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与分期

从公元618年，高祖李渊受禅于隋，公元907年哀帝李柷禅位于朱全忠，唐代共换了20位皇帝，经历了289年。据《旧唐书·经籍志》记载，高宗李治有文集86卷，中宗李显有文集40卷，但都没有保存下来。另如才女上官婉儿的文集20卷，也失传了。现在我们能见到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就是这部分，其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清代康熙年间，彭定时、杨中讷等人据明代胡震亨的《唐寅癸签》、清初季振宜的《唐诗》等文献编成《全唐诗》共900卷，收录唐诗48900首，诗人2200多家。20世纪初，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了大量的唐诗，后来人们对其进行了整理。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由王重民、孙望、童养年、陈尚君等人编辑的《全唐诗补编》，又补录4300首，共计达53000首。

一、唐诗繁荣的标志

唐诗的繁荣，首先表现在可观的数量上。上面我们已说过，仅存的唐诗，多达5300多首，是从西周到南北朝1600年间保存下来的诗歌数量的三倍多，唐诗作者数量是其五倍多。

其次，较高的诗歌水平。唐诗不仅拥有一支声势浩大的作者队伍，更重要的是在这支队伍中，名家辈出，巨匠迭现。如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韩愈、孟郊、元稹、白居易、李贺、刘禹锡、柳宗元、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人都取得了令后人仰慕的成就。他们的诗歌，无论是体制的完备，还是技巧的成熟；无论是意境的高远，抑或韵律的精严；无论是揭示生活的深度，还是反映现实的广度，都将中国古代诗歌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再次，很高的普及程度，各种体例较全。唐代诗歌的普及程度之高，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不仅上自帝王将相，下到童子、妇女，都加盟到诗歌创作的队伍中，而且众体兼备，风格多样，正如明人胡应麟所说：“甚矣！诗之盛于唐其体有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律诗绝句，靡弗备矣。其调飘逸、雄浑、沉深、博大、绮丽、幽闲、新奇、猥琐，靡弗旨矣。其格则高卑、远近、浓淡、浅深、巨细、巧拙、强弱，靡弗俱矣。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1]这段话从诗人队伍、诗歌风格和诗歌体裁三个方面总结了唐诗繁荣的具体标志，尤其是众体兼备这一点，可以纠正由焦循、王国维等人造成的对唐诗的误解。清人焦循说：“人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就其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则专录其词；元则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2]认为唐代律诗为“一代之胜”。王国维在首肯焦循的“一代有一代之胜”的同时，重新审定了“一代之所胜”的文体序列，“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与焦循一样是指律诗，而且还从学理上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他在《人间词话》中指出：“四言敞而有《楚辞》，《楚辞》敞而有五言，五言敞而有七言，古诗敞而有律绝，律绝敞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通而作他体，以自解脱。”^[3]也就是说，在唐以前，包括古风、乐府、歌行在内的古体诗，因为长期流行，“自成习套”，“敞”而无生机，唐代诗人无法用这些古体创作出“新意”来，所以改写律诗，律诗也因此成了“一代之所胜”。焦循、王国维的这一种说法，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说法之一，甚至成了流行于社会的一个常识性判断。这种观点不能完全反映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就唐代而言，各种式样的古体诗不仅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唐诗发展的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初唐四杰”在诗坛的地位的取得，离不开古体诗；创作真正“唐音”的陈子昂，所运用的诗体几乎都是古体诗；最能代表高适、岑参边塞诗艺术成就的是古体诗；倘若李白、杜甫失去了古体诗的创作，恐怕难以担当其“双子星座”的隆誉。当然新的诗体律诗、绝句是在唐代兴起的，体现了唐人在诗歌体裁上不甘于落后的创作精神。唐代人并没有独守律绝体诗一端，而是众体兼长，在不同的创作中，均能呈现冥心独造的艺术风貌，这是唐诗繁荣的一个关键的标志。

二、唐诗繁荣的原因

唐诗繁荣的原因很多，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都有关系。第一，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促进了诗歌的提高和普及。宋代诗歌评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评诗》中指出：“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4]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谈丛》也说：“唐试士初重策，兼重经，后乃觭重诗赋，中叶后，人主至亲为披阅，翘足吟咏所撰，叹惜移时，或复微行，咨访名誉，袖纳行卷，予阶缘。士益充趋名扬，殚工韵诗，尤其一大关键。”^[5]王嗣奭在《管天笔记》中说：“唐人以诗取士，故无不工诗，竭一生精力，千奇百怪，何所不有。”这些说法都认为唐代政府采取以诗取士的开明措施去网络人才，不分门第，只要文人的诗被考试官看中，就可以登第及仕。这就极大地刺激了社会各阶层写诗的热情，出现了“无人不工诗”的现象，因而促进了唐诗的繁荣。

