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商君的强力观
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国际间靠实力来平衡,强者可称霸,弱者会亡国。这种现实造成了商鞅注重强力的政治观。
在商鞅看来,国家的实质,实是一种的暴力,神农死后,人们就恃强凌弱了。在黄帝时代,虽然制定了君臣之间、上下级之间的道德原则,但实际上是靠强力来统治的,即“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画策》)。至商汤、周武王,也都是靠了强大的军事力量才称王天下的(《算地》)。换言之,用强力使人屈服才是“汤武革命”的实质。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就更是一个以力服人的世界。弱肉强食,哪个诸侯国实力强,就能攻城略地,横行天下,否则就会挨打乃至灭亡(参见《开塞》)。所以,他特别强调强力对社会统治的重要作用。《慎法》说:“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开塞》说:“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则学,力尽则服。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怀知而问;世知,无余力而服。”
商鞅的强力观落实到政治措施上,就形成了他注重耕战以求富国强兵的策略。或者说,靠国治、国富与兵强来造就强力,而这几者又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的。《农战》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算地》说:“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立本》说:“强者必治,治者必强;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强者必富,富者必强。”《去强》说:“战事兵用曰强。”“国无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强,强必王。贫者使以刑,则富;富者使以赏,则贫。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这些就是商鞅加强农战以求富国强兵的策略。
其实,崇尚强力的观念不仅贯穿于商鞅的政治理论中,而且也是很多人的共识。秦孝公之所以赏识商鞅,就是因为商鞅游说秦孝公时用了“强国之术”。商鞅变法之所以为后人称道,就是因为他的变法大大增强了秦国的实力。拿破仑说过:“震动世界的秘诀只有一个,那就是强而有力。因为,权力之中没有谬误。”这与商鞅的“强”“力”论如出一辙。
“权力之中没有谬误”,从理性上来说,当然难以令人接受。但是,历史告诉我们,现行政权中的谬误往往要到该权力不再“强而有力”乃至被解除以后才会被认定。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强”“力”不就是判定一切是非的准则了么?整个社会由“强”“力”主宰着,这是一条政治铁则。国际事务的处理是如此,所以有“弱国无外交”的说法;一个国家的统治也是如此,所以有“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俗语。“汤武革命”靠强力,古今中外的改朝换代莫不取决于强力——政治上的,或军事、经济上的“强而有力”。动物世界中弱肉强食的法则在人类社会中照样具有不可抗拒的作用。政治上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这一条:一切取决于实力。
我们坚信:“正义必将战胜强权。”但是必须明了,这只是从总的历史趋势来说的。如果正义的力量在某一历史时期内尚未达到“强而有力”的程度,那就不一定能击败非正义的暴力。很多正义的反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失败了,很多为真理而斗争的义士被强权迫害致死了,都是明证。落后弱小就可能挨打,这种“有强权而无公理”的现象恐怕还会延续相当长的时期。所以,一切空谈,即使是正义的,也都将显得苍白无力。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受欺负,就要做到“强而有力”。
总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商鞅的强力观揭示了社会政治领域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定律,值得我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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