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古人论得失

对“得”与“失”进行权衡、做出选择是生活的常态，倘若事涉重大、关系复杂，抉择便会让人颇费踌躇，焦虑、煎熬如影相随，备受折磨，说得与失的考量是人生最大的难题毫不为过。

现代人是讲功利的，功利意识说到底就是关于得、失的考虑。平时一讲得失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孟子鱼与熊掌的理论。孟子是圣人，扛着布道的责任，倡言轻利重义，主张节欲，强调精神高于物利。他还有意夸大得失的对立，一得一失，非此即彼，难能两全。论述中还推出生与死的大义问题，更增加了解套的难度。孟子的意思是寻求精神的崇高、放弃物利的好处，要名节就不能要性命，这种说法感觉比较极端。我觉得，主张淡化得失意识是对的，但一味否认得的好处，片面强调得与失的对立就不免有失偏颇。在分辨精神与物利、精神与肉体的权重时，不问情由，天平老是向着一边倾斜，这样的决断其实不大能为人接受。

凡人都有得失意识，重要的是不能贪，一涉贪，“货财不积，则贪者忧”，欲壑难填痛苦不堪。现实生活中得的感觉确实很诱人，黄金屋、颜如玉，中彩票、一夜暴富，谁不愿意遇上这样的好事？得的愉悦来自有求、有欲，有求、有欲，才会有得到的窃喜。佛门讲看空、不讲得失，我们是凡夫俗子，生活在现世，界别有分际，与佛门弟子难能说到一处。《荀子·礼论》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承认得的要求的正当性，但又希望人们能够认清它的边际与界限，争而乱，乱而穷，得不偿失，好事会向反面转化。事实也是如此，一重得就容易贪，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岑彭传》有：“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鬓为白。”讲的就是由得而贪的例子。“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在通达的古人眼里，贪是陷阱，万勿在此失足。

得失的抉择与切身利益相关，慎重是必须的，但也不能患得患失，讨论得失因此会牵涉决断。权衡利弊，应当加以考虑的因素一定很多，其中利益最大化是根本。利益最大化不能理解为一方利益最大化、其他当事方利益受损，这不是利益最大化，双赢、多赢，才是真正的利益最大化。我注意到历史学家反思二战爆发原因时认为，一次大战结束后协约国从重处置德国，对战败方诛求无度，让战后德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才让希特勒有机可乘。和平年代，同行竞争与战场厮杀更不能相提并论，零和游戏岂能持久？所以在进行予取予求的决断时既要给自己、也要给别人留有余地，好处统统归己，别人只能袖手旁观，哪有这样的道理？为了取得必要付出，利益最大化还包含付出或损失的最小化。上世纪90年代，国家为三峡工程上与不上做了许多研究论证，其实质就是进行得与失的权衡，发电与防洪是一眼可见的好处，但建成后生态环境发生改变及其后果也应认真予以考虑。决断基于权衡，是严肃的，严肃的决断要有担当，当断则断，现代社会讲求时间与效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权衡得失利弊时如何兼顾物利与道义两个方面也是让当事人颇费考量的一件事。虽然不能同意孟子将物利与精神绝对对立的观点，但现实中物利与精神错位的现象确也大量存在。就拿新中国成立初抗美援朝的决策来说吧，它对新中国的领导人就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国内解放战争刚刚结束，执政者面对的是经历了长期战争后的满目疮痍、百业凋零，国家的重建、国民经济的恢复，需要集中全部人力、物力和财力；一旦决定出国作战，对手又是一支完全现代化的军队，小米加步枪的中国军人与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较量，又有几分获胜的把握？在此危难之际，当时中国的领导人做出了最艰难的抉择，为了反对侵略、保卫和平、主持正义，不惜承受最大的民族牺牲。结果大家都知道，战争虽然影响了国内建设，却也为这个新建的国家赢来了较长时期的和平与安宁，发展与建设有了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得与失由此取得了平衡。

根据老子的观点，得与失还会相互转化，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得中有失，失中有得，在生活中这是得失关系的常态。不过说来话长，读者多加关注，自然会有收益。总起来看，孟子得失对立的观点大不可行，而孔子“戒之在得”的意见，倒颇可回味。得过之后，如果只知偷着乐，全不顾利益攸关各方的感受，保不准就会栽个大跟斗。我想，面对利害关系，一方面不讳言得失，另一方面要有长远眼光，不斤斤计较于眼前的利益，拿得起、放得下，用一句俗语来形容，叫作没心没肺，郑板桥称作“难得糊涂”。处世，这是正道；养生，这是良方。平时接物，一定要调理好心态、多作换位思考，为自己留下更大的活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