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之言未必尽善

进入21世纪后，社会发展的速率持续加快，时移景迁，人情物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让我们这些多多少少受过传统文化影响的人陡生了许多困惑。

就说穿着吧，先前的无性别、无个性、无色彩确实过于单调，太不把人的审美意识当一回事了，但是今天的无袖、超短、露脐恐怕也不是当年曾为女士的爱美之心说过话的鲁迅所能接受的。如今的时髦女士们仿佛都是西方“极少主义”的追随者，女式的时装正向着“三点”前进，不知“三点”以后又会怎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穿着招摇的女士们还公然以“迷你”相号召，莫非这些思想解放的女郎真的要把那些本来谨守规矩的男人们搞得心猿意马、迷了本性不成？然而与恶人施暴路见不救、落井下石、趁火打劫、人心不古相比，穿着的变化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可是，让我感到诧异的是，为什么对身体的暴露，我们还能听到批评的反应，而对心态的异化，人们的反应竟然如此麻木、见怪不怪呢？

古人云：人之将死，其言亦善。大凡人之将死，转辗病榻，自知来日无多，名利之念顿成浮云，对世情便有了几分超然，始自垂暮之年对自己一生行事的反思此时也有了结论，于是所思所言不仅充满自我批判的精神，对那些与自己有过过节的人也更能够通过责己而有尽去前嫌的宽容，抛下旧日的龃龉与恩怨。将子女亲朋们招来，分剖财产、交代后事之后，无非是人生经验的传授和未了心愿的告白。这最后的留言虽然严肃却不沉重，虽然含着告诫，但因为浸透了真切的人生经历，对于听者来说亲切自然、声声入耳，聆听之后往往大为动容，体会到人情的崇高，并由此知道了什么是人生彻悟的境界，对那一个不久于人世的亲人充满了敬意与爱意。五丈原上，生命垂危的诸葛亮为帐下的部属指点迷津廓开大计，最后还留下锦囊，使数十万蜀军得以全师而退。蜀中父老谁个不盛称孔明功德。于右任先生“葬我于高山兮，望我大陆”，充满了日暮途穷、家山难归的感慨，感动了多少聆听过于先生呼喊的人们。可是前些年在《文艺报》（2000年4月15日）上看到“姚雪垠希望身后发表的谈话”后，感觉却很是不同，我直觉地意识到，对于那些被姚先生在这篇“临终前的谈话”中点了名的人来说，对“善言”的期盼，必将化为一场真正的噩梦。

姚先生身后最想发表的话是分两次说的，其间间隔不到20天，主旨只是两个：批评郭沫若，自称是当代小说创作的权威，是思想文化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骑绝尘。凡是读过姚先生这篇谈话的人，都不会认为我的上述介绍中包含一丝夸张，姚先生就是这么说的。姚先生“临终前的谈话”与古人撒手人寰前的宽容与通达相比有天壤之别。对姚先生的一生业绩进行全面的评估绝非这篇短文所能做到的，但姚先生确实不是等闲之辈，他的过人之处大家也是看到了的，《李自成》出版的时候，文化界也热闹了好一阵。姚先生的自我感觉当然是出奇地好，于是“老夫聊发少年狂”，不屑于蹈袭老路，临终之际说些不温不火、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话。他的告别宣言傲视群雄，以文坛领袖自诩，振聋发聩，极不寻常，我只是对谈话发表之后没有引起学界的太多注意深感意外，因此有了文首那一点感慨。