一般来说，唐代以诗取士的制度始于唐玄宗时代。诗赋是科举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要求考生做有关时事、政治、经国大计的策论试题的同时，还要写一首诗。诗的题目是统一的，叫作“省题诗”或“试贴诗”。作“省题诗”的，都是考进士的人。唐代科举的名目很多，其中明经与进士两科为常科。明经不作“省题诗”，身价也不高。据传王孙李贺弮为诗篇，韩文公深得知重，于缙绅间，每为延誉，由是华声籍甚，时元稹年少，以明经第一，攻篇什，长交于贺。一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不容遽入，仆者谓曰：“明经及第，何事来看李贺！”从中不难看出，明经出身的社会地位之低。进士出身则不然，在唐代，进士地位甚隆，进士出身的广为社会所尊重，甚至“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为了能考中进士，社会上普遍形成了“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的风气。

唐代以诗取士，并不局限于“省题诗”，还包括“行卷”之诗。所谓“行卷”就是考生在考试前，将自己写的诗编成卷册，送给主考官员审阅，以引起他们的注意，加深主考官对自己的印象；过一段时间再投，叫作“温卷”。“行卷”的数量有多有少，少至几首，多至几十首，甚至几百首，其中包括散文。对此，程千帆先生著有《唐代行卷文学》一书，认为：“‘省题诗’要受到种种清规戒律的束缚，所以好的作品不多，‘行卷’之诗则可以较为自由地进行艺术构思与创造，锻炼士子的作诗能力，从而促进了唐诗的繁荣。”

第二，相对清明的政治环境，为唐诗的繁荣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唐代虽然施行“家天下”的集权制度，但相对来说，其政治环境是相对清明的，最高统治者能广开言路，从善如流，较少忌讳。这就打破了思想禁区，这就开拓了题材领域，使诗人们直抒己见，放言无忌，从而促进了诗歌的繁荣。

唐王朝统治者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唐太宗更是其中的楷模。他鼓励群臣犯颜直谏，首开一代纳谏之风。据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元年十二月戊申条唐太宗‘神采英毅，群臣进见，皆失举措。上知之，每见人奏事，必假以辞色，冀闻规谏。’尝谓公卿曰：人欲自见形，必资明镜，而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谏有贤，其臣阿谀顺旨，君既失国臣岂能独全。如虞世基等谄事于炀帝，以保富贵，炀帝既弑，世基等亦诛。公辈宜用此为戒，事有得失，毋惜言尽。”^[6]太宗所说的“事有得失，毋惜言尽”就是鼓励群臣犯颜直谏。又据《新唐书》卷二零一《骆宾王传》：“徐敬业乱，骆宾王为附属，为敬业传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读，但嘻笑。至‘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谁为之？’或以宾王对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你？’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时，昭求其文，得数百篇。”^[7]这也许是武则天故作姿态，但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臣僚和士人的顾虑，使他们不惮进言。后来唐朝的历代皇帝也大多具有这种容言纳谏的胸怀，这对诗歌创作是功德无量的。

本来，《唐律》“指斥乘舆”条规定：“诸指斥乘舆，情理切言者斩，非且言者徒二年。对捍制使而无人臣之礼者绞。”但在唐代，并没有发生诗人因“指斥乘舆”而被处死的事件。既然“直刺至尊”而不致获罪，那么指斥权贵、抨击时弊就更无被斩的危险了。白居易说他的讽谕诗使“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但他本人不仅无首级之虞，而且晚年还生活得非常优游，又得到了唐第16代皇帝宣宗李忱的深切怀念：“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歌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政治文化环境，使广泛而深入地揭露社会矛盾的诗篇大量涌现。诗人可以公开“讴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这种正言直谏的精神是从唐太宗以来长期保持的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传统鼓励和培养的。“先朝纳谏诤，直气横乾坤”正是歌颂这一优良传统。

第三，较为开放的思想体系，推动了唐诗繁荣。唐朝有着强大的国力，朝野上下十分自信，唐王朝的思想体系较为开放也就不足为奇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唐代实行儒、道、释三教并存的思想体系。唐代统治者之所以容许三教并存，主要是为了加强思想影响，巩固统治，即“会三归一”皆为其用。但在客观上，这对于思想解放、活跃创作气氛、促进诗歌的繁荣无疑是有益的。

