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的生平事迹

（二）商君的生平事迹

众所周知，从传统的学术观点看，商君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从现代的学术眼光来看，则应该称之为政治家。梁启超把商君列为中国六大政治家之一，实已成为公论。所以，近世有很多研究商君的著作，如麦孟华的《商君评传》（见梁启超等所著《中国六大政治家》第二编，重庆拔提书店1941年版）、陈启天的《商鞅评传》（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李存山的《商鞅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郑良树的《商鞅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但是，关于商君生平事迹的原始资料，还是以《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记载最为详细。现在我们根据《史记》的《商君列传》、《秦本纪》、《六国表》，再结合其他典籍的记载与前人的研究，将他的生平事迹介绍于下，供读者参考。

商君，即公孙鞅，氏公孙，名鞅，约生于前390年（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的考证），是战国时期卫国国君的庶出公子，所以又称卫鞅。卫国的始封之君是周武王之弟康叔，所以如果追溯其祖先的姓，应该是姬姓，不过，由于年代相距已远，分化成很多氏，所以商君只用氏而不再用祖先的姓。后来，他被秦孝公封于商（位于今陕西省商洛市东南）、於（wū，位于今河南省内乡县东）一带，号商君，因而史称商鞅。

前11世纪周公旦平定武庚后，把原来商都（在今河南省淇县）周围地区和殷民七族封给周武王之弟康叔，此时的卫国是一个大国。但春秋以后，卫国就渐趋衰微了。前660年被翟击败后，卫国的遗民渡河者仅七百三十人，靠了齐国、宋国的援助，才得以立戴公于曹邑（又作漕邑，在今河南省滑县旧县城东），连别邑之民，共五千人，从此成为小国。后又迁都楚丘（在今河南省滑县东）、帝丘（在今河南省濮阳市西南），一直依附于魏国。商鞅虽然出身于卫国贵族，但卫国本来已经弱小，而他出生时其家庭可能也已经破落，并不能享受到贵族的特权，与一般平民百姓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盐铁论·非鞅》说他“起布衣”。

商鞅年轻时喜欢刑名之学。所谓刑名之学，是当时法家所注重的一种政治学说。“刑”通“形”，是指事物的实体及其形态，泛指各种客观事物的实际情况。“名”是指事物的名称。一切事物，都有“形”有“名”，“形”是“名”的实际内容，“名”是“形”的称呼及其规定性。要求“形”和“名”两者相互符合的办法就是形名术。形名术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在各种典籍中所反映出来的含义是十分丰富的。如果以言论为“名”，那么根据这言论去做的事与取得的“功”就是“形”，形名术就要求这事情与成绩必须合于言论。如果以法令为“名”，那么执法办事就是“形”，执法办事就必须合乎法令。如果以赏罚毁誉为“名”，那么功罪就是“形”，赏罚毁誉必须与功罪相合。如果以名位职务为“名”，那么职权与实绩就是“形”，职权与实绩必须合乎名位、职务。在法家中，商鞅喜欢刑名之学，可能侧重于依法实行赏罚。后来，申不害以“主刑名”而著称，韩非也“喜刑名法术之学”（《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他们的刑名之学，主要是指用臣下的言论与职位去督责臣下以求功效。

商鞅虽然通晓刑名之学，但由于他在卫国与平民百姓相似而没有什么地位，于是年纪轻轻就来到强大的魏国，投靠魏国宰相公叔痤，当了公叔痤的高级家臣——中庶子，负责教育公叔痤的后代。

公叔痤深知商鞅很有才能，但一时还来不及向国君推荐。正巧公叔痤患了重病，魏惠王亲自前来慰问他，对他说：“您得了重病，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这个国家将怎么办呢？”公叔痤就推荐商鞅接任宰相之位，对魏惠王说：“我的中庶子公孙鞅，虽然年轻，却有奇才，希望大王能将国家交给他治理。”魏惠王听后沉默不语。当魏惠王将要离去的时候，公叔痤退去其他的人，悄悄地对魏惠王说：“大王如果不能任用公孙鞅，一定要把他杀了，别让他出境。”魏惠王答应后就走了。

