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汤武革命说起

“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这是载于《周易》中的话，说明革命这类激烈的社会变革古已有之，既非舶来，也不是现代的时髦行为。对于历史上发生的这两场古代革命的正当性，在古人中是存在争议的。《孟子·梁惠王下》记录了孟子与齐宣王这样一段对话：齐宣王直截了当地发问：“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不愧为古代的智者，反应极快，机智地将正义与非正义置于帝王身份之上，压缩了礼制、纲常伦理的适用范围，从而赋予汤、武行动的合法性。苏东坡读书心细，认为孔子其实并不赞同汤武，因是周人，未便明说而已。但孔子肯定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其实已经曲折表达了他的这一观点（见《东坡志林·论古》）。苏轼此说虽然合于实际，却不能作更多的延伸，证据是在儒家经典里，我们经常能见到含着反意的言说，《尚书》“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是公然号召抗争，反意昭彰。经孔子删改的《诗经》也保留了不少老百姓不满的声音。近人刘声木在《苌楚斋随笔》中也表达了“汤可武不可”的不同意见，肯定前者，否定后者，指其为篡逆。可见这种争论到今天仍在继续。

我们知道，不管是篡逆还是孟子所谓诛一无道的独夫民贼，实质都是犯上作乱、挑战已有的社会秩序。可见一贯倡导君君臣臣纲常伦理的儒家创始人，也并没有一概地否定造反。列宁曾断言当统治阶级再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而被统治阶级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就会发生革命。中国古代圣人的智力真是超乎想象，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认清楚了这个道理。读过《诗经》的人都熟悉《硕鼠》这一篇，有说是反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照理会引发革命，《诗经》由孔子编成，思想真的一点也不保守！在欧洲，自17世纪发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革命”一词，如雷贯耳，马克思将革命称为在欧洲上空到处飘荡的“幽灵”，期盼其能激荡起一股推动时代前进的洪流。

也许是革命的魔力太大，记得十几年前，有人在文章中主张“告别革命”，立即引起一阵骚动，被人合围、口诛笔伐，被视为大逆不道。有趣的是，没过几年，社会各界回过神来，讲求秩序、重视维稳，之前崇尚革命的论调反觉有些刺耳，倘有人再出来提倡“告别革命”，我觉得虽然不一定能得着普遍的响应，但至少不会再有那样激烈的反弹了。这里的道理只要想一想就会明白的。革命就是一部分人革另一部人的命，动静大的便得天下大乱，更大点的就要改朝换代，刀光剑影、血雨腥风。革命的结果不外乎两种：一种是革命失败，起事者遭到镇压，下场不外是杀头、判监。清末立宪派打出了维新的旗号，意思是不触动帝制，有意显示温柔，放软了身段，然而未成气候便遭弹压，结果也仍然是杀头、充军。一种是革命成功，河东翻为河西，本来的统治者成了阶下囚，本来的受压迫者坐了天下。仔细考量这样两种结果，不外乎一部分人得天下、一部分人失天下。如果不能置身事外、必须抉择，那就得认真地掂量一下，革命之后自己是属于得天下的那一部分还是属于失天下的那一部分？计及利害，对待革命的态度也就很自然地确定下来了。

秦末的陈胜是要革命的，微时就有所谓“鸿鹄之志”。据司马迁的描述，当时他的处境十分艰难，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更看不到什么出头之日，处在列宁所说的快要活不下去的状态，比起周遭懵懵懂懂的农民兄弟，陈胜觉悟得早，早早地萌生了反意。他一边耕种，一边在身边的农民兄弟中搞“思想启蒙”，目的当然是为了鼓动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设问，惊世骇俗，带有极强的煽动性，倘被告发，必惹杀头之祸。可惜当时的听众虽极不济但尚有衣食，介于活与不活的边缘，且生性蒙昧，如此激动人心的呼喊，竟未能得着积极的响应。但陈胜自己则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到了革命要死、不革命也要死的时候，一挺身，就出了头，而此时的听众也换了一群陷于绝境、不反也死的征夫。果然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顿时成了气候。一介贱民，侥幸成功后竟也一度称雄于秦末那个群起逐鹿的大乱局。项羽也一样，早年不愿读书要学剑，学剑不满足便开始揣摩可作“万人敌”的兵书，大约早就有了“彼可取而代之”的“妄念”。天下一乱，豪杰蜂起，给了早就跃跃欲试的项羽乘时而起的机会。有一点虽与本文题旨关涉不大，作者认为也值得注意，那就是陈胜发达前与身边一帮穷哥们有“苟富贵毋相忘”的约定，起义得手后他不愿践行，对微时的伙伴冷眼相待，意思是要独享革命成果。史书惜墨如金，司马迁记下这一幕，极表批评之意，而这大约也是历史上农民革命的通例。洪秀全不会允许旁人插足其富丽的后宫、挑战他君临天下的权威，天京城里手足相残、血腥内讧便是证明。明太祖为了防止革命再起，祸生肘腋，竟将随同他起义的功臣诛杀殆尽！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同一个人对待革命的态度居然可以发生如此前后迥异的变化。在《阿Q正传》中阿Q是革命派，赵太爷是不准革命，赤脚的和穿鞋的对待革命的态度就是那么泾渭分明。然而更有趣的还在赤脚的要革命，一穿上鞋子，混得人模人样，便不愿革命。都说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但这情理又该作怎样的解释呢？阿Q一死，小说就结束了，作者因此没有述及，让人稍感遗憾。不过鲁迅后来说到绍兴革命党人王金发的经历，涉及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法最为灵验，谁是今日世界的赵太爷，谁是今日世界的阿Q，及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运用这一方法稍作观察与思考就可分晓了。

虽然革命极有来头、并非舶来，圣人也不反对革命，理由大多充足，不过我是倾向实行改良而不是革命来实现社会进步的。这倒不是因为家里坛坛缺罐罐多，心有不舍，主要还是从社会大局考虑。如前所说，一革命天下就会大乱，汉末黄巾起义，战火蔓延，殃及多少无辜。曹操诗里有记载，“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一片凄惨，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文化大革命”还是不久前的事，当时情景大家都记忆犹新。现代社会发生动乱很少会有真正的赢家。所以我劝世人头脑千万不能发热、不要糊里糊涂跟在别人身后瞎起哄。当然，告别革命其实也不容易，能不能告别并不决定于个人意愿，关键是要建构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清除腐败、摒弃特权，实现共同富裕，让所有社会成员都能感受到进步、发展带来的好处。换言之，告别革命就要进行社会改良，用持续的渐进的改良代替激进的暴力的革命。有意思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竟也有类似的想法，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说共产主义者最希望看到社会的有序发展和改良中的进步。中国这几十年来的改革实践，实质也是改良。其社会效果大家有目共睹。

由此可见，维稳不应理解为维护少数人的既得利益，维稳的基础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里的关键是要不断改良，减少社会矛盾，而改革与反腐的积极意义也因此获得了体现。拒绝改良讲维稳，与缘木求鱼有什么两样？这就像竹篮打水、水中捞月，不可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