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的编集及其书名

（一）《商君书》的编集及其书名

《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子·内储说上》还引用过商鞅的话，《韩非子·饬令》也显然因袭了《商君书·靳令》。由此可以推断，《商君书》在前233年韩非被害之前就已经编成并广为流传了。但是，此书也不可能编成于商鞅在世之时，因为从今存的《商君书》来看，其中显然有后人的著作被编入。书中提及的史事，最晚的是发生于前260年的“长平之胜”。据此，则此书应该编成于前260年与前233年之间。

至于其编定者，当是秦国主管图书档案的御史，所以才会把档案性质的《更法》编排在开头第一篇，又误把秦国大臣的上书《徕民》当作商鞅的作品而编入了《商君书》。

有人认为《商君书》是商鞅后学所编成，恐不当。因为古代弟子或再传弟子编老师或宗师的书，往往改称其师为“子”，现在《更法》、《定分》等都称“公孙鞅”，根本不像其门徒的口气。所以，此书不能说是商鞅后学所编。

有人认为《商君书》为刘向所编，恐也不当。秦国一向宗奉商鞅之法，秦始皇焚书，《商君书》当不在其中。《淮南子》言及“商鞅之《启塞》”，司马迁也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可见该书在西汉也有传本。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并未留下《商君书》的叙录。想必该书当时保存完好，无须校订重编。

班固《汉书·艺文志》在诸子法家类著录“《商君》二十九篇”，在兵权谋家著录“《公孙鞅》二十七篇”。由此可见，商鞅的著作在汉代有两种传本。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这《商君》与《公孙鞅》实为一书。至于其篇数的不同，可能是由于其分篇不同所致。《商君》可能是一种较早的版本，今之《去强》篇在《商君》中可能还被分为3篇，所以有29篇。《公孙鞅》可能是较晚的传本，那3篇已合为《去强》，所以只有27篇。至于这27篇，可能就是今传本的26篇再加上《群书治要》所录的《六法》篇。

由于汉代以后书籍制度发生了变化，帛、纸作材料的卷子渐渐取代了竹简、木简作材料的编策，《商君书》大概也在魏晋以后被抄上了卷子，所以六朝以后关于《商子》的记录多称卷而不称篇。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都只称“五卷”而不著其篇数，《意林》记“《商君书》四卷”也不著其篇数。因此，隋、唐时此书有无缺篇不得而知。不过，从《群书治要》来看，其中所录的《六法》，是今本26篇中所无的篇目，由此推想，《商君书》在唐代可能尚未亡佚。

六朝以后，其书名也有所变化，如《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商君书》，《群书治要》称为《商君子》，《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为《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