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发展条件及市场竞争态势的变化，包括乡村旅游产业在内的相关产业结构本身也要随之发生相应的调整与变化。发达区域的部分企业顺应区域比较优势的变化，通过跨区域直接投资，把部分产业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区域进行。与此同时，发展中的区域借助自身在某些方面的条件，积极承受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考虑到政府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欠发达的乡村地区在发展旅游业方面所具有的优势条件，在探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影响时，基于产业转移视角进行分析，具有相当的必要性。
作为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产业转移主要是指相关产业从一个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过程。依据考虑问题角度的不一致，产业转移可以有三种典型的转变。一是按照产业转移涉及的地域范围不同，分为国际产业转移、区际产业转移、城乡产业转移三种。国际产业转移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而产生，完全突破了国界线的地域限制;区域产业转移完全在一国范围内，涉及的主要是一国范围内各相关区域间的产业关系及利益;城乡产业转移通常发生在一个区域范围内，主要是伴随着城市的郊区化而产生的。二是按照转入区与转出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分为水平转移与垂直转移两种。三是按照投资性质，分为存量转移和增量转移两种。其中，存量转移主要是指把现有的机构搬迁至一个新地区;而增量转移则是通过新建与并购等途径，将投资建设的重点转移到新的地区。总之，不管分类依据及分类情况如何，产业转移均会涉及空间活动范围的变化，总体而言，也就是区际或区域的产业转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产业转移之所以日益频繁并渐趋受到理论与实践界的高度重视，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产品生命周期运动的影响。产业转移的产生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引发点。对此，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给我们做出了较好的解释。在弗农看来，产品周期可分为创新、成熟、标准化三个阶段。在创新阶段，由于垄断厂商控制了新技术，产品不但处于非标准化阶段，而且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很低。既然生产成本的差异对厂商生产的区位选择影响不大，因此，在国内生产是有利的。进入成熟期后，由于国内外需求增加和产品的逐步标准化，加之仿制品涌现及价格竞争的剧烈，此时，如果国内生产的边际成本加运输成本超过在国外生产的平均成本，那么转移到国外生产当然更为有利。而在产品的标准化阶段，由于产品的生产技术、规模、样式都实现了标准化，在价格竞争占据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厂商往往更愿意将产业转移至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均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
二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尽管可能有政府的挽留或是阻止，但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当资本或产业在其他空间能获得更大收益时，产业转移的趋势难以避免。
三是为了追求靠近市场或是原材料产地的行为使然。企业为什么要进行空间扩张?为什么要推动产业转移?为什么有些地区对相关产业具有重要吸引力?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是市场和原料供给地带来的巨大诱惑力。
四是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目前，一些跨国公司正日益把整个世界市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并由此出现了一个以全球市场为目标并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经营的所谓的“全球公司”。这些公司实行全球化的经营战略并进行跨国界的制造、购置及销售活动。现实中，不仅是标准化的成熟产品，就连高新技术产品及部分研发机构与企业总部都出现了强劲的转移趋势。显然，这种情况已非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所能解释了。
五是科技进步，尤其是交通与通信技术进步的推动;与此同时，经营环境变化的影响也不能忽视，而这一点又在相当程度上与政府的行为选择有关。对产业转出地来说，由于其缺乏充裕的用地扩展空间、各类要素成本上涨迅速、生活环境质量下降，加之远离新兴市场以及劳动与环保法规日趋严厉，因此，对产业转移而言，转出地给予得更多的应是推力作用。与此相反，转入地由于土地、要素成本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加之转入地的政府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无形中会对产业转移起到一个吸引拉动作用。
与过去主要是在发达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转移不同，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交通通信条件的改善，产业转移已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与趋势:第一，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情况在加快。这种情况开始于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不但规模扩大，而且转移的产业性质与产业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比如最初转移的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简单加工组装工序[220]，后来，一些投资量大、技术含量高的生产环节与产品也出现了转移扩散的趋势，并改变了过去单纯按照技术等级形成的传统国际劳动地域分工格局。第二，城乡产业转移已日趋成了大中城市产业转移的主流。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城市郊区化的不断推进，大城市中的人口、制造业继而是第三产业出现了由中心区向郊区及周围小城镇扩散的趋势。这种郊区化的趋势导致了城市化区域的迅猛扩张，以至于临近大城市的地区相互连成一片，并出现了被美国学者戈特曼所称的“大都市带”。在我国，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城市郊区化的速度也在逐步加快，出现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等都市连绵区。第三，由单独的制造业转移扩展到了整个产业链的转移。无论是国际产业转移还是国内产业转移，其最初的涉及领域主要是制造业的相关活动。然而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企业的经济活动区位出现了分散化与相互分离的趋势。鉴于此，为能在全球范围内组织与配置资源，除传统的制造业外，其他生产经营环节都出现了向其他地区转移的趋势。