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孔子，在唐代受到高度重视。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在国学立周公、孔子庙；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又令州学皆建孔子庙；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谥孔子为文宣王。唐太宗曾命孔颖达撰《五经正文》，系统地阐释了儒家思想，并作为全国学校教学和科举的教科书。

但与此同时，李唐统治者又认道家始祖老子为本家，封他为“太上玄元皇帝”，把《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定为士子的必读书，使儒、道得以盛行。

对于佛教，李唐统治者也同样大力予以提倡，先后派遣名僧玄奘、义净赴天竺取经，将大量的佛经翻译出来，并视为“圣教”，亲自撰写《圣教序》，听任各种教派自由发展，广为传播。

总之，儒、道、释三教在唐代都得到了高度重视，而盛行于世。尽管因李唐统治者根据政治需要和个人好尚，有时尊彼抑此，但都是为了使三教处于平衡状态，以免一教膨胀过甚，因而使三教在竞争中各自得到壮大和发展，从而打破了那种将思想“定于一尊”的僵化状态，造成诗人博览百家、遍观群书的风气，使思想界呈现出一种活跃的局面。在这种局面里，诗人对儒、道、释三教可信可不信，可信此也可信彼，悉自由便，朝廷不加任何干涉。卢照邻在一篇文章中说：“先朝好吏，予方学于孔、墨；今上好法，予晚受乎老庄。”说明了自己的思想取向不以帝王或朝廷的爱憎为转移。非但如此，在唐代即使非议孔子，批评儒家经典，统治者也绝不过问。著名的史学家刘知畿所撰《史通·疑古》指责孔子删定“六经”时，隐瞒历史真相，为尊者、亲者、贤者讳。“饰智矜愚，爱憎由己”，态度相当激烈，语言也十分尖锐，但统治者见怪不怪。李白对孔子的态度更为不恭，公然宣称：“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事实充分表明，唐代诗人可以毫不顾忌地选择自己的精神支柱，表明自己的思想信仰。这为促进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促进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以盛唐诗人李白、杜甫、王维为例，其思想的主导倾向便是一道二儒三释，而后分别被誉为“诗仙”“诗圣”“诗佛”，当然，某一诗人或某一流派接受哪家思想的影响是复杂的，这里只是大概而言。

由于儒、道、释每一家都可以构成一种独立的文化体系，包含各自的经典教义、故事传说、造像壁画等，因此，兼收并蓄的思想体系的实行，还使诗人能从中汲取较为丰富的艺术营养，开拓艺术眼界，启发艺术思维，这对他们的诗歌创作是非常有益的。而随着儒、道、释三教的繁盛，还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许多僧人、道士本身就是诗人，其中有的还有诗名，如寒山、拾得、灵一、皎然、灵澈、贯休、齐己等。这些能诗的僧人、道士与诗人过从甚密，如李白与道士司马承祯、吴筠是密友，而刘禹锡早年则师事于皎然、灵澈。许多诗僧不仅向诗人宣讲禅理，也相互切磋诗艺，并抓住禅法的某些共通之处，主张用禅法创作诗歌意境。皎然的《诗式》，就是用禅法造境的问题作了较为具体的阐发，颇有理论上的见树，对当时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产生了影响。

