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乐府与五言诗

公元前256年，周亡。公元前222年，楚亡。公元前207年，秦亡。公元前202年，项羽战死，刘邦统一中国，立下了400年汉帝国的基础。就国内情况而言，除了初期由于地方贵族与中央抗衡，曾引发吴楚“七国之乱”外，往后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兵灾。汉中叶之后，君主暗弱，大权先后落在外戚、官宦与权臣之手；豪强兼并，民不聊生。这引起了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兵和东汉末的黄巾起义。当时两汉对外曾多次与匈奴展开大规模的战争，终于迫使匈奴向西迁徙，解除了汉民族北面的最大威胁。这就使得两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在抢救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楚汉相争所摧残的中国传统典籍，特别是恢复儒家学说方面，西汉建立了不朽功勋。政府为此设立了太学和博士弟子员，供养了大批知识分子。两汉在经学、史学和散文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两汉辞赋（大赋）风靡一时，史学成就很大，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一、两汉乐府诗及其对中国诗歌的贡献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说：“高祖归还，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乐沛，以沛宫为高祖原庙。高祖所教歌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后有缺，辄补之。”^[26]这就是汉乐府的开端。但汉乐府在汉武帝以前，所注重的都是宗庙乐章。惠帝二年（公元前195年），使夏侯宽为乐府令，保管这些乐章。因为是贵族的，所以大都与周奏有关系。尽管孝高后时，班台曾输入北方的《鼓吹》，给中国旧乐添加了一点兴奋剂，然也不过是贵族的点缀品，因而此时的乐府不太重要。到了武帝时，稍有改变。《汉书》卷二十二《乐志》说：“（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八“乐府”条说：“乐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监，有游徼。”《汉书·张放传》：“使大奴骏等四十余人，群党盛兵弩，白昼入乐府，攻射官寺。”《霍光传》：“奏昌邑王，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续汉书·律历志》：“元帝时郎中京房……知五声之音，六十律之属，上使太子太傅韦元成……谏议大夫章杂，试问房于乐府是也。”后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即名之曰“乐府”，误矣。曰“古乐府”，尤误。《后汉书·马廖传》言：“哀帝去府。注云：‘哀帝即位，诏罢郑卫之音，减郊祭及舞乐等数人。’是亦以乐府所肆之诗，即名之《乐府》也。”^[27]其实名辞意义常变，我们也可承认“乐府”有官署与诗体两种意义。武帝以后，乐府继续了100年。在这期间民歌有所增加，贵族的乐章仍没有多少作品。到了哀帝，乐府的工作受到了一些打击，停止了乐府中采集民歌和土乐的工作，而保管贵族乐章的工作没有停止，所以东汉在这方面有不少作品。值得注意的是，采集民歌的工作虽然终止，而现存汉乐府中有很多东汉民歌，尤其在《相和歌》与《清商曲》内。武帝时的民歌多因年久偶尔佚传。这些民间歌曲或贵族乐章，产生于两汉400年中者，不在少数。其篇名之可考者，占存者约三分之一。关于乐府的分类有多种分法，东汉时蔡邕论叙乐曰：“一曰《郊庙神灵》，二曰《天子享宴》，三曰《大射辟雍》，四曰《短箫铙歌》。”^[28]（《宋书》卷二十《乐志二》）汉明帝时乐有四品：“一曰《大予乐》，郊庙上陵之所用焉。……二曰《雅颂乐》，辟雍飨狩之所用焉。……三曰《黄门鼓吹乐》，天子宴群臣之所用焉。……其四曰《短箫铙歌乐》，军中之所用焉。”（《隋书》卷十三《音乐志上》）^[29]这些分类包括民间歌曲。《宋书·乐志》并无明确的分类，就所录诗乐的次序来看，大概可分为《郊庙》《燕射》《相和》《清商》《舞曲》《鼓吹》6种。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也不分类。其他如张永、荀勖、王僧虔等人的《枝录》及智匠的《古今乐录》等，或另有分类，却不可考。宋代有郑樵、郭茂倩所作两种分类。郑樵分类见《通志》卷四十九《乐略一》，共有《正声》《遗声》《祀飧正声》《祀飧别声》《文武舞》五大类，每大类又分若干小类，共50余小类，因为琐碎，又不适当，故后代治乐府者都从郭茂倩。郭茂倩的分类见《乐府诗集》，他的分类相对合理，共分12类，其中一部分分若干类。具体如下：《郊庙歌辞》（汉至五代），《燕射歌辞》（晋至隋），《鼓吹曲辞》（汉至唐），《横吹曲辞》（汉至梁），《相和歌辞》（汉），《清商曲辞》（晋至隋），《舞曲歌辞》（汉至隋），《琴曲歌辞》（唐虞至隋唐），《杂曲歌辞》（汉至唐），《近代曲辞》（隋唐），《杂歌谣辞》（唐虞至隋唐），《新乐府辞》（唐）。它是过去分类中比较合理、最流行的一种。后来人们加以修改、删并，删去伪托的《琴曲》和《杂曲》及重复的《近代曲》，删去不入乐的《杂歌谣》及《新乐府》，只剩8类。这8类中《相和》与《清商》分类也有点错误如依《乐府集》所载，《清商》见存者始于晋，汉辞已亡佚了；《相和》中一部分实际是汉《清商》。梁启超是第一个发现此错误的。

两汉除乐府诗外，还有不少民歌被保存下来。值得注意的是，到东汉时期，文人在乐府诗和民歌的影响下，开始创作比较成熟的五言诗。学者们认为，“辞赋”的干扰，使得汉乐府诗没有成为一代文学的主流，也没有达到顶峰，但在我国的诗歌史上，汉乐府较《诗经》前进了许多。汉代诗歌在体式和技巧方面的主要贡献，奠定了五言诗的基础，使得五言诗正式取代了四言诗的地位，为魏晋南北朝所取用，成为我国诗歌的重要体裁之一。五言比四言更富有表现力，而且流传下来的许多名篇，句式整齐、音调和谐，语言与当代人民的生活更加接近。除五言外，也偶有七言诗出现，多混杂在杂言诗之内，但在当时的民歌和文人所写的诗篇中并不多见，没有形成固定的格式，只是处于萌芽时期。尽管如此，两汉仍然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重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