落后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原因尽管涉及多方面的因素，但总体而言，关键之处主要有三点。首先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现状与演化进程不一致，使得产业转移能同时成为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共同需要。其次是完全依靠内生动因推动的产业演进不但周期长，而且不符合落后地区人民群众迅速改善生活状态及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的愿望，因此，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来实现地区的产业演进可以说对落后的地区而言更具重要意义。最后是与发达地区相比，落后地区在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方面的优势也对推进区际间的产业转移具有重要影响。在上述三个方面原因的具体影响下，落后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对象即可从如下的几个方面来加以考虑。其一是积极向能向本地区转移产业的区域承接相关产业的转移。其二是积极承接那些在发达地区已步入衰退但在落后地区却仍属新兴或大力发展的产业，同时这些产业还能在落后地区获得土地、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其三是在区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由于大型企业更关注转移到相关地区后所能获得的资源优势，而小型企业的转移更关注所转移的目的地区所具有的经营环境和优惠政策;因此，落后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就应明了所承接的区域、承接的产业及承接的企业的不同特征和不同要求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和执行具有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对策措施。
依据目前我国东部地区，尤其是广东产业方面的基本情况以及广西自身的产业发展现状和其他方面的相关条件，现阶段的广西在承接我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从如下的几个方面去进行努力和突破意义重大。首先，利用广西的特有区位和特有资源，将区域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开展政府公关和游说，争取在国家产业布局中占领有利位置，获得国家投入的巨型项目，从而为广西经济发展和产业演进提供有效的触发器。其次，由于从整体思路上看跨越产业演进的进程是不现实的，因此传统产业仍然是广西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和主力军。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诸如劳动密集型和资源依赖型等方面的先进地区已丧失优势，但在广西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仍需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再次，从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方向上看，广西一方面可承接那些来自相近的高产业梯度区域的传统产业转移，另一方面还可承接来自本地区具有局部优势的高技术梯度区域的产业转移，甚至可以逆向承接那些本区域具有局部优势的产业转移[221]。两者密切结合不仅能扩大本地区的局部优势，还能积极形成有利的分工格局和集聚效应并促进本地区产业演进。最后，在选择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域方向时，还应注意自身的比较优势对目的地域产业转移的吸引力，即分析与本地区发展水平相近、在产业转移中与本地区形成竞争关系的地区，分析它们的比较优势，针对它们的比较优势和支持政策有差别地制定本地区的相关政策并形成本地区的独特优势。
具体到广西贺州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而言，尽管其本身的乡村旅游资源相当丰富，但在贺州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相关的资源优势至今并没有真正的产业优势与竞争优势。突出表现在:其一，对旅游业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对发展旅游业的认识不足，一方面体现在一些部门对旅游业的认识还不到位，难以形成合力支持旅游业发展;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区内居民缺乏发展旅游的意识，以至于不仅对发展旅游业不够理解，而且缺乏促使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其二，旅游产品比较单一，购物、娱乐消费水平低。由于贺州乡村旅游的主导产品是观光型产品，不少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独具民族特色的产品没得到深层次的开发和宣传;因此，旅游过程中不但旅游者的购物欲望不强，而且由于观光旅游者在景点上停留的时间相对较短，而在交通工具上停留的时间相对较长，购物、娱乐消费支出在整个旅游支出中所占比重不大，结果直接制约了经济效益的提升。其三，投资乏力，资源开发不充分，乡村旅游基础设施落后。这一点在实践中主要体现为交通不便利、景区环境卫生差、旅游资源的开发水平低、宾馆酒店档次不高、接待能力不足、宣传促销经费困难等。事实上也正是由于上述方面原因的影响，贺州的乡村旅游业至今仍未形成具有持续性的竞争实力。其四，体制创新不足，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由于存在多头管理与管理不到位等方面的问题，影响了乡村旅游资源的合理规划与开发及对景区景点的科学管理并限制了旅游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其五，缺乏招商引资条件和招商引资平台也直接制约了贺州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及乡村旅游项目的建设。
尽管如此，随着东部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进程的加速，贺州的乡村旅游业开始面临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首先，由于贺州处于桂粤湘三省(区)结合部，既是西南地区东进粤港澳的重要通道，又是西部地区接受港澳台经济辐射和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前沿阵地，因此随着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建立，贺州不但在多区域合作中面临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且旅游业的发展也必将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其次，为抓住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这一大好的发展机遇，作为具有良好区位优势与资源条件的贺州而言，就需要在软硬环境的建设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这一点又无形中为贺州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再次，东部产业转移给贺州带来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也为贺州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最后，贺州乡村旅游资源的丰富和旅游业的发展为其承接东部地区旅游产业的转移创造了条件。贺州旅游业起步于1990年，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999至2002年借助香港无线电视台的两部电视剧，贺州旅游业迅速发展，旅游接待人数以年均40%的增长率高速增长。2006年全市接待国内外旅游者309．53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2．42%，其中入境过夜旅游者10．86万人次，同比增长16．15%;旅游创汇2124．96万美元，同比增长26．18%;旅游总收入15．65亿元，同比增长21．04%。2008年上半年，全市接待旅游者总人数达176．4万人次，同比增长26．18%，其中入境过夜旅游者5．75万人次，同比增长13%;旅游创汇1223．79万美元，同比增长28．92%;旅游总收入8．79亿元，同比增长33．57%。入境旅游方面，贺州市成为广西继桂林之后的主要入境旅客接待地。贺州凭借丰富的旅游资源、秀丽的自然风光、良好的旅游区位优势，成为广西旅游业的后起之秀。2006年旅游业总收入占全市GDP总量的8．2%，旅游业逐渐成为贺州市的支柱产业之一。
当然，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尽管贺州地区面临着诸多的机遇，但也难以避免地会面临很多的挑战与压力:其一，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过程中，贺州周边各地都在利用自身的旅游资源优势进行种种努力。周边旅游地[222]的发展既会对贺州旅游业的发展有所促进，也会与其激烈竞争;处此环境下，贺州如不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丰富的旅游资源不一定能形成自身强大的竞争力。其二，广东省等一系列保护性产业转移政策的出台[223]不但不利于贺州融入产业分工的趋势中，而且也不利于旅游业的发展。其三，随着洛湛铁路、桂梧高速、广贺高速、323国道及未来的贵广高速铁路、永贺高速等大通道格局的形成，贺州交通的“瓶颈”问题必将得到解决;这一点虽为贺州的旅游业发展带来大好机会，但同时因贺州位于粤港澳—桂林的黄金旅游线上，便利的交通也有可能使贺州成为旅游者的过路地而不是目的地。因此，苦练内功、积极应对挑战，把握机遇、借力发展应是贺州旅游业今后的努力方向。