第四，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拓展了诗歌的艺术空间。唐代强盛的国力和发达的经济，促进了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也推进了与诗歌密切相关的音乐、绘画、书法、舞蹈等各种艺术门类的发展，这些艺术门类的发展反过来又推进了唐诗的繁荣。唐朝虽与邻国之间，甚至国内各民族之间时有战争，但唐时中外文化交流比前代更为广泛。唐代的统治者对各族、各国人民“爱之如一”，使他们乐居中土，而且敢于吸收外来文化，绝不存在“夷夏之大防”。这种自信源于对发达的经济和强盛国力的高度信赖。当时的唐代首都长安不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和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据《新唐书》中的《东夷传》和《西域传》，日本自贞观五年（公元631年）“遣使者入朝”到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复入贡”为止，共11次向唐王朝派出“遣唐使”。仅开元年间（公元713—公元741），“中天竺遣使者三至”“南天竺一”“北天竺一”（天竺，今为印度）。此外，拂菻（今罗马）、吐火罗（今阿富汗）、波斯（今伊朗）、尼婆罗（今尼泊尔）、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等皆有使者来唐，他们带来的东西方文化，给中国传统文化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也流传到东西方各国，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宗教方面，除佛教文化在中土进一步广泛流传外，伊斯兰教等也纷纷传入中国。其中梵语拼音的传入，对汉语音韵学及诗歌格律学的发展，具有不可轻视的启发作用。在音乐方面，大量的乐曲传入中国。据《新唐书·南蛮传》，仅骠国（今缅甸）传入中国的乐曲就有《野鹅》《宴乐》《佛印》等数十种。唐代的乐工吸收各具特色的外来音乐的优美乐调，经过改造，制成了唐代《燕乐》、《清乐》、《西凉》、《高昌》等乐曲。在舞蹈方面，流行的剑器舞、胡旋舞等，也来自西域。在绘画方面，敦煌壁画所接受的外来影响更是一目了然。显然，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极大地促进了唐代各种艺术门类的发展，使之显现出空前的繁荣局面，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化高潮。而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等艺术门类之间本来就相互吸收，互相融合，互相启发，必然影响和促进诗歌的繁荣。元稹《乐府古体序》将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分为两类：一是由“乐以定词”，一是“选词以配乐”，这两种情况，在唐代都存在。当代学者任二北所著《唐声诗》则将唐诗分为“声诗”与“徒诗”两类。所谓“声诗”就是配合音乐歌唱的诗歌。而名目繁多的外来乐曲传入后，需要配上歌词才能演唱于朝会庙堂或歌楼酒肆，这自然会刺激诗人创作的积极性，并使他们在创作过程中自觉注意诗歌的音律节奏，以适应入乐演唱的需要。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唐史称，李贺乐府数十篇，云韶诸工皆合之弦管。又称，李益与贺捋，每一篇成，乐工争赂求取之，被声歌。”^[8]诗歌与音乐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同时，音乐不但影响了诗歌的韵脚、平仄、节奏，而且随着音乐的发达，出现了许多直接以音乐为描摹对象的诗篇。人们熟知的白居易的《琵琶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李贺的《李凭箜篌引》固不待言，即使是王维的《扶南曲》、李颀的《听童大弹胡笳兼寄语房给事》、刘禹锡的《和浙西李大夫霜夜对月，听小童吹觱篥歌》等诗，对音乐的描写也都堪称出神入化，脍炙人口。

绘画艺术的发达，则有助于创造和深化诗的意境。中国的诗与绘画向来结合得非常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有“诗是有声画，画是无声诗”之说。唐代的许多诗人既善画事，又精诗艺。自称是“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偶然作六首》其六）的王维，既是山水诗的大师，又是南宗山水画的宗师。苏轼称赞他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唐代许多诗人都善于将诗情与画意融为一体。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绘画自唐代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由描摹人物转移到描摹山水。西洋画重写实，中国画重写意境。吕思勉在《隋唐五代史》中说：“论画意，当以山水画居首选，而其渐盛亦在开元时，信乎唐之中叶，为风会变迁之时矣。”山水画的产生，使诗与画之间原先所具有的外在关系转变为内在关系，不仅在立意构图、描绘、渲染等创作原则和具体技巧上相同或相近，而且本质上趋于同步；重写意而不重写真，重神似而不重形似。绘画艺术的发达，还带来了题画诗的兴盛。唐代许多诗人都喜欢用诗评画、论画，借以表达自己的审美理想。杜甫的《观曹将军画马图歌》《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白居易的《赠协律郎萧悦画竹》等诗就是其中的精品。其不仅有主动的传神摹写，而且往往包孕着作者的艺术见解，成为一种独具风貌的诗体。

三、唐诗的分期

关于唐诗的分期，有很多种分法，但以初唐、盛唐、中唐及晚唐四阶段分法影响最大，一直沿用至今。这种分法源自南宋诗评家严羽的《沧浪诗话》，定型于明代高棅的《唐诗品汇·总叙》：“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备矣。故有往体、近体、长短篇，五七律句、绝句等制，莫不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陊之于终。至于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不同。略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详而分之。”

贞观（唐太宗年号，公元627—公元649），永徽（唐高宗年号，公元650—公元655）之时，虞（世南）、魏（徵）诸公，稍离旧习。……刘希夷有闺帏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唐中宗年号，公元705—707）以还，洎开元（唐玄宗年号，公元713—公元741）初，陈子昂古风雅正。李巨山（峤）文章宿老，沈（佺期）、宋（之问）之新声，苏（颋）、张（说）之大手笔，此初唐之渐盛也。

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年号，公元742—公元756），则有李翰林（白）之飘逸，杜工部（甫）之沉郁，孟襄阳（浩然）之清雅，王右丞（维）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

