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读法

（四）《商君书》读法

《商君书》为先秦诸子之一，是一部子书。“子”，在古代原是对男子的尊称，后来便把有学问有著述而能于经、史之外独创一家之言的人尊称为“子”，并把他们的著作称为子书。前人把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这说明子书是不同于经典、史籍与文集的，它有它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是我们读《商君书》时应该注意到的。

子书的特色主要是“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汉书·艺文志》），所以不免有所偏颇。

诚如明代陈仁锡在《诸子奇赏前集叙》中所说：“学莫要乎六经，人才莫急乎经济，文章莫贵乎雄浑博大，何以有诸子之刻？盖欲返之于六经也。以六经收诸子，不若以诸子返六经。强其所厌，不若用其所喜。夫诸子，多救时之人也。然六经，治未病；诸子，治已病。六经，治百世之病；诸子，治一时之病。六经，药物悉备，而不预裁一方，病夫自取焉。诸子，方太具，药太猛，乃治己也奇，治人也拙；治一国也奇，治一世也拙。奇以方，拙亦以方。后之习诸子者，几无疾而呻吟，类无方而操药，又近于入虎狼之窟，采乌喙之毒，奚取焉？人皆曰：‘子，才也；子，识也；子，胆也。’其寔不知子……天之刑商，不在耕战，而在告讦；其刑韩，不在名法，而在以《说难》干富贵也，贪医也，然言与法不可冺矣。”

现代冯振也在《韩非子论略·自叙》中发挥说：“六经之言平正，诸子之言偏陂。子而无所偏则经矣，故偏不足为诸子讳。且其所偏，或即其所长。苟知其偏，虽偏不为害。六经，菽麦也；诸子，药石也。无病之时，固恃菽麦以养身；及其有病，或对菽麦而不能食，或勉强食之而适足以增病，必藉药石摧陷而廓清之，然后可徐徐复食菽麦。然若狃于药石摧陷之功而屡服不已，未有不旋踵而死者，转不如有病不治，或可冀其自愈也。有病不治，老子无为之说也；摧陷廓清，商鞅法术之学也；皆有菽麦而不能食、食而增病之时所或需者也。”（《国专月刊》1935年第2卷第2期）

子书的偏颇，似乎是其短处，却诚然又是其长处。子书正是靠了这种“各引一端，崇其所善”的偏颇之辞才形成了它们的鲜明特点。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才能正确地对待《商君书》中的偏颇之辞，不会因此而妄加非议。

必须进一步明了的是，按照古代传统的图书分类法，《商君书》属于子部法家类；按照现在的图书分类法，《商君书》属于哲学类。但是，如果真正按照它的内容来分类，它应该属于现代学科中的政治学一类。《商君书》中所阐述的一切，都是作者面临纷乱动荡的战国时代的社会现实、顺应社会时势而提出来的使国家安定富强的治国方略。所以，我们读《商君书》，必须有一定的政治眼光。如果我们对政治一无所知的话，要真正读懂《商君书》是不可能的。至少，我们也得先了解一下商鞅的政治思想，否则，我们读《商君书》就会不得要领。正因为如此，我才写了第五节供大家参考。

当然，阅读古书，仅仅了解该书的特点、性质与大致内容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在上面介绍了《商君书》的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以及《商君书》的真伪与流传情况，这些也都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商君书》。但是，真正要透彻地读懂《商君书》，仅靠这些介绍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应该认认真真地参考该书的注解，特别是像《商君书》这种先秦时代的古籍，只有认真地参考前人的注解，我们才能真正把它读通。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不但语言的内部要素——词义、语音、语法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语言所反映的外部事物，如风俗习惯、典章制度等，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某些古人一看就能懂的辞章，后代的人却往往会觉得很费解。再加上古代著书的人常常使用通假字，古代有些抄书与刻书的人又往往妄加臆改或草率行事从而增加了不少误字，古代藏书的人又往往因为社会的变乱或自己的不慎而造成了古书的错简或脱页，诸如此类，大大增加了我们阅读古书的困难。这困难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语言文字关。这一关不过，我们就不可能登堂入室、窥其瑰宝。

综观前人对古书的研究工作，范围十分广博，从各种研究《商君书》的专著或论文来看也是这样。然而，最为基础的研究工作还是在通语言文字关。如果我们对《商君书》的语言文字还理解不了，看过后是似懂非懂、不知所云，那么对其思想方面所作的是非得失的评判，就往往会发生失误，甚至会胡说八道、乱弹琴。只有真正把书中讲的意思搞明白了，那才谈得上进一步去评论它的思想内容。

再说，思想的发展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但对某一部书的思想评判却可以较少继承性。人们只要具备了一定的思想水平，往往不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也能进行品评。正因为如此，对某一部书的思想评判，往往因为时代的变迁、政治立场的不同、思想认识水平的差别而显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大相径庭。正因为思想上的评判较少继承性，因而使得那些品评《商君书》思想内容的著作很难有强大的生命力而流传千古。历来评价《商君书》思想内容的专著、论文不少，但很少有一版再版的。既然如此，我们如果一般地去阅读《商君书》而并不想对它的接受史做深入研究的话，就大可不必再花工夫去查阅以往评论其思想内容的著作了，我们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对《商君书》的思想财富进行开掘和扬弃。

但是，对于解释《商君书》语言文字的著作，我们却是非参考不可的。如果我们有能力直接读白文（就是不附注解的原文），那当然很好；但即使这样，如果我们能参考前人的注解来读原籍，恐怕对该书会领会得更加准确深刻。更何况我们一般的人还没有能达到准确理解白文的地步，所以，参阅前人的注解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往往会误解原文而贻笑方家。