为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贺州在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下大力气做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有着相当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一是实现观念对接，主动承接旅游产业的转移。由于旅游合作是区域合作中最容易起步的领域，因此相关部门应切实增强主动参与粤港澳合作与发展的紧迫感，树立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旅游先行的观念，形成发展旅游业的强大合力。二是以旅游园区建设来带动旅游业的发展。按照贺州市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的要求，将贺州市旅游业发展划分为七大旅游区和一个服务中心，即:姑婆山旅游区、贺江旅游区、滑水冲旅游区、秀水古村旅游区、十里画廊旅游区、黄姚古镇旅游区、桂江旅游区和贺州城区旅游接待服务中心。以此为基础，和工业园区相对应，建立起八大旅游园区，完善园区的游旅配套设施，提升旅游公共服务，营造良好的园区环境，形成具有强大吸引力和承接能力的载体。三是整合旅游资源，实行区域合作。贺州辖区内的各县(区)都有特色鲜明的旅游资源，景色各异，看点不一，能够满足旅游者多层次要求。可以贺州为中心把周边有特色的景点串联起来，组合成旅游线路，共同对外推广。通过整合扩大规模，提升景区品位档次，全力打造旅游精品和特色品牌。同时，加强与桂林的旅游合作，资源共享、客源互流，依托桂林成熟的旅游市场和高知名度，带动贺州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此外，还应进一步加强和广东的合作，通过将贺州的旅游资源和广东的资金、市场、人才、信息等方面资源联合，共同促进旅游产业的对接和发展。四是加强项目建设，形成承接产业转移新优势。进一步把姑婆山旅游区建设成集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旅游景区，形成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旅游品牌;深度改造和提升五大旅游精品项目——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临贺故城景区、秀水状元村旅游景区、黄姚古镇旅游风景区、贺州温泉景区;在丰富与提高观光旅游产品系列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农业旅游、休闲度假旅游、商务旅游和会议旅游，突出文化特色;加紧对现有星级饭店进行功能性升级改造，建设一批主题饭店、特色饭店、商务型饭店、高星级酒店和一批汽车旅馆、汽车宿营地;加快旅游商品生产基地和旅游购物中心建设，开发适销对路，既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又有便携性、实用性和纪念性的旅游商品;通过发挥贺州市的区位优势和旅游资源优势，逐步推出具有较强吸引力的精品项目，形成贺州承接东部旅游产业转移的新优势。五是拓宽融资渠道，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实践中贺州要用足用好西部大开发等各项优惠政策，借东部产业转移的东风，培育多元化投资主体，加快旅游交通建设，加快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设施建设，完善旅游景区(点)的服务设施，进一步增强城市的旅游功能。六是实施旅游业发展中的各种“外引内联”工作的有机结合。应充分利用自身的旅游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力邀大型旅游企业集团和强势品牌进入贺州，吸引大型旅行社、著名饭店集团、饭店管理集团和会展公司落户贺州，引进国内外实力型企业集团跨行业投资旅游项目，支持不同行业和所有制企业参与贺州旅游企业的改制、改选和重组。在引强引大的同时，还应积极培育本地骨干旅游企业集团，发展强势产业集群，重点建设有贺州背景的旅游龙头企业，扶持一些有实力、有发展潜力的旅游企业，在吃、住、行、游、娱、购等环节组成旅游集团和上市公司，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采取一体化经营发展战略，增强旅游企业化解风险能力，改变当前旅游企业小而散和价格过度竞争问题。
不仅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会对促进贺州旅游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反过来，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也会对贺州更好地抓住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机会产生积极意义:第一，借助乡村旅游业先行来搭建招商引资平台和实现彼此间的良性互动。为此，一方面要积极地引入外地资源来参与本地旅游资源的开发，另一方面还可借助贺州的文化特色来增强文化认同感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条温馨的感情纽带和实现对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承接。第二，以旅游项目为切入点，积极构建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为此，实践中应积极与广西区内的其他地区、大西南地区、粤港澳地区、东南亚国家联手开展旅游合作，主动融入泛珠三角、泛北部湾和大湄公河次区域旅游经济合作中，积极把贺州打造成以历史文化、生态文化、客家文化为特色，融休闲观光、健身疗养、会议度假、科普探险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胜地，逐步成为东连粤港澳、西接桂林的跨区域旅游线的重要旅游节点。
【注释】
[1]在稳定的政府—公众合约中，政府以各种形式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而公众则为此而支付税收并且也无背叛或者是推翻政府的愿望;这一点也即诺斯所言的国家的第一个基本特征——国家为取得收入而以一组被称之为“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来作为交换。
[2]之所以如此，关键性的原因即在于合法性是由人们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需求的刚性与政府在一定时期内所能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有限性两者间的矛盾决定的。
[3]既然政府对合法性的各种投入会受到稀缺性的制约，因而间接地，政府的合法性问题也就可以视为一种稀缺的物品。
[4]无论是地理大发现前后的政府间的军事与防务上的竞争，还是近段时期以来的以争夺市场为主的竞争，政府间竞争的目的均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能够支持其不断生产合法性产品的资源。
[5]事实上，只要选民对政府的评价与认可出现了危机，那么无论选民退出与否，对政府而言均意味着合法性的下降。
[6]资本乃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而人于政府而言，则不仅仅是统治的对象与纳税对象，而且也是财富的重要创造力量与消费的主体。
[7]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产品、人员流动的畅通，使得人们可以对不同的政治治理绩效进行比较;而恰恰是在这种比较中人们便能鉴别出能够最有效地满足人们的物欲和自尊需求的制度与文明来，并在此基础上自觉与不自觉地对制度和文明重新作出自己的理性选择。
[8]一方面公众中的精英的思想萌生往往是政府组织无法控制的;另一方面随着交通与信息等方面技术的发展，贸易活动的发展与人员的流动也必将无法阻挡，而这种流动性的强化又必将带来各种各样的比较效应。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政府及统治者对社会公众的意识形态压制得多么严厉，实践中要想完全地统一无数个分散的个体的思想并使无数社会公众能按照同一偏好来对制度安排进行表决与选择，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9]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的教化作用更是显得越来越有限。
