九歌》迷离缥缈，悱恻绮靡；《天问》恢诡谲怪，瑰丽奇矫；《九章》质朴清新，直率平实；《远游》高蹈飞升，道骨仙风；《大招》夸张渲染，立意高卓；《卜居》《渔夫》则韵散结合，几近赋体。屈原开创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大胆的想象，神奇的夸张，交织着神话、传说、宗教、民俗，将历史与现实、神界与人间融为一体，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文学的艺术表现力。屈原的艺术成就得到了历代论者的高度评价。王逸在《楚辞章句序》中称：“屈原之词（同辞），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远，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文学大师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也说：“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侯，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20]有心当政治家、无心当文学家的屈原，情不自禁地抒发自己的愤懑，却创作出了震撼千古的诗篇，给人们留下一大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其成就巨大，影响深远。

三、宋玉与词赋

宋玉，楚国鄢（今湖北宣城）人，约生于楚顷襄王元年（公元前298年），一生经历楚顷襄王、考列王、楚幽王、楚王负刍四朝。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指出：“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灭。”^[21]宋玉是否是屈原的弟子，自古以来存在一些争议。但宋玉为景仰屈原的道德文章之后学，却是不争的事实。现在唐勒、景差的词赋均已佚，宋玉的作品有许多至今仍在流传。

宋玉是继屈原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另一位伟大的作家。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战国后期。这一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斗争更为激烈，社会动荡不安，所谓的“七国争雄”的局面已为秦、齐、楚三强鼎立所代替。三国中秦国的实力最强，楚国从楚怀王被骗失地、客死秦邦后，国力衰微，逐渐走了下坡路。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郢都为秦兵所破，到秦灭楚（公元前223年），不过59年。宋玉生活在这个时代，作为小臣，曾多次向顷襄王讽谏和献计献策，均未采纳。宋玉的为人也受到了世俗的讽评。晚年的宋玉过着“无衣裘以御冬”的凄凉生活。史书记载，宋玉大约卒于楚亡之时（公元前222年），年76岁。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载：“宋玉赋十六篇。”今所存署名宋玉的作品19篇，《九辨》《招魂》两篇，最早见于东汉王逸注《楚辞章句》；《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子·好色赋》《对楚王问》五篇，最早见于南朝梁萧统编《文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六篇最早见于唐章樵所编《古文苑》；《徵咏赋》一篇，最早见于南宋末陈仁子编《文选补遗》；《高唐对》《郢中对》两篇，最早见于赵氏培荫堂藏本明人所辑《宋玉集》；《对友人问》《对或人问》两篇，最早见于南宫邢氏藏本明人所辑《宋玉集》；《报友人公》一篇，最早见于明代梅鼎祚编《皇霸文纪》。清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全上古三代文》卷十收录宋玉作品13篇，均列于宋玉名下，并另附《宋玉集序》，另有6篇未收录。这些作品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几乎全部被断定为伪作。其主要理由是认为战国时期不可能产生散体赋。至1972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属武帝时期）发掘出土宋玉散文体赋佚篇《御赋》，这些疑虑才被消除。学者们经过研究断定，传世的宋玉19篇作品，《报友人公》《对友人问》《对或人问》三篇为伪作，《高唐对》《郢中对》两篇为《高唐赋》和《对楚王问》的异文，《舞赋》疑为东汉傅毅《舞赋》的摘录，其他14篇应该是宋玉所作。

司马迁说宋玉“好辞而以赋见称”，也有人称他是楚辞的殿军和汉赋的始祖，在楚辞和汉赋之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作品除《楚辞章句》所收的《九辨》《招魂》两篇为楚辞体诗歌外，其他的均为赋体文学，且均是散体赋（《徵咏赋》则初具赋风貌）。宋玉的《招魂》，虽属楚辞，但结构上有序辞、有招辞、有乱辞，且序辞已有散文化的趋势，形式上具有向楚赋转变的迹象。宋玉创作的以赋为名的作品，完全确立了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22]清人何焯评宋玉赋时云：“铺张扬厉，已为赋家大畅宗风；词尚风华，义归讽谏。须知赋体之本意；义本于诗，而体近于骚。故有屈之《离骚》，则有宋之赋。其时荀卿亦以赋著，而荀赋近质，宋赋多文，宜赋家之独宗宋也。”（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宋玉赋大多开头为散体，“述客主以旨引”；中间部分为韵文，“极声歌以穷文”结尾部分为散体，“发理词旨，总撮其要”。宋玉的这种写作格式，成为汉赋的基本结构形式，说宋玉是赋体的开山祖师，一点也不为过。