魏惠王一走，公叔痤即召见商鞅，向他道歉说：“今天大王问我谁可以当宰相，我推荐你，但从大王的脸色上可以看出来，他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刚才从优先考虑君主而后考虑臣子的立场出发，就对大王说：‘如果不任用公孙鞅，就应该把他杀了。’大王答应了我。你赶快逃走吧，否则就要被抓住了。”商鞅说：“大王不能听从您的话来任用我，又怎么会听从您的话来杀我呢？”结果也就没有离开魏国。

魏惠王一离开公叔痤的家，就对身边的人说：“公叔痤病得也太厉害了，真可悲啊！他要让我把国家交给公孙鞅治理，不是病糊涂了吗？”魏惠王自己没有识才的慧眼，还认为公叔痤在说胡话，自以为是的领导者往往如此。

秦孝公元年（前361年），因为诸侯轻视秦国，所以孝公发愤图强，下令求贤，以期复兴秦穆公的霸业，收复东部被魏国等侵占的土地。当时公叔痤已经死了，公孙鞅听说了秦孝公的求贤令，就带着李悝的《法经》来到秦国，通过孝公的宠臣景监去求见孝公。

孝公接见了卫鞅，卫鞅大谈国家大事，说了很久，孝公不时地打瞌睡，根本没听进去。会见结束后孝公生气地对景监说：“您引荐的外国人不过是个平庸无知的人，怎么能任用呢？”景监就拿孝公的话来责备卫鞅。卫鞅说：“我是用五帝之道去游说孝公，只是他的思想没有觉悟啊。”过了五天，孝公又要会见卫鞅。卫鞅又去拜见孝公，谈得更多，但还是不合孝公的心意。结束后孝公又责备景监，景监也去责备卫鞅。卫鞅说：“我是用三王的王道去游说孝公，只是他没听进去罢了。请他再接见我吧。”于是卫鞅又见到了孝公，孝公虽然觉得他不错，但并没有任用他。会见结束后卫鞅走了，孝公对景监说：“你引荐的外国人很好，我可以和他交谈了。”卫鞅对景监说：“我用春秋五霸称强诸侯的霸道去游说孝公，他心里想要采用我的意见了。他肯定会再接见我，我早就预料到了。”结果卫鞅又见到了孝公。孝公和他交谈，竟然不知不觉地渐渐靠近了卫鞅的坐席，和他谈了几天也不知厌倦。景监对卫鞅说：“您用什么法子来投合我们国君的心意？我们的国君高兴得很哪。”卫鞅说：“我拿五帝三王之道来游说国君，要他把秦国建设得和夏、商、周三代的太平盛世一样，但国君却说：‘太久远了，我等不及。再说，贤能的国君，应该在他们在世时名扬天下，怎么能郁悒地等待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去建成帝王大业呢？’所以我用迅速使国家强大的办法去游说国君，国君就非常高兴啦。但这样做也就难以和商朝、周朝的王道相比了。”

孝公三年（前359年），卫鞅已经得到了孝公的重用，于是劝孝公变法。孝公想变法，又怕遭天下人非议。

卫鞅劝说道：“犹豫不决的行动不会有什么成就，迟疑不定的行事不会有什么功效。况且具有出众行为的圣人，本来就会被世俗社会所非议；具有独特见识的谋士，必然会被民众所诋毁。愚昧的人对于既成的事实都还不明白，聪明的人对于还没有露出苗头的事情就已经观察到了。民众，不可以和他们谋划事业的开端，只可以和他们欢庆事业的成功。讲究最高道德的人不去与世俗附和，成就丰功伟绩的人不去和群众商量。因此圣人治国，如果可以用来使国家强盛，就不去效法那旧的法度；如果可以用来使人民得到好处，就不去遵循那旧的礼制。”孝公说：“好！”

甘龙反对说：“不对。圣人不去改变民众的礼俗来施行教化，智者不去改变原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顺着民众的礼俗来施行教化，不费辛劳而功业就能建成；根据原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官吏既熟悉而民众又安宁。”卫鞅说：“甘龙所说的，是社会上俗人的言论。平庸的人安守旧的习惯，学究们拘泥于他们的见闻。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维护法制，而不能和他们讨论变革法制的事。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不同，但都能称王天下；春秋五霸的法度不同，也都能称霸诸侯。所以聪明的人创制法度，而愚昧的人只能受法度的制约；有德才的人改变礼制，而没有德才的人只能受礼制的束缚罢了。”