[10]诸如提供更多和更好的防务、公共基础设施以及社会福利等。
[11]按照政治学者们的研究及观点，政府的帕森斯定律效应和官僚机构供给能力的下降，会使公众对所获得的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的价格、数量、质量更为不满，并会因此加快政府合法性程度降低的速度。
[12]如其假定有完全得到了界定的、清晰的产权制度，有完全且对称的信息，零交易费用等。
[13]其激励效应主要表现为:对经济主体的潜能与创造力的激发，而制度的约束效应则主要体现为对人们的行为界限的规定使得负的外部性行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
[14]实践中，好的制度会维护一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降低社会经济运行成本并在使一个社会的创造力能被充分释放出来的基础上，不断推动生产函数的创新和促进与刺激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反，那种坏的或者说是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则会压制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与创新活动，不能有效地控制住社会秩序并在导致许多社会行为失范的基础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15]因为他们均秉承了熊彼特的创新系统，故而又被统称为“新熊彼特学派”。
[16]其主要包括生产制度、产权制度与企业制度。
[17]其涵盖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
[18]制度经济学认为，尽管制度创新的主体可以分为个人、团体与政府，然而制度的形成与作用的发挥却并非仅仅取决于相关群体的人数多寡;相反更重要的还是取决于相关的群体谁更具有制度权力;显然从这个角度上看，政府的优势应是个人与团体所无法比拟的。
[19]尤其是对那些需要长时间才能显示和实现效益的制度来说，政府的强制性力量更明显。
[20]例如抑制个人与团体的逐利性，将自己变成经济运行的主体甚至是直接进入经济领域并用计划和行政手段来确保经济体系的运行等。
[21]实践中，政府失灵的存在及其影响，就对这种结局的形成具有直接影响。
[22]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计划有许多不成功的地方。
[23]主要包括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实施，为稳定经济、限制垄断、鼓励竞争、调节收入分配、解决市场失灵而制定的法律条规等。
[24]希克斯认为技术变化是由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而引起的，而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又有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制度变迁的进程。
[25]在没有国家介入之前，产品与要素相对价格比例的变化，往往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然而一旦有了国家，国家则可以有意识地采取某些措施，通过积累某种产品或要素来改变相对价格和引发制度变迁。
[26]技术变化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变化通过改变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来促进制度变迁，二是技术变化能够产生新的利益并推动新制度的建立。
[27]或者是大规模地直接从辖区外引进某些新技术。
[28]其涉及政治、经济、伦理、生物、军事、国际合作、环境等多领域。
[29]因为竞争主要是对稀缺资源本身的争夺和资源利用效率的竞争，而合作则是为了节约稀缺资源或者是提高单位资源的使用效率;显然两者的出发点均在资源的稀缺性问题上。
[30]例如，从战略上看，合作一则可以发展自己并向更强的对手挑战，二则可以共同扩展市场规模，三则能共同维护双方所在领域的共同利益;因此，在现实经济中，企业间的协议、合并、联系均可以得到应有的合作利益。
[31]指给定其他参与人的决策时的各参与人最大化其支付的函数集合。
[32]在这种形式中，一般不存在稳定的能被各博弈方接受的一种纳什均衡战略组合;相反却是一个存在多于一个纳什均衡的战略组合。
[33]协调博弈类似“性别争端”博弈。双方为了“在一起”这个更高的偏好目标，会自愿地在活动的安排上作出妥协。如果双方都只重视自己的偏好，那么这个博弈就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两性冲突。
[34]其主要是指在协调型博弈过程中，作为主体如何通过接受或同意一系列的规则或惯例来协调它们的政策，并有效避免产生双方均不愿看到的后果。
[35]即指通过占有或剥夺群体中其他个体的收益来增加自己的既得利益。
[36]搭便车与公用地悲剧是囚徒博弈在多人之间的扩展，也存在内在的囚徒逻辑——双方都在机会主义理念的驱动下选择自利的不合作行为，结果会造成公共利益及自身长远利益的丧失。
[37]例如，价格联盟这种形式的合作即属此类。
[38]政府竞争中发生的负效应就属于此类范畴。
[39]因为此种情况下，双方在被审之前是不可能相互串供的。
[40]其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协作型博弈称为一种非合作性的博弈。
[41]指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结果并不必然就是集体理性;或者反过来说，当现实中存在需要实现共同利益的集体理性目标时，理性的个体往往会采取合作性的集体行动去追求或是守护公共的利益。
[42]这类公共利益一般是通过联合供给与联合消费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43]在这里我们并不否认广大个体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关注。
[44]为什么国内政治生活中在解决许多类似于囚徒困境问题的时候常常需要借助政府等权威力量的介入，深层次的原因便在此;同样道理，在解决地方政府间的竞争问题时，也需要借助相应的约束机制，甚至是法制的手段与力量。
[45]这种不对等性主要是指博弈双方在权力上的差别，它其实是由博弈双方在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脆弱性与敏感性程度决定的。
[46]劝说型博弈既可以发生在合作性的协调博弈下，又可以出现在非合作性的囚徒困境模式下。这里，我们之所以将其放在非合作性的博弈状态下进行分析，是因为我们在考虑其概念时，虽然承认强制的因素在合作中的意义，但是我们只在最弱的意义上承认强制的意义，而且从根本上说，强制与个体选择的价值是相违背的;既然劝说型博弈是在违背一方意愿的情况下发生，因而在可能的情况下，其会受到背叛的威胁。因此，我们就将其列入了非合作性的博弈分析范畴。
[47]在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眼里，这种博弈又被称为“盟主游戏”。
[48]尽管背叛的战略对B来说可能是收益最大的。
[49]当然，此乃纯粹的理论模型，而且假定地方政府均是理性的。
[50]对现期地方政府的领导人来说，他们甚至可能不会感受到重复建设所带来的效率损失。
[51]因为选择不建设即意味着竞争失败，这种因失败而导致的机会成本损失加上地方政府领导人的政绩损失，会产生更大的支付情形。
[52]例如，改变政绩考核标准。
[53]即每一个博弈者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同时又知道对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54]因为在保证型博弈的状态下，各个博弈方的第一次博弈结果是帕累托最优的。
[55]一般来说，在这里重复博弈的最终逻辑结果必然会出现几个均能接受的分配协议，因为有协议总比没有好，尽管这种协议带给各方的收益，既可能是均等的，又可能是不均等的。
[56]因为此种情况下，不但增进集团利益的人所获得的总收益的份额会越小，而且集体中成员也会认为自己为集团利益所能作出的贡献是相当的微不足道的，因而对公益以及集体行动的热情也会变低;此外，由于集团大、人员多，会使得为了合作而进行的谈判或组织的成本变高。
[57]因为在一个很小的集团中由于成员数目有限因而每个成员均可以获得总收益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
[58]原因在于在数目多的情况下，不但对背叛行为的确认变得更加困难，而且制裁的难度也会无形中增加。
[59]因为这其中也有个体供给但却以联合消费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物品，也有以联合供给但却以个体消费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物品。