虽然已是烈士暮年，但姚先生依然英气勃发，耿介之习不改。他喜欢实话实说，并不避讳临终臧否人物，这些都是值得钦敬的。姚先生阅历颇丰，在他洞幽烛微的目光中可以拣出批评的人一定不少。他晚年在文坛招朋引类、呼风唤雨，还曾与人就文学的主体性问题发生过颇带意气的论争，风闻论辩中没能占得上风而心有不甘的姚先生一度还有诉诸官司借助非思维超思维方式解决学术问题的打算，后来不知怎的就偃旗息鼓了。临终留言，若要骂人，当然应该骂这些招惹过他让他感觉不快的论敌。奇怪的是，他偏偏挑了个不曾与他有过龃龉且早已作古的郭沫若，真让人匪夷所思。但思量之后却有了别样的收获。原来郭沫若死后盖棺，被尊为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又一面旗帜，但郭沫若生不逢时，晚年遇上了“四人帮”，高压之下说了许多违心话，其行止因此颇受学界非议，旗帜动摇，文坛帅位有出缺之虞，人人都欲取而代之，姚先生大约也有了自己的想法。姚先生此时发声，直截了当，说“郭沫若这个人我一生最不佩服”，有鉴于郭沫若“文革”中让人诟病的表现，这样说想来一定能够获得认同的喝彩，人们对姚先生“郭沫若的史学、哲学底子不厚，还不如我”这一肯定否定并包的断语，也就再不会发生任何接受的困难，寻找新旗帜的线索似乎也有了眉目。白纸黑字俱在，姚先生的这些心思读过文章的人都能够合理地揣度。姚先生批评郭沫若可能觉得不过瘾，因为批评郭的人已经很多，于是谈话中又出现了批评茅盾及其《子夜》的内容，说是单线发展，不足为训，他的《李自成》则是复调小说。中国现代新文学史鲁郭茅并称，一个虽有定评，但已经作古，另两个都被姚先生揭出了问题，这下万事俱备，于是姚先生便可乘势坐上当今文坛的第一把交椅。为了坐定这把交椅，姚先生在第二次谈话中还斩钉截铁地判定：“可以不谦虚地说，写小说的都是跟我学的。”姚先生用了一个全称判断，言之凿凿，笔者孤陋寡闻，不曾听说当今小说界谁个声称自己是姚先生及门的或私淑的弟子。姚先生生前并没有达到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境界这是事实，不能免俗的他可能也感到了失落，于是说到痛快处，竟将一些不能与人道来的隐秘心曲也抖落了出来：“我从小青年起，就忠实于历史唯物主义。我对中国革命的路线很有研究，我这两年在研究苏联问题上也有自己的看法。我是个目光四射的作家……”没有人崇拜便自我崇拜，何等的痛快！这心态我仿佛在鲁迅小说中人物身上见过。然而，精通历史、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的姚先生的智商自非鲁迅小说中乡野人物可比，因此他恐怕不能否认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当他忠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中的精英人物还在为寻找适合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苦苦地探索着，而姚先生居然对中国革命的路线也积累了许多心得！姚先生的形象因此大大地膨化了，他既是当今中国的大文豪，也是精通历史唯物主义的大思想家，因为对中国革命与苏联问题深有研究，姚先生也应是革命家、战略家、国际问题专家。

姚先生不愧是一个颇有心计的聪明人，一方面，他不愿遵行临终发声、其言当善的古训，临走说了不少对人不敬、自吹自擂的话；另一方面，他又巧妙地利用了人们对将死之人其言亦善的心理预期，将这些蓄积于心、不吐不快、生前说出又多有不便的话塞进了他的临终谈话，巧妙地减少了许多接受的阻力。说得痛快，兴尽而去，至于别人痛快不痛快就管不着了。但是我想，君子爱人以德，隐恶扬善，生前说不得，身后就说得了嘛？尽管姚先生颇有心计地将生前之话放在身后发表，自己因此可以安然脱身，含笑而去，但盖棺之论，不能由棺内人说了算，姚先生这番“情辞恳直”的话是否能够获得世人的认同，还说不定呢！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洪迈《容斋随笔》批评写《后汉书》的范晔，说：“人苦不自知，可发千载一笑。”平心而论，姚先生创作确有成绩，临终留下这些“可发千载一笑”的文字，在我看来其实是很不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