杜挚反对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改变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更换工具。效法古代的法度不会有过错，遵循古代的礼制不会有偏差。”

卫鞅说：“治理社会不必采取同一种方法，为国家谋利益不必效法古代。所以商汤、周武王不遵循古法而称王了，夏桀、商纣没变换礼制而灭亡了。可见违反古代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可以否定，而遵循古代礼制的人也不值得赞扬肯定。”孝公说：“好。”

于是孝公全力支持卫鞅变法，并最终确定了变法的命令。这是商鞅进行的第一次变法，其拟订的法令旨在加重刑罚而督促农战，把全国的民众牢牢地束缚在自己的法网之中。

其主要内容是：把百姓编成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联保组织，使他们互相监督告发而实行连坐制。不告发坏人的，腰斩处死；告发坏人的，比照杀敌来奖赏；藏匿坏人的，比照投降敌人来处罚。一家有两个壮年男子以上而不分家的，加倍征收赋税。立有战功的，各自根据有关条例授予上一等的爵位；因为私事斗殴的，各自根据其情节的轻重处以大小不等的刑罚。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勤奋耕织而多打粮食、多织布帛的，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对从事工商业的人加重赋税徭役，对于因懒惰而贫穷的则全部将他们收编为奴婢。废除贵族世禄制，国君宗族中没有军功的，不得再列入贵族名册而拥有爵位。强化地位的尊卑，明确划分爵位俸禄的等级，各人都根据其爵位的等级拥有田地、宅院、奴仆，其衣裳服饰也根据其家庭地位的高低来决定。有功劳的就显贵荣耀，没有功劳的即使富裕也不可有什么荣耀的表现（详见《商君书·垦令》及《史记·商君列传》）。

卫鞅已经拟定好了法令，还没有颁布，怕老百姓不信从自己，就在国都南门处竖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然后招募老百姓来搬它，谁如果能把它搬到北门，就赏给他二百两黄金。老百姓觉得此事很奇怪，所以没有人敢来搬的。卫鞅又下令说：“能搬到北门的赏给他一千两黄金。”这时有个人把它搬到了北门，就真的赏给他一千两黄金。卫鞅就用这种方法来表明自己不搞欺骗，然后才颁布了变法的法令。

在新法实行的头一年里，民怨沸腾，秦国国都中说新法不便的老百姓数以千计。当时太子也犯了法，卫鞅曰：“新法之所以不能实行，是因为上层的人在犯法。”于是要依法处罚太子。但是，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用刑，于是就处罚了太子的师傅公子虔，给太子的老师公孙贾处以脸上刺字涂墨的刑罚。第二天，秦国人就都遵从新法了。

过了三年，百姓才习惯了新法。卫鞅被任命为左庶长（秦爵第十级）。

新法实行到孝公十年（前352年），秦国的民众十分高兴，当时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家生活优裕，人人丰衣足食。民众勇于为国作战，不敢私下斗殴，乡镇极其太平。秦国当初有些人说新法不便的，却又来说新法便利了，卫鞅说：“这些都是扰乱教化的人。”于是将他们全部迁到边疆。此后老百姓就没有人再敢议论法令了。于是卫鞅被提升为大良造（即“大上造”，秦爵第十六级，地位相当于相国兼将军），并带兵围攻魏国的安邑（在今山西省夏县西北），迫使魏军投降了。

第二年他又率兵围攻魏国的固阳（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固阳县），魏军又投降了。

孝公十二年（前350年），卫鞅在咸阳（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建造了宫殿，将秦国的国都从雍城（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南）迁到咸阳。