[60]在保证型与协调型博弈中，博弈者之间存在两个均衡结果，因此无论博弈者的数目多寡，博弈者之间最主要的问题并非是因数目增加而引起的背叛问题，而是如何在两个均衡结果中进行权衡的选择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博弈者数目的多少在这里是不起作用的，即便起作用，这种作用也是相当有限的，同时其对合作的阻碍作用也是很容易得到克服的。
[61]换言之，信用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为营造人人讲信用的社会信用关系提供一个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而这种制度安排严格来讲既包括诸如信用法律和信用管理制度这样的正式制度安排，又包括诸如信用观念和信用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安排。
[62]各个地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无论是从组织结构、资源利用与优化，还是从资金来源的解决等方面情况看，离开政府的支持几乎寸步难行。
[63]近年来，之所以在发展乡村旅游业的过程中十分重视乡村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及联合拓展，一个关键的原因即是为了在完善乡村旅游市场体系的基础上实现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64]突出的如:乡村旅游设施布局与建设的不当不但会导致旅游建筑污染，而且会严重破坏旅游总体环境和旅游景观格局(张家界风景区的“观光电梯”事件和山东曲阜的“水洗三孔”事件就是此方面的突出写照);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一些欠妥当的开发也会严重破坏乡村旅游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如为修建盘山公路和滑雪道等方面的设施，许多景区的森林资源被砍伐、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水土流失情况也益发严重);乡村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排放的废水、废气、生活垃圾等也严重破坏了景区的自然环境;此外，旅游者的不规范行为也会对乡村旅游业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等。
[65]原因在于，相比私人或是其他一些非政府机构，政府手中的政治、经济、法律手段往往有着更为显著的干预效果。
[66]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旅游经营者与旅游者间的信息不对称，极易导致旅游纠纷和旅游投诉;二是旅游资源和旅游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极易引发乡村旅游不同经营主体间的激励不相容;三是不同旅游经营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极易引发乡村旅游业发展中的竞争无序、竞争过度和旅游资源的无效率利用。
[67]尤其是政府本身所拥有的包含法律法规制定和实施在内的一系列权力，使其在解决信息不对称等方面问题时，更直接更有效。
[68]例如，实践中既可以由政府出面制订规范的乡村旅游服务格式合同范本，又可以对这些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严格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督。
[69]突出的如:《旅行社各类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旅游投诉暂行规定》《旅游安全各类暂行办法》《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等。
[70]截至2000年9月，全球已有65个国家颁布实施了自己的《旅游法》。
[71]主要是指乡村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授权一部分商店、饭店、酒店作为乡村旅游定点接待单位，尽管这一规定带有较多的计划经济色彩，但近年来其在加强旅游行业管理和保护旅游者利益方面的作用十分显著。
[72]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政府的长官意志取向除了在旅游规划的编制方面好大喜功和主观臆断以外，在某些极端情况下，部分政府官员甚至采取弄虚作假等机会主义行为。
[73]我国虽有《国家赔偿法》，但其中关于行政赔偿的范围和额度均十分有限。
[74]旅游、交通、园林、宗教、林业、水利、文化、工商、外事等多个管理部门均涉其中。
[75]如旅游业务广告不得使用模糊与不确定的语言来故意误导和欺骗旅游消费者及社会公众等。
[76]主要指旅游企业能否提供符合标准的旅游服务。
[77]突出的如采取积极措施来发挥正当竞争的积极作用和反对现实中存在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78]如旅行社可以单方面改变行程;遇到意外事故时只能找保险公司，而旅行社不需要承担任何保险公司赔偿以外的费用;因不可抗力而改变行程的费用需旅游者自理等。
[79]如在合同中规定“旅行社不承担组团不成功的违约责任”，“高低杠条款”最常见的是“合同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80]主要指旅游合同约定不清楚，故意似是而非，表面上信誓旦旦，事实上却责任不明。例如，旅游广告宣传上明明说明的是888元的出国游项目，但旅游者来签合同时却被告知还需交1600元的自费项目费用，否则就不与旅游者签订协议等。
[81]如一些旅行社以境外的接待费用突然上涨为由，要求已与其签订旅游合同的旅游者临时增加旅游费用。
[82]如原本已预订好的三星级饭店变成二星级、空调车变成普通车、随意改变旅游线路等。
[83]如旅行社在未征得旅游者同意的情况下向每位旅游者加收一定的费用用于吃所谓的“风味餐”或是在行程中空出一天来安排自费项目等。
[84]据北京市信用管理有限公司推出的《旅行社拖欠账款投诉项目投诉报告》显示，在长期合作的旅行社中，有高达90%的旅行社存在程度不一的拖欠账款情况。
[85]如找不到旅游景点或者找不到赏景的最佳方位和最佳角度等。
[86]如有的导游根据自己的个人偏好来随意改变游览线路和减少应观赏的景点数量等。
[87]如工作缺乏热情以及不能严格地按照工作时间与工作范围来展开服务工作等。
[88]生活中常见的“豪华团”“豪华大巴”和“高档酒店”等方面的用语，便属于此种情况。
[89]如部分接待台湾团的旅行商场，将中草药石桷标名为“皇帝草”，并以此来抬高产品价格。
[90]一些旅行社先以低价招徕顾客，然后再以种种借口和手段随意上调价格。
[91]近几年兴起的“零团费”“负团费”即属此类。
[92]主要指旅游经营者只对相关主要的商品实行明码标价，但对一些附带性和售后环节消费的产品却并不标明价格，其目的仍在于少服务和多收费。
[93]如近年来河南省出现了多家以“少林寺”命名的民间旅行社。
[94]例如，北京“胡同游”本来属于北京胡同文化游览有限公司独创的知名旅游品牌，但从1998年开始，假冒的“胡同游”在北京泛滥成灾。
[95]主要指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卖方出售的达不到合约规定质量的产品。
[96]突出表现在目前国有企业的产权主体仍是一个虚拟的非人格化的主体，这极易导致公有产权在相应的控制层面出现功能性的缺失。
[97]在本书的分析中，我们认为“区域性市场分割”与“地方市场分割”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是一致的，因而使用中，它们相互间的互换是允许的。
[98]尽管集中的程度不如前苏联，但还是足以掩盖区域性的市场分割问题。
[99]1956年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报告》中提出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管理权限的七条原则;1958年随着经济的“大跃进”，相关经济管理权限的下放也来了个“大跃进”;1969年庐山会议后尽管权力又开始集中，但20世纪60年代末与20世纪70年代初又开始下放部分权力;尤其是1969年《关于改革财政管理体制的初步意见(草案)》《中央各部关于企业管理体制下放的初步设想》《关于改革物资管理体制的初步意见》三个文件的发表，直接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地方自主权的增加和利益上升。
[100]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时期的市场分割程度甚至比现在的情况更严重。
[101]20世纪80年代初“诸侯经济”的出现及其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一问题。
[102]“棉花大战”“烟叶大战”，其实就无形中说明对原材料争夺问题的严重性与尖锐性。
