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的势治学说

（四）商君的势治学说

只有统治权掌握在手，才是真正的统治者，才能统驭民众，才能发号施令而令行禁止，才能有效地推行法治而实施刑赏。可以说，有了权势就有了一切。如果没有权势，那么在政治上就什么事情都办不成。所以，商鞅特别强调权势的重要作用以及君主牢掌权力的重要性。《修权》说：“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权制独断于君则威。”

值得赞扬的是，商鞅虽然主张君主专制独断，但这并不是提倡君主利用大权来“私天下之利”，而是要他们“为天下治天下”。《修权》说：“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他严厉地批判了“今乱世之君臣”以权谋私的现象，可见他的政治思想是与他公正平等、强国利民的法治精神相一致的，它充分体现了法家为公为民的崇高精神。

可惜的是，人们都知道法家推崇君权的学说，却往往不了解其反对君主以权谋私的主张；只知道儒家“天下为公”的崇高理想，却不知道法家要帝王“为天下治天下”的理论。

诚然，这种立政为公、执政为民的理论，法家人物慎到也强调过。《慎子·威德》云：“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无一贵，则理无由通；通理以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

没有“强而有力”的政权来控制社会，社会就会混乱。但是，所有权力，都应该是为整个社会、为国家、也就是“为公”服务的，而不是“为天子”、“为君”、“为官长”牟取私利设立的。君、臣以权谋私是违背治国之道的，它必将导致政权的垮台。但是，从“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这种严峻的政治现实来看，商鞅的警告效果有限。为什么呢？因为人性自利。就是做了皇帝当了官，也难免有自利之心。只有真正的政治家，才会有商鞅这种崇高的旨趣。

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为了防止官吏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商鞅还与众不同地提出他的政治方略，主张“别其势，难其道”，以造成一种“其势难匿”的政治环境，而反对“恃多官众吏”。《禁使》说：“得势之至，不参官而洁，陈数而物当。今恃多官众吏，官立丞、监。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故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通数者不然也。别其势，难其道，故曰：其势难匿者，虽跖不为非焉。故先王贵势。”

没有限制与监督的权力往往会导致腐败，两千多年前的政治家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道理。如何防止权力的腐败？人们首先想到的办法当然是设立检察官来加强监督。综观古今中外，这种政治手段的使用极其普遍。既然这种手段至今还存在着，则肯定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对于商鞅提出的质疑，我们还不可盲从。检察官的监督虽然是“仅存之治”，但如果没有这种监督，则权力的腐败将严重得多。

但是，商鞅提出的问题却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一般的官吏会以权谋私，但检察官也不是什么特殊材料炼成的，他们也是人，人性自利，所以他们“亦欲为利”，也有可能以权谋私，也会腐败，也会被贪官污吏所收买。因此，只依靠检察官来监督也是有局限的。这种基于人性的剖析，无疑是深刻的，是一般人没有考虑到的，因而也是独具慧眼的。

如何使所有官吏（包括检察官）都不以权谋私？这是一个政治学上的难题，至今尚未得到彻底解决。商鞅提出“别其势，难其道”，旨在加强立法来限制官吏的滥用职权与以权谋私。这种设想当然是好的，但如何在全社会造成一种严厉的法治环境，使人人都不敢“为非”，却还大有文章可做。这里面当然包括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内容，以便造成一种“其势难匿”的政治环境。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却又往往免不了检察官的作用，特别是那些一心为公而能自律的检察官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