这一年，卫鞅进行第二次变法。其内容主要是：不准父子兄弟男女老少同居一室；把全国的城镇、乡村合并而编成三十一个县，设置县令、县丞以加强管理；废除井田制，除去原来的田埂地界，重新划分土地；改革赋税制度，统一按照田亩数来征收租税；统一度量衡制度。井田制，是周代的土地制度。周制六尺为步，三百步为里，每一方里地用阡陌（南北向的田埂叫“阡”，东西向的田埂叫“陌”）分成九块而成“囲”字形，其中的阡陌形如“井”字，故称井田。一井田共九百亩。四周八块为私田，由私家耕种，每家一百亩。中间一百亩为公田，由八家各种十亩，收获物归公。另外二十亩，每家各分二亩半为住宅用地。卫鞅“开阡陌封疆”，实际上就是取消公田与私田的疆界，确认土地的私有，任凭土地买卖而重新划界。这是一项重大的土地改革举措，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孝公十六年（前346年），公子虔又犯了法，卫鞅就给他处以割去鼻子的刑罚。

孝公二十年（前342年），由于卫鞅的两次变法促成了秦国的富强，周天子把祭祀时供神的肉赐给孝公表示祝福与亲近，各国诸侯也都来祝贺。

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年），卫鞅对孝公说：“秦国和魏国在一起，就好像人患有腹心部位的疾病一样，不是魏国吞并秦国，就是秦国吞并魏国。为什么呢？魏国位处险要的中条山之西，定都安邑（在今山西省夏县西北），和秦国以黄河为界，而独自占据了崤山（在今河南省洛宁县西北）以东的有利地势。形势有利时就会向西侵略秦国，若有困难则向东掠取土地。现在靠了您的贤能圣明，秦国得以强盛。而魏国在去年被齐国打得大败，诸侯都背叛了它，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时机攻打魏国。魏国顶不住秦国，一定会向东迁徙。他们向东迁徙，秦国就能占据黄河、崤山这牢不可破的险要地势，向东控制诸侯各国，这是称帝称王的大业啊。”孝公认为他说得很对，就让卫鞅为将去攻打魏国。

魏国以公子卬为将领来迎击卫鞅。两军已相互对峙，卫鞅给魏国将领公子卬送去一封信，说：“我当初和公子友好，现在我们同时做了两国的将领，实在不忍心互相攻打，我可以和公子见上一面，订立盟约，快乐地喝喝酒就退兵，以此来使秦、魏两国都太平。”魏公子卬信以为真。等到会见结盟的仪式完毕，两人一起喝酒，这时卫鞅埋伏下的武装部队发动袭击而俘虏了魏公子卬，接着又攻打他的军队，彻底消灭魏军后才回到秦国。魏惠王的军队屡次被齐国、秦国打败，国内空虚，国力日益削弱，十分恐惧，于是割让黄河以西的土地派使者去献给秦国以求和解。同时，魏国马上离开了安邑，把国都迁到大梁（位于今河南省开封市）。梁惠王说：“我真悔恨没听从公叔痤的话啊。”

卫鞅打败魏国回来，秦孝公把商（位于今陕西省商洛市东南）、於（位于今河南省内乡县东）一带十五个城镇封给他，于是他号称商君。

孝公二十四年（前338年），商君辅助秦孝公变法已二十年，国君的宗族及其亲族因为世袭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而有很多人怨恨商君。这时赵良会见商君。

商君说：“我商鞅能见到您，是由于孟兰皋的介绍。现在我想和您结交，行么？”赵良说：“我不敢有这样的奢望。孔丘有句话说：‘推举贤能之人的长官会晋升，聚集无能之人的帝王会衰退。’我无能，所以不敢遵命。我又听说这样的话：‘不属于他的地位而占着它叫做贪位，不属于他的名誉而拥有它叫做贪名。’我如果接受了您的雅意，那么我恐怕属于贪位贪名的了，所以我不敢遵命。”

商君说：“您对我的治理不满意吗？”赵良说：“能够听取反面意见的叫做听力好，能够看清自己的叫做视力好，能够战胜自己的叫做强大。虞舜有句话说：‘自我谦卑是最尊贵的。’您不如去遵行虞舜之道，不要来问我了。”商君说：“当初秦国流行的是戎狄的习俗教化，父子之间没有上下之别，同住一间房间。现在我变革了秦国的教化，使他们男女有别；又大规模地建造了宫阙，就像鲁国、卫国一样。您认为我治理秦国，与五羖大夫百里奚哪个强？”赵良说：“一千头羊的皮，不如一只狐狸的腋下皮毛来得珍贵；一千个人的唯唯诺诺，不如一个士人的直言谏诤。周武王因为有人直言而昌盛，商纣王因为大臣沉默而灭亡。您如果不认为周武王不对，那么请让我整天直言而不受处罚，行么？”