[103]如在1984年5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即要求“不准实行封锁和保护落后”。同年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又指出:不但要对外开放，而且国内各地区之间更要相互开放。1985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建议》中也指出要增强企业活力，必须要打破条条块块的分割封锁。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相关报告中更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还必须是竞争的和开放的。
[104]商务部2004年上半年完成的一项对22个省市的调查显示，22个省市中有20个存在产品或服务遭受地区封锁的情况，其中又以利税高的行业情况最严重。据有关部门对全国20多个省市的77个地市的生鲜肉市场准入情况的调查显示，其中有28个地市明确禁入，占36%;44个地市只准部分产品进入或部分超市销售，占57%;只有5个地市的生鲜市场完全开放，仅占7%。
[105]例如，目前河南、安徽等省就完全禁止进销贵州的烟，部分省市对贵州烟有不越过基年75%的限制。
[106]例如，在对矿泉水的进入限制中，有的地方就借助质量监督局的力量;有些地方为了限制外地名牌啤酒进入本地市场，要求在该地销售的这些外地啤酒每瓶都必须加贴该地工商局印制的仿制商标，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交易费用。
[107]例如，目前全国各地针对汽车的各种税费达200多种，费用大致占了总车价的1/3左右。
[108]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大企业或优势企业对小企业或劣势企业的资产重组活动必然会引致社会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因而最终会有利于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09]其实即便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完善的国家或地区，政府的力量也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企业间产权交易的最终归属;尤其是当涉及国家间的利益时，情况更是如此。
[110]例如从委托—代理关系上看，尽管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在国家，但其实国家的各级政府与企业主管部门都有一定的权力代表国家行使这个权力，因而也同样有可能干预企业的收购兼并活动。
[111]在涉及跨地区间的收购兼并活动时，情况更是如此。
[112]实践证明:无论是何种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政府与地方政府，在企业间的产权交易活动中，“有为”的政府是十分必要的。
[113]当然这里的前提是这种行为不能“拉郎配”，也不能人为地将其作为对破产机制的一种替代。
[114]突出表现为:一方面跨地区、跨行业的企业兼并等活动还受当地政府的严重干预与限制，另一方面“拉郎配”与“劫富济贫”式的产权交易行为还严重存在;此外，有些地方政府甚至还存在虚假破产与真逃债等方面的严重扭曲交易规则的行为。
[115]一方面通过此种手段将亏损企业的风险转嫁给区域外企业，一旦亏损企业情况好转，又百般刁难区域外合作企业，以达到对企业进行重新控制的目的。
[116]在企业间的资产重组活动中，政府对相关信息的了解不会很多，加之其对非经济的社会因素的过多关心，干预失灵的情况难以轻易避免。
[117]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由于其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中介机构等相对较少，其在证券市场上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更为严重。
[118]实践中，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相关企业均不太热心在上市标准上下工夫，而是在获取上市额度上下工夫，有的甚至干脆把企业上市作为实践中“扶贫解困”的一种手段。
[119]在现阶段地方政府任期特征的影响下，地方政府官员为实现个人或集团利益最大化，往往会对短期利益产生更大的兴趣与动力。
[120]产业结构同构化主要指在各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动进程中不断出现和增强的区域间产业结构的高度相似的趋势，其在实践中的表现主要是盲目投资、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地区产业结构的“小而全”与“大而全”、地区之间争夺原材料与市场的情况严重等。尽管地区间产业结构同构化的形成各有原因，但一般仍认为同构化的趋势是有害的。
[121]产业结构低度化主要指产业结构从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升级转化的动态过程中处于较低状态。其在实践中的突出表现是农业现代化水平低，工业产品的高加工度化、高附加值化、高新技术化均不明显，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同时，新兴产业的比重低。
[122]因为同构化意味着地区在追求利益时对地区优势的放弃和在产业发展轨迹上的偏离。
[123]此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即为我国的汽车工业。据国家计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产业发展报告1997》等有关资料显示，“九五”期间，全国即有22个省份把汽车工业列为主导产业;《中国统计年鉴2000》也显示，1999年全国的汽车总产量虽达183．2万辆，但分布在除甘肃、宁夏、青海、西藏以外的27个省份;2001年，全国的汽车总储量达到233．44万辆，但与国外的情况相比较，仍无规模优势可言。
[124]如电力、蒸汽、热水等生产与供应企业以及文教卫生科研事业和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等部门。
[125]这些部门大多属于加工工业部门，如机械工业(0．943)、纺织工业(0．943)、其他工业(0．833)。
[126]联合国工发组织认为，在进行国家间经济结构相似程度的比较时，可以0．85为界;由于国内各地区间的差异并无国家间的那么大，因而将此界线提升到0．9被认为是比较合理的。
[127]指北京、上海、天津、河南、湖北、山东、江苏、浙江、陕西、辽宁。
[128]其中有7个省份在0．95以上，而浙江和湖北两省该年度更是高达1．000。
[129]我国之所以要在近几年里大大加强对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的力度，其实就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近些年地区间产业结构的趋同现象并未得到有效抑制与改善。
[130]以1999年为例，这一年三大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7．3 49．7 32．9，而于1997年的平均水平而言，发达国家为3 36 61，中等国家为14 38 48，低收入国家则为37 34 9;显然我国大致处于中等收入与低收入国家的水平之间。近年来，三大产业占GDP比重情况虽有所变化，但正如龚仰军在《产业结构研究》一书中所说的一样，我国在此方面仍属“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的判断是合理的”;既然如此，产业结构层次低的问题就仍需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131]以农业劳动生产率为例，1997年仅为328美元/人，只相当于美国的1．11%左右。
[132]据统计，如果美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为100，那么中国的工业技术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就只为30～40。
[133]尽管地区利益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而且对其正确引导，也能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但是各地方政府如果过多地沉溺于这种利益诉求，那么整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势必会受到相当的影响。
[134]如2003年春运期间，虹桥国际机场的上座率不到60%，而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则不到55%，浦东国际机场不到30%。