大历（唐代宗年号，公元766—公元779），贞元（唐德宗年号，公元785—公元805）中，则有韦苏州（应物）之雅淡，刘随州（长卿）之开旷，钱（起）、郎（士元）之清瞻，皇甫（冉）之冲秀，秦公绪（系）之山林，李从一（嘉祐）之台阁，此中唐之再盛也。

下暨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之际，则有柳愚溪（宗元）之超然复古，韩昌黎（愈）之博大其词，张（藉）、王（建）乐府得其故实，元（稹）、白（居易）序事务在分明，与夫李贺、卢仝之鬼怪，孟郊、贾岛之饥寒，此晚唐之变也。

降而开成（唐文宗年号，公元836—公元840）以后，则有杜牧之（牧）之豪纵，温飞卿（庭筠）之绮靡，李义山（商隐）之隐僻，许用晦（浑）之偶对。他若刘沧、马戴、李频、李群玉辈，尚能黾勉气格，将迈时流，此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余韵，犹有存者焉。^[9]

需要指出的是，唐诗的分期与唐代历史的分期并不一致，两者不可混同。以下三点必须注意。

其一，钱钟书《谈艺录》说：“诗自有初、盛、中、晚，非世之初、盛、中、晚。”唐诗分期中的初唐与盛唐与历史的分期不一致，两者不能混同。唐诗发展的四个时期中，初唐历时最长，自唐代建国到玄宗初年。从历史上看，这一时期包括了太宗、高宗、武后三个时期，绝不能统称为初唐。在这百年中，唐太宗创立了繁荣昌盛的大唐帝国，雄踞东亚，实现了其“四夷自服”的宏图大略。此后的高宗、武后两朝也始终保持着辽阔的疆域和强盛的国力。因此，从文学上说，这时的诗歌尚属初唐始兴的初唐阶段。但从历史上说，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起，政治与经济都已进入了鼎盛时期，与后来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先后辉映。这就与文学上的状况不同，无论如何不能使用“初唐”这个概念。唐太宗时期，唐帝国已臻于极盛，在历史上称为“盛唐”，却是名副其实、毫无愧色的。唐太宗不失为一代英主，可是在文学上实在没有可以称道的见树。与此同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的繁荣昌盛相比，诗坛却显得寂寞和缺少起色，只能称之为“初唐”。这就是“世之盛唐”与“诗之初唐”并存，两者明显不协调。在唐帝国的国势鼎盛之际，唐诗的兴盛未免过于姗姗来迟，彼此脱节。

其二，高棅举初、盛、中、晚之名，用意在于勾勒出唐诗发展的大体趋势，每个时期的时限长短是不等的，甚至相当悬殊。初唐这个阶段称为“初”，人们可能产生错觉，以为初唐或相当于唐初。然而，初唐自7世纪初到8世纪初，长达100年之久，占据了整个唐代的三分之一时间。这长达100年的初唐诗坛，从原先承袭六朝遗风，经变革，转入唐诗渐次兴盛，也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当初唐“四杰”王、杨、卢、骆相继步入诗坛时，上距唐初已经过半个世纪。至于陈子昂从军蓟北，高唱着“纯是唐音”的《登幽州台歌》，则已在唐代开国80年之后了。因此，初唐绝不等于唐初。

其三，中唐处于盛唐之后，晚唐之前。对“中唐”之“中”，也不应有误解，以为它是唐诗由盛转入衰的转折时期，其诗歌成就必在盛唐之下。不能否认，唐诗的繁荣主要集中在8世纪至9世纪中叶近一个半世纪的时期内。王维、李白、杜甫等诗人崛起在前，韩愈、白居易、李贺等诗人相继于后，先后有序却又各自争雄竞长，从而形成群峰环立、如日中天的唐诗繁荣局面。当然，以个别诗人而论，中唐确实没有谁能与李白、杜甫相抗衡，但诗到元和体制新，在风格流派、题材体制以及艺术技巧等方面，中唐有着巨大的开拓与创新，后世无不瞩目。因此，高棅也认为中唐是盛唐之后的再盛。中唐和盛唐同是唐诗繁荣的两个高峰期，无须轻分轩轾。晚清陈衍在《石遗室诗话》卷一中就提出了诗盛于“三元”的说法：“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中元、下元。”“上元”指“开元”，为唐玄宗的年号，是李白、杜甫的时代；“中元”，指“元和”，为唐宪宗的年号，是元稹、白居易、韩愈、孟郊的时代；“下元”，指元祐，为北宋哲宗年号，是苏轼、黄庭坚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