商君说：“俗话说：‘华美之言是虚话，最佳之言是实话，苦涩难听的话是良药，甜蜜动听的话会惹祸。’先生您果真肯整天直言，那就是我的良药啊。我将侍奉您，您怎么能推辞呢？”

赵良说：“那五羖大夫百里奚，是楚国的乡下人。他听说秦穆公贤能而希望见到他，但出行又没有钱财，就把自己卖给了秦国的客商，穿着粗布衣喂牛。一年后，穆公知道他贤能，就从牛口之下把他提拔上来，使他位居百姓之上，秦国没有人敢责怪他。他辅佐国君六七年，向东讨伐郑国，三次安置晋国之君，一次挽救楚国之祸。在国内施行教化而使巴国人前来进贡，普施恩德于诸侯而使西戎各国前来归服。戎国的贤臣由余听说了，也来叩关求见。五羖大夫辅佐秦国，劳累时不坐车，炎热时不打伞，走在国内，不用战车跟着，也不拿武器，他的功名载于史册而藏在政府机关，德行流传到后世。五羖大夫死的时候，秦国男男女女都痛哭流涕，儿童不唱歌谣，舂米的不打节拍。这就是五羖大夫的德行啊。现在您去见秦王的时候，靠了国君的宠幸小人景监，把他作为您投靠的主人，这不能取得好名声。您辅助秦国不为老百姓办实事，却大规模地建造了宫阙，这不能算建功立业。您给太子的师傅上刑罚，用酷刑摧残民众，这是在积聚怨恨与祸患。教化对于民众的作用比行政命令大得多，民众效法上级比遵行命令要快得多，现在您用旁门左道来建立自己的权威，超常规地更改传统的法令，这不能算搞教化。您又朝南坐着自称寡人，每天用法律去纠正秦国贵族公子的过错。《诗经》说：‘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根据这《诗经》所说的看看您的所作所为，您就不得长寿了。公子虔因为被割去鼻子而闭门不出已经八年了，您又杀了祝懽，给公孙贾处以脸上刺字涂墨的刑罚。《诗经》说：‘得人者兴，失人者。’您所做的这几件事，绝不是得人之法。您出门的时候，后面跟着几十辆战车，随从的车子上装载着身穿铠甲的武士，让大力士作陪乘来保护您，手执长矛戟戈的战士在您车旁奔走。这些防备如果缺了一样，您就坚决不出门。《周书》说：‘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您的危险就像早晨的露水一样啊。您如果还想延年益寿，就该归还秦国封给您的十五个城镇，到乡下去种种庄稼，浇灌菜园，劝秦王表彰山野的隐士，奉养老人，恤养孤儿，敬重国君的父兄，排列好有功者的等级，尊重德高望重的人，这样才可以稍微安全一些。您如果还想贪图商、於一带十五个城镇带来的财富，热衷于在秦国发号施令，积聚百姓的怨恨，那么秦王一旦去世而不站在朝廷上，秦国要来收拾您的势力，难道还小么？您的灭亡将接踵而至。”但是商君没有听从赵良的话。

过了五个月，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为君（秦惠文君）。公子虔之流诬告商君谋反，派出狱吏逮捕商君。商君逃亡到函谷关下，想要投宿一家客店。客店的主人不知道他是商君，对他说：“商君的法令规定，让人住宿而没有验证其身份的，就判罪处罚。”商君长叹一声说：“唉，搞法治的弊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商君逃离秦国而到了魏国。魏国人恨他欺骗公子卬而攻破了魏军，不接受他。商君想到别的国家。魏国人说：“商君，是秦国的叛乱分子。秦国强大而其叛乱分子进入魏国，不把他送回去是不行的。”于是把商君交给秦国。商君再次进入秦国后，逃到自己的封地商邑，和他的部属发动封地的军队向北攻打郑县（在今陕西省华县附近）。秦国发兵攻击商君，把他杀死在彤地（在今陕西省华县西南）。秦惠王又把商君车裂示众，诏告臣民说：“不要再像商鞅这样造反！”于是又消灭了商君的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