[135]如有的地方政府借“打假办”的名义来对非本地产品的市场销售进行各种刁难。
[136]如一些地方正式出台“优先使用地方名优产品制度”，有些地方公开推出“保护地方产品的考评制度”，有些地方则建立“工作简报制度”来推荐所谓的成功经验。
[137]例如，尽管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改善“瓶颈”产业的落后状况，并在发展能源、交通及其他短缺产业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但对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地方政府往往进行灵活变通，以至于中央政府在发展产业方面的努力基本上被地方政府的所谓“灵活变通的政策”抵消。
[138]调整中所体现出来的滞后性与盲目性即是市场调节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换一个角度来说，凯恩斯主义的产生与盛行，也无形中说明，完全寄希望于市场的力量来实现发展中的宏观目标，许多时候收获的可能是危机与混乱无序的苦果。
[139]对相对落后的地区而言，情况更是如此。
[140]各地方政府对地方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主义的热心，一方面是对市场调节失灵的一种回应，另一方面也是利益的地方化与显性化、独立化的结果;作为利益相对独立的主体，各地方政府有各种冲动与行动去维护和提升本地区的利益，是不难理解的。
[141]近年来在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方面，以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等省市为代表的“长三角”与“珠三角”的贡献功不可没。
[142]尤其在许多情况下，为了自身的特殊目的(如晋升、挤压竞争对手)，部分地方政府往往在行动中倾向于置相关的效率于不顾。
[143]在短期与局部中，这种地方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也许还有部分值得肯定的地方。
[144]据《中国工商时报》(2003年10月)报道，面积仅10万多km2的江苏，就拥有7个机场，除南京的禄口机场能实现微利外，其余的全部亏损。与此同时，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不足300 km的范围内，除拥有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南京禄口机场、杭州笕桥机场等大型豪华机场外，邻近的几个地级市均先后建起了气派不凡的机场。重复建设如此严重，以至于在市场上谁都吃不饱——2003年春运高峰期间，虹桥国际机场的上座率不足60%、禄口机场不足55%，而浦东国际机场更是不到30%。再从产业结构方面看，全国虽只有少数几个省出产烟草，但全国却有30来个省份拥有自己的卷烟厂;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15个城市中就有11个城市选择汽车零配件制造业、8个城市选择了石化、12个城市选择通信产业作为自己的主导产业。
[145]由于目前我国大多数地区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仍比较倚重于“资源换增长”的模式，因此不少地方政府十分热心于通过制定优惠政策招商引资来作为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的最优策略选择。
[146]以土地为例，许多地方不惜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来招商。在苏州地区，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20万元左右，但招商时的地价一般在每亩15万元以下;而周边的吴江、杭州、宁波等地则压到了每亩5万元，无锡甚至一度降到了2万～3万元每亩;就连上海的一些郊区也定出了每亩5万～6万元的低价;更严重的是，在纷乱的引资大战中，部分地方政府甚至推出了“零地价”政策;此外，盲目地在税收方面对外资优惠也成了许多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的主要“绣球”。
[147]据《新快报》(2001年12月6日)报道，中国国内省际间的贸易壁垒的程度不亚于欧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1987年中国消费者购买本省产品的数量是购买他省产品的11倍，而1997年时，这个数额达到了21倍(这些数据尽管有些夸张，但其多少还是揭露了国内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的真实性与严重性)。
[148]因为不管是对成本结构和产品特性调整，还是生产能力与研发水平的提高，最终都有赖于企业销售利润的积累。
[149]事实上，能不断提供高质量与差异化产品的企业往往都是那些处于合理的市场结构中的具有较高利润率的企业。
[150]国有企业情况如此很好理解;其他性质的企业则是由于其发展情况与竞争力情况如何与所在地政府有密切联系，因此可以说地方政府在推动企业强化自己的过度竞争的行为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51]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着国内半导体行业的过度竞争局面，许多外资乘虚而入;以至于到1998年时，半导体行业的八个“三资”企业的市场销售额占到了全国的88%，其中NEC在对上海华虹和首钢日电控股后，目前已控制了我国50%以上的半导体市场。另外，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玻璃、轮胎等行业中(罗云辉，2004)。
[152]从某种程度上看，地方政府的这种影响力与作用力在形成地方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主义和过度竞争等现象方面甚至还是主导性的。
[153]这种通过向地方分权进而促进地方政府竞争的模式，被钱颖一与魏加斯特称为“维持市场的经济联邦制”。他们还进一步指出，这种经济联邦制，不但是造就中国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而且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崛起和20世纪初美国经济的腾飞中也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Qian．y．B．R．Weigast，1995)。
[154]地区利益格局的形成大大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并促进了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其存在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体现，因为市场经济是不同的经济利益主体之间发生相互交往的一种经济形式。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作为一种市场主体不能没有自己的利益，否则也就无从谈起提高积极性了;显然从这种角度上看，地区利益格局的形成是一种社会进步。
[155]如为了追求地方财政收入增加而不惜破坏环境，为了任期内的政绩提升而热心于兴办各种各样的“形象工程”与“政绩工作”。
[156]有时甚至还给予各种各样的“政策性寻租”。
[157]例如，由于许多地方政府拥有预算内与预算外的双份财权和对国家限额以下的各类建设项目的审批权及对像土地和矿产等相关地方性的国有资源的分配权，因此作为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它们便千方百计地以经营管理者的身份去替企业排忧解难。各地方政府都如此行动，选择地方保护主义等方面的行为也就不难理解。
[158]这一点突出表现在目前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带有明显的“GDP化”倾向。
[159]例如，尽管钢铁业早在2003年时就已显示出投资膨胀的势头，但许多地方因受当前利益的驱动，仍不断投资上马钢铁项目，以至于在中央政府加大了宏观调控力度的情况下，2004年的前2个月全国钢铁业的投资增长仍高达172．6%。(刘锡田，2004)
[160]由于在我国往往存在只有地方政府所谓集体决策的失败与失误而不存在官员个人失败与责任的观念，因此地方政府及官员在进行项目决策时不但责任心欠佳，而且在有些情况下还倾向于盲目胆大。
[161]例如，2003年12月被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为了政绩需要，在数字的造假方面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他在任亳县书记期间，全县的乡镇企业生产值只有几千万元，但在向省里上报时却变成了几个亿，结果他被树立为先进典型并很快得到提拔。还有2002年审计署在组织对中西部10个省份的49个县、市的财政收支状况进行审查时发现，2001年时这49个县(市)中有45个虚增预算收入共6．74亿元。