为了使一般的人都能过好语言文字关，历代都有一些学者呕心沥血，竭尽毕生的精力来从事古书的整理工作，如校勘、注释、考证等。这些工作，对我们准确地理解古书都极有帮助，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他们的成果。虽然由于时代的隔阂、各人小学功底与所见资料的差别而使各个注释家常常对《商君书》中的某些词句作出了歧异的解释。但从总体上来说，各家的解释仍然带有较大的继承性，后代的学者往往都是参考了前代的注释成果来作进一步解释的。所以，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应该认认真真地去参考《商君书》的各种注解。

参考注解既然如此重要，那么，现在读《商君书》应该参考哪些注释本呢？

上面我们介绍了二十世纪以来出版的很多注释本，这些注本当然都值得我们参考，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搜罗翻阅那么多的注本。我们完全可以只挑选其中的几本来读一下。

对于初学的人，特别是古汉语阅读能力还不强的人，可以先读《商君书全译》、《商子译注》或《商君书注译》，因为这几本书有译文，最便于初学。

对于古文阅读能力较强，并想进一步对《商君书》有所研究的读者，则除了阅读《商君书全译》、《商君书注译》外，还可以阅读《商君书解诂》、《商君书锥指》、《商君书校注》。因为这些著作收集的资料较为丰富，其中的考订也时有发明，所以很值得《商君书》研究者参考。但也应该指出，《商君书解诂》、《商君书注译》等在《商君书》原文的校勘以及资料的引用方面并不严谨，所以书中有很多错误，我们如果转引其书，往往会以讹传讹，贻误后人。

我们了解了应该参考的注释本，接下来便是如何读注的问题了。如果我们读注不得法，那么仍然不能准确地理解《商君书》的原文，仍然不能真正地读通《商君书》。所以，我们有必要再明确一下读注时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要注意的是，我们要参考注解，但不能墨守陈训。正如阮元在《十三经注疏·重刻宋板注疏总目录》中所说的那样，前人的注解“有是有非”，所以，我们应该依靠注解，但不能迷信注解。无论读什么人的注解，都应该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不能轻信妄从，这是我国训诂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清代学者正因为能“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王引之《经义述闻序》），所以才能够发千古之隐奥，正数千年之误解，作出了令人叫绝的成绩。我们必须看到，在众多的注解中间，谬误是难免的。一般说来，古书的注释呈现出一种“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趋势，后人的注释往往要比前人来得精确，但这并不是绝对的。有些后人的解说可能还不如前人的解说来得正确。所以，即使是后人的注解，我们也不能轻信盲从。这是我们参考注解时的一个重要原则。

其次，我们应该谦虚谨慎，不妄非前人的说法。我们说不应该迷信注解，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妄自尊大，轻率地把前人的注解扔在一边或妄加非议。我们应该明了，历代注释家对于注释古书，一般都是很认真的，并不苟且从事，因此，我们应该尊重前人的辛勤劳动。凡否定前人的某些注解，必须经过周密的思考、翔实的论证，而不能凭自己的臆想行事。否则，虽然似乎避免了“墨守成训而尟会通”的毛病，却往往要犯“望文虚造而违古义”的错误（王念孙《广雅疏证自序》）。

以上两个方面是我们参考注解时必须遵守的一般原则，这两个原则实际上都服从于一个总原则，即要联系古籍原文来读注解。这是我们参考注解时必须时刻牢记的一个基本原则。无论是吸取前人的注解，还是否定前人的注解，都必须从古汉语的语言实际出发，都必须从《商君书》的原文出发，以能否准确地符合商鞅时代的语言习惯以及《商君书》中特定的上下文的意思为准。这就是阮元所说的“实事求是”的含意。这应该成为我们阅读注解时的指南针。特别是当我们遇到各家说法不一致的时候，更要注意这一点。在遇到众说纷纭的情况下，我们既要放开眼界，不囿于一家之见；又要防止目迷五色，无所适从。我们应当根据古汉语的语言习惯与上下文的特定含义，仔细辨别各家解释的得失，择善而从。总之，联系原文来读注解，这是我们参考前人注解时的一个总纲。

除了遵循上述两条一般原则与一条基本原则外，我们还应该注意以下两点：

一是应该认真地阅读注释者的序文、凡例等，以了解该书注释的概况。因为各人注书时的体例、内容不尽一致，所选用的各种版本和引用的各种著作也不尽一致，所以，我们在阅读某一种注释本之前，应该先了解一下该书的注释情况。这将会给我们读注带来不少帮助。不过，我们在读各书的序言、凡例时，也应像上文所说的那样，既要尊重它，又不能轻信它。特别是有些作者为了炫耀其书的学术价值，往往有失实之辞。

二是了解前人注释的习惯，谨慎地对待注释中的引文。按照古注的习惯，前人在注释时的引文，往往不像现代人在写文章时的引文那样只字不漏，而常常有所删改（当然不删改的也有），而且删改后也不加说明，因此，我们绝不能把这些注释中的引文当作原文来看待。至于引书，也与引用别人的注释一样。这种做法在现在的人看来，似乎不很严谨。但应该明了，这并不是前人注释时的粗疏，而是古注的一种传统方式。这种引文方式虽然在字句上与原文有所出入，但并不违背原意，而且经过删改，可以精简不少文字，这也正是它的优点。我们把这种注释传统提出来，并不是要简单地肯定它或否定它，而是要提请大家在读注解的时候，千万别把注释中的引文当作原文到处引用。如果我们要引用它，或者想了解它的原貌，应该查阅原文。当然，对于前人引文中的疏忽，那就不属于这种体例了，我们应该核对原文来纠正它。

另外，由于很多有学术价值的《商君书》注释是用文言写成的，所以，我们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古汉语阅读能力。当然，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应该在阅读上下苦功，才能有效地提高自己的古文阅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