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体验论

马克思早就说过，忧心忡忡的穷人和满眼是利害计较的珠宝商都无法欣赏珠宝的美。^[1]旅游活动也是如此。叶朗先生在国内较早地提出:“旅游，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审美活动。^[2]离开审美，还谈什么旅游？……旅游活动就是审美活动。”于光远先生同样强调:“旅游是现代社会生活中居民的一种短期的特殊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特点是:异地性、业余性和享受性。”^[3]他们都强调了旅游活动的休闲性与审美性，这是非常有见地的。我们从中国古代对 “游”字的解释可以获得对旅游活动的休闲与审美特征的启示。　“游”的字义在 《说文》中解释为 “旌之垂”，其本义是旌旗的垂落、自由自在地漂游，可引申为自由自在。朱熹这样解释 “游”:　“玩物适情”，意为愉悦中的体验自由。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旅游的含义:人在旅途 （旅），自由地体验与欣赏 （游），旅游的意义就是自由生命的自由体验。旅游是一种天然的体验经济，它作为人们求新、求异、求奇、求美、求知的一种重要途径，本身就是一种体验经济。

对于旅游体验的定义，波斯汀 （Boorstin，1964）认为，旅游体验是一种流行的消费行为，是大众旅游非自发的、预制的体验；麦克坎奈尔 （Mac Cannell，1973）则认为，旅游体验是对现代生活之烦恼的一种积极反应，是现代人为克服这些问题而追求的一种 “真实性”经历。这两个定义引发了一些争论。科恩（Cohen，1979）则指出，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体验，不同的体验对不同的旅游者和他们所处的社会具有不同的意义。科恩将旅游体验界定为个人与各种 “中心”之间的关系，认为体验的意义源自个人的世界观，取决于个人是否依附于某个 “中心”；他坚信，旅游体验反映了各种动机的某些稳定的模式，而这些模式与旅游者个人构建的世界有关，并代表着满足个人各种需要的方式。瑞恩 （Rayan，1997）综合了各方观点后指出，对个人而言，旅游体验是一种多功能的休闲活动，可能包括了娱乐成分或者学习成分，或两者兼而有之。全帅、王宁等 （Shuai Quan，Ning Wang，2004）指出，旅游体验由支撑性体验维度和高峰体验维度构成，高峰体验是指对目的地旅游吸引物的体验，支撑性体验则主要来自旅游者在目的地的基础消费，诸如吃饭、睡觉、交通等，但是一般它们不构成目的地的吸引物，不能用其涵盖旅游体验的全部。如果支撑性体验很糟糕的话，无论高峰体验有多好，整体旅游体验的效果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如果构成旅游者主要出游动机的高峰体验令人失望的话，那无论支撑性体验再好也难以填补高峰体验造成的遗憾。

国外对旅游体验的关注与 “真实性” （authenticity）有关。1976年，马坎内尔将 “真实性”引入旅游体验研究中，他把“真实性”作为区分游客不同体验的主要因素，获得真实的旅游体验被看作是游客旅游的根本目标。马坎内尔的 《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表达了一个明确的观点:旅游者，就是离开身处的虚假世界，去寻找存在真实性之时空的人。然而，马坎内尔在书中很决打碎旅游者的美梦，他结合戈夫曼 （Goffman）的 “前台—后台”理论，进一步揭示旅游的 “真相”。他认为，舞台真实性使旅游者追求真实体验的原初愿望成为泡影，那些渴望真实体验的人，相信旅游可以使自己接近真实体验。然而，现实经常是这样的:以为进入了 “后台”的人，实际是被带入了预先准备好的 “前台”。完善、发达的大众旅游体系将旅游者完全包围在舞台化旅游空间中，没有 “出口”。即便那些热爱冒险的旅游者，也只是从一个舞台移动到下一个舞台而已。因此，布斯汀（Boorstin）才轻蔑地断言说，大众旅游者陷入巨大的欺骗当中，体验的都是些肤浅的 “虚假事件” （pseudo event）。此后，对真实性的研究又分化出不同的观点，客观主义者坚持客观性真实，即强调旅游者体验是对事物原形的认识性体验；建构主义者坚持建构性真实，强调旅游者体验本身的真实性，认为旅游目的物的真实性仅是象征意义上的真实；后现代主义者坚持存在性真实观点，他们认为存在性真实是指生命的一种潜在存在状态，这种存在会被旅游者的活动所激活；存在性真实可能与旅游目的物的真实性毫无关系。

国内学者对旅游体验的关注大概是近几年的事，且多数研究是为旅游开发与旅游营销提供参考。比较系统的旅游体验研究当属谢彦君教授的 《旅游体验研究——一种现象学的视角》一书。谢教授认为，旅游体验遵循 “决乐原则”，不同模式的旅游体验会带来不同的愉悦。为此，他将旅游体验划分为:结构张力下的补偿性旅游体验、寻找精神家园的遁世性旅游体验、认知性旅游体验、另类色彩的极端旅游体验。谢教授从这些体验中抽象出一些基本结论，即:旅游的根本内驱力是匮缺补偿与自我实现；旅游的需要是对愉悦的追求；旅游动机是对旅游需要的工具性实现。同时，谢教授也探讨了真实性、　“前台与后台”、商品化对旅游体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