[162]例如，2002年2月，天津的“北洋舰船游乐港项目”动工后，就有来自北京、河北等地的旅游投资参与其中;而在2003年“非典”过后，京津两地的旅行部门还联手设计和开辟了多条健康与生态旅游线路。
[163]其涉及景区及景点间的合作、景点与旅行社的合作、旅行社之间的合作以及运输部门之间的合作等。
[164]例如，北海市既有观涛旅游胜地冠头岭和“滩长平、沙白细、水温净、浪柔软”的白虎头长滩，又有被称为“大小蓬莱”的涠洲岛及斜阳岛岛屿风光。
[165]尤其是像毒品的种植与买卖等。
[166]例如，目前一个泰国旅游团乘直航飞机由曼谷到南宁，然后前往越南河内、下龙，经东兴进入广西南宁返回泰国，期间，旅游者就需办理越南签证和两次入境中国的签证，手续的繁琐和费用的增加，必然使旅游者望而生畏。
[167]在这里，既有东南亚地区的低纬度与低海拔的海滨型旅游资源，又有属于澜沧江流域的高纬度、高海拔的山地型旅游资源。
[168]如目前的亚洲开发银行设立了大湄公河旅游协调办公室。
[169]此方面的具体工作由设在泰国的大湄公河次区域旅游协调机构来负责。
[170]其中以桂林为代表的喀斯特山水风光、大化高峰的丛低洼地地貌、巴马的长寿之乡、龙胜的龙脊梯田、百色的乐业大石围天坑等，都属世界意义的垄断性的旅游资源。
[171]目前广西的12个世居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与风俗习惯;尤其是像仫佬、毛南、水族、京族等，由于其是广西特有的民族，因此其风土人情与风俗习惯一旦被挖掘成旅游资源，其内在价值不容低估。
[172]桂北，以桂林为中心，包括阳朔风光、兴安灵渠、猫儿山、龙脊、花坪自然保护区等旅游景点;桂中，以柳州为中心，包括融江和黔桂铁路沿线风光;桂东南，以梧州、桂平、玉林为中心的旅游景点有桂平的西山、梧州的白云山及北流的勾漏洞等;桂西南以乐业为中心，包括左右江流域的风景名胜;桂南，以北海为中心，包括钦州、防城港在内的海洋和海岸带风光为主体的风景旅游区。有山、有水、有海、有文化，这样内涵丰富的风景旅游资源，加之其又遍布于广西全境范围，相当有利于广西区域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173]广西在海外的华人、华侨共有300多万人，分布在世界近百个国家与地区。
[174]其中，一类口岸4个，二类口岸7个。
[175]占我国陆上边界线总长的1/5。
[176]即南宁—平果—百色—兴义—罗平—石林—昆明旅游线路。
[177]即形成昆明—石林—河口—河内—海防—下龙—凭祥—南宁—百色—兴义—罗平—石林—昆明的旅游环线。
[178]尤其是进行长距离的旅游时，情况更是如此。
[179]如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资源情况及其他方面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情况等。
[180]如选择交通方式、出游时间、住宿酒店、旅游线路等。
[181]能覆盖到所有与旅游相关的其他行业。
[182]如浙江的“诗画江南，山水浙江”，香港的“购物天堂，万象之都”等。
[183]如各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和地质遗址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及一些自然保护区等。
[184]例如在我国，风景名胜区与历史文化名城一般属建设部门管理，森林公园归森林部门管理，文博馆、文化遗址归文物及文化部门管理，而河流则由水利部门管理。
[185]正的外部性效应会使资源与环境得到保护，同时景区的开发也会有利于公共旅游资源及其所在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负的外部性的效应则恰恰相反。
[186]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景区上市是对国家利益的严重损害，因而坚决反对上市经营;而以魏小安、张凌云、王兴斌等人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则对上市工作表示理解与支持。
[187]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一些相关企业开始试图通过剥离争论比较激烈的门票收入来争取早日上市。
[188]其也被称为“国有国营”的经营模式。
[189]第一阶段是纯粹的公益性管理阶段，在这一阶段，景区运行所需的经费全部由政府负责，同时景区实行的也是向公众免费或低价开放的策略;第二阶段是景区管理机构的企业化经营阶段，在这一阶段，景区的政府投入越来越少，有的甚至根本没有投入，景区的经营及保护、管理工作也主要依靠自身的经营收入来维持。
[190]包括景区本身的经营及景区内服务项目的经营。
[191]这种模式在最近几年由于四川雅安的“碧峰峡景区”的成功和示范作用而被越来越多的景区采用。
[192]景区的经营权转让后，管理机构虽从日常繁重的业务经营中解脱了出来，但由于管理机构本身也属代理人，因此其也就没有必然的动力去监督景区经营者的经营行为;更何况“三权分离”在事实上隔断了管理机构同景区的直接利益关系，所以其在监管方面的激励机制也会更显不足。
[193]目前在我国，由上市公司经营的公共旅游资源有代表性的主要是黄山和峨眉山，它们分别由上市公司黄山乐旅游发展股份公司和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垄断经营。
[194]对于一些资源级别较高的文物古迹旅游区的开发来说，情况更是如此。
[195]也即是文物古迹的开放度。
[196]也即是获得了经营权的经营者如何去进行决策的问题。
[197]由于文物古迹旅游区是实行管理式经营还是转让式经营会产生不同的经营主体，因此，实践中获得经营权的主体可以是地方政府、非利润组织及旅游开发商等。
[198]由于市场本身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实践中任何一种开发方式都会面临一定的开发失败的风险;相比较而言，采取“一步到位”的经营方式的经营者如果开发失败的话，将会比采取“分步到位”开发方式的经营者损失更大。
[199]其中，A为一步到位开发方式的所得收益，其主要包括开发过程中的直接收益、对资源的充分利用、因保护资源而产生的长期收益以及方便日后管理所节省的开支等;B为一步到位开发方式的具体支出，其主要包括相关的投资成本、筹资成本以及为延长文物古迹使用寿命所投入的日常维修保养成本等。
[200]其中，C为分步到位的收入，其主要包括项目的直接收入和其他方面的收入;D为分步到位开发的支出，具体包括在开发过程中造成的资源破坏成本、由于相关设施不完善而造成的日后经营管理的支付成本及由于资源未充分利用而造成的损失。
[201]－B为一步到位开发背景下的开发造成的投资成本，－D为分步到位开发背景下的开发造成的投资成本。
[202]如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项目。
[203]同时我们假设地方政府愿意提供。
[204]这里主要是指能够决定文物古迹旅游区经营权转让问题的地方政府，为分析的简便，在下面的博弈分析中，我们均用国家来代替。
[205]即我们前面所说的“管理式经营”模式。
[206]包括整个景区或是景区内的部分景点。
[207]即前面所说的“转让经营权的经营”模式。
[208]最起码，在经营权的转让合同中便明确地规定了经营者的权利与义务。
[209]主要包括景区的门票收入、经营性项目收入、社会捐赠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收入。
[210]主要包括保护性项目的投资成本、经营性项目的投资成本、公共设施建设投资成本以及其他项目的投资成本。
[211]包括国家因转让经营权而获得的企业上交的税收、企业对地方项目的投资、企业的公益性项目投资以及地方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方面的隐性收入等。
[212]主要包括国家对获得经营权企业的监督管理成本和其他相关的投资成本。
[213]既包括破坏自然环境产生的外部成本，又包括破坏人文环境产生的外部成本。
[214]此时国家会得到B的利益，而开发商则会得到S的利润。
[215]如食、宿、购等项目。
[216]即能够获得比A高得多的收益。
[217]如取消其经营资格、罚款等。
[218]例如需投入相应的监督技术、人才、设备等。
[219]如文物古迹会得到保护，景区的经济效益也会相应地得到提高等。
[220]如纺织、成衣、玩具等。
[221]如广西的制糖业是优势产业，广西可以承接与包括制糖业在内的与制糖相关的制糖设备制造、技术开发及以糖为主要原料的食品加工业等产业的转移。
[222]如桂林、梧州、玉林、贵港等地。
[223]2004年以来，广东省委、省政府加快粤北山区及东西两翼开发，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引导和鼓励珠三角产业在省内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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