宋玉的赋体文学，不仅是首创赋体，而且达到了非常高的艺术水平。有些专家甚至认为其空前绝后的，享有“赋圣”之美誉。程廷祚《骚赋论》中说：“荀卿《礼》《智》二篇，纯用隐语，虽始构赋名，君子略之。宋玉以瑰伟之才，崛起骚人之后，奋其雄夸，乃与雅颂抗衡，而分裂其土壤，由是词人之赋兴焉。”《汉书·艺文志》称：“其所著十六篇，今虽不尽传，观其《高唐》《神女》《风赋》，可谓造化之精神，尽万类之变志，瑰丽窃冥，无可端倪，其赋家圣乎？后之视此，犹后夔不能舍六律而正五音，公输之不能扬规矩而成方圆矣。”刘熙载《艺概·赋概》也说：“《文心雕龙》示：‘楚人理赋’。隐然谓《楚辞》之后无赋也。李太白亦云：‘屈宋长逝，无堪与言。’”许多学者认为：“汉代虽以辞赋为代表文学式样，但产生的所有辞赋作家，无一人从整体上超过宋玉，更无人像宋玉那样对后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宋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职业作家和纯文学作家，他的辞赋是文学独立和自觉的产物，是中国文学独立和自觉的标志性作家。李炳海教授指出：“楚辞出现以前，几乎见不到纯粹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文学还处于混沌未开的状态。一方面文史哲不分，另一方面诗歌舞三位一体，文学只是混沌的一部分。楚辞的出现开创了文学史的新时代，文史哲不分的泛文学逐渐为纯文学所取代，诗和歌、舞也开始疏离，各自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于是，文学开始有独立的地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陆续产生出来”；“从屈原到宋玉等人，从辞到赋，是由泛文学到纯文学的演变过程，只是到了宋玉那里，文学才真正以独立的形态出现，才出现纯粹的文本”；“辞赋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纯文学阶段的开始和文人群体的生成，辞赋作家的创作又经历了从屈原到宋玉的转变。如果说屈原的作品还没有完全和现实政治脱钩，还处于未自觉状态，那么宋玉等赋家已经把文学创作当成人生娱乐的重要方式，在作品中表现出明显的唯美倾向。把上述现象联系起来考察，这不正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学的自觉吗？”^[23]

从《九辨》的材料里，我们可以知道宋玉是楚国乡下的一位贫士，远走京畿，谋一个位置，以抒抱负，但不久便失职，于是潦倒终身。宋玉的身份和他表现的不平与伤感，是普遍的人生经历和人生感受。这使他能够敏感地发现自然与人生之异质同构关系，通过对自然和人生的双重感伤，开创了中国文学“伤春”与“悲秋”的主题，表现了“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伤和哀怨以及对时代、社会、人生的悲愤。此后“伤春”与“悲秋”成为中国文人易患的“季节性情绪低落症”和中国文学绵延不绝的永恒主题。从沉重的政治负担中解放出来的宋玉还从多方面进行艺术创造，真实自然地表现人类的生理欲望，开启了中国艳情文学的篇章。刘勰的《文心雕龙·时序》称：“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24]“屈宋逸步，莫之能追”^[25]（《文心雕龙·辨骚》）。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和宋玉均被尊称为“中国文学之祖”。20世纪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宋玉的作品几乎全部被怀疑为伪作，宋玉被丑化为一个“无耻小人”“可耻叛徒”，曲解了宋玉的思想，冷落、歧视了这位中国文学的先驱。今天，许多学者纷纷著书立说，为我们全面了解宋玉及其伟大的作品，提供了较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