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名士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甪里四人，因避秦乱世而隐居商山，采芝充饥，四人年皆八十多岁，须眉皓白，世称“商山四皓”。
东园公，姓庾名秉，字宣明；
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
绮里季，姓吴名实，字子景；
甪里先生，姓周名术，字符道。
汉朝初年，朝廷广纳贤才。刘邦多次请四皓出山辅佐汉室天下。但是四皓不满刘邦的为人和品行，但又不好违抗旨意，无奈写下《紫芝歌》：“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以谢绝刘邦的多次邀请。
汉初期，刘邦独宠戚姬，欲废刘盈的太子位，立戚姬之子如意为储君，遭群臣反对，但刘邦圣意已决，顿时宫中大乱。吕后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请张良助太子一臂之力。张良献计太后，眼下能救太子者唯有商山四皓。公元前196年，太子刘盈派人卑辞厚礼赴商山恭迎四皓。
鉴于前朝秦始皇废长立幼导致二世亡秦的教训，刘邦废长此举必使政权动荡，战火重燃，生灵涂炭。况且太子刘盈为人宽厚仁慈，为避免悲剧重演，四皓决定出山辅佐太子。
汉十一年，刘邦旧部黥布造反，刘邦欲派太子刘盈统兵平叛，太子和吕后都认为这是一个立功的好机会。四皓听闻，力劝吕后恭请刘邦御驾亲征，并说明军中兵将皆为刘邦旧部，恃功骄横，不会听命于太子，军令不通，出战必败；若讨伐胜利功在皇帝，败则太子不保。假若皇帝亲征，将士岂敢怠慢，即使战败也不关乎太子的安危。
公元前195年，刘邦凯旋，于宫中设宴犒劳百官，见太子身后站立四个白发老翁，得知是商山四皓，惊诧道：“我建立大汉王朝，礼贤下士，天下归心。多次邀请四位出山，你们却避而不见，现在为何辅佐我的儿子呢？”
四皓回答：“良禽择木而栖，贤才择主而事。臣等不甘受您的辱骂，只好避隐山林。今太子宽厚仁慈，谦恭下士，是有德之主，故臣等投奔太子，确保汉室江山。”
闻听此言，刘邦无奈地告诉宠妃戚姬，太子羽翼已丰，不可废。不久刘邦驾崩，刘盈继承皇位，史称汉惠帝。
汉惠帝为报四皓之恩，封侯赐爵，重赏四皓。四皓却坚辞不受，毅然告别长安，重回商山隐居直至寿终。
汉惠帝闻奏四皓仙逝，特命三千御林军每人携土十斤自长安赴商山为四皓墓（商南至商镇四皓墓66公里）培土，同时下旨，凡过四皓墓者，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以敬四皓避秦安汉之功。正是因四皓居功不傲，自汉代始，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给予了四皓巨大的尊重，当地民风也质朴而谦逊。
史学巨匠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固的《汉书》记载了商山四皓翔实的故事。晋代陶渊明取材商山四皓的故事写成了千古名篇《桃花源记》。其“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的文句被近代大家陈寅恪引用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
宋朝的王禹偁在《四皓庙碑》中写道：“先生避秦，知亡也；安刘，知存也；应孝惠王之聘，知进也；拒高祖之命，知退也。四者俱备，而正在其中矣。先生危则助之，安则去之，其来也，致公于万民；其往也，无私乎一身。此所谓进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千古四贤而已！”
清代画家“扬州八怪”之一黄慎有《商山四皓图》；北京皇家园林长廊绘画《四皓图》以及在近代朝鲜半岛、东南亚一带相继发现的关于“商山四皓”的历史文物，可见“商山四皓”在民间、官方和汉文化区的深远影响。
当代著名商洛籍作家贾平凹以“自省此身非达者，今朝羞拜四先生”来赞美四皓的高风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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