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之归，外之为文

我在学校开设“古代人物文化性格”选修课的时候，曾将韩愈的《答李翊书》列为参考文献，当时只是被“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一句打动，觉得它体现了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人格追求。其实这封信内涵非常丰富，近期得闲，翻检出来，读了几遍。其中“道德之归，外之为文”，格外引人注意。作者强调道德与文章的联系，认为文章以道德为根基，生成于德性的言语，才拥有道德的力量。据此，韩愈强调应先立德然后立言，将德性的培植视为取得立言资格的前提条件——“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作者的这一层意思在信里被反复强调，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联系今日学术场中浓厚的功利意识，诋诽、吹捧乃至造假，种种失范现象比比皆是，学术活动中混入了非学术的诉求，写在一千多年前的这封信，竟然有了很强的针对性。

有德者必有言，“仁义之人，其言蔼如”，有德者和颜悦色的发声，让人如聆珠玉，富含精神拔擢的力度。我生也晚，憾未能恭逢嵩阳、白鹿洞、岳麓书院那些令人神往的学术盛会，更无论会稽兰亭的高人雅集，但读《论语》“侍坐”一节，生活在遥远时空中的有德长者与青年才俊一场推心置腹的对谈中那些含着鼓励、含着欣赏的话语里流露出的谦和、睿智的人格魅力经受住了岁月的磨砺，就像春风化雨，深深地打动了我。受此启发，检讨自己的阅读经验，平时常向人津津乐道地推荐丰子恺的散文，当时只是从审美一方面考虑，现在想来，丰氏那些描写身边琐事的文字浸润了作者的爱心与善心，亲切平和，完全可以看成是作者高洁人格的肖像，在这位散文大家表面看来一贯简淡文风的背后却是浓烈的人伦情意，文质彬彬，应当是德性的发声吸引了我。

言为心声，“取于心而注于手”，功夫在诗外，这些说法都含着古人注重读书人道德践行的意思，认为写文章、做学问的人应当高标风节，并将这些因素融注于文章之中，垂范后世。我们知道孟子有知人论世的说法，重视修身、倡导养气。曹丕论文，袭用孟说，也将文章与做人联系了起来，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这里的文气可以理解为文章中作者以知识、品行为底蕴的人文情怀，它在文章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不能勉强、更无法伪饰。“五四”时期，周作人受时代思潮的影响，态度积极，热情地投身新文化运动，那时他的文章，鼓吹进步的文学观，反对军阀专制，文气酣畅，读了让人振奋。“五四”落潮后，作者转趋消极，写五十自寿诗时，委琐、卑微之态，尽显笔端。文如其人，人变文也变。汪精卫“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意气风发、壮怀激烈，而他在河内发“艳电”，向侵略者输诚时，虽然闪烁其词，也难以掩盖做贼者的心虚。

韩愈是信从孟子“养气”的，也希望看到文章中有“浩乎其沛然”之气的激荡澎湃，此气是无私的、纯粹的，是至大至刚的，蓄以为文，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在韩愈看来，学问文章与处世为人应当是统一的。用他的话说，就是“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于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人生境遇有达有穷，著书立说，虽然属于私人行为，与兼济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做学问、写文章、白纸黑字、垂范于世，彰显作者的人格，有更高的道德追求，许多学术大家的高风亮节让人钦敬。在我看来，学问文章与处世为人统一，虽然境界极高，却为许多品行高洁的文人学士所企求；两者相互背离，做学问写文章是一套，处世为人是另一套，则不免为人所诟病。有的人公众场合夸夸其谈，但心地并不光明正大，私底下常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文章写得再好，也不足为训。

现代中国发生过许多学术争论，学人们囿于门户而生意气，往往夹杂了许多不实之词，必欲置人于死地。这同王安石与苏轼政见不同仍为朋友，切磋诗文、交流心得，其胸襟与意趣，不啻有霄壤之别。鲁迅重视论争中的理性，强调“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反对将严肃的讨论问题蜕变为妇姑勃溪；胡适对鲁迅虽存歧见，却竭力制止其弟子对鲁迅的非理性攻击，称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尊重对手，容纳不同意见，体现了词林中人的德性，大师是我们的榜样。当今学界故弄玄虚、卖关子、掉书袋，热心于建造思辨迷宫的现象也大量存在，这样做其实掩盖不了当事人的浅薄与空虚。做老实人，实事求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才是正道。强不知为知，失了学人的本分，做人不诚实，岂能产出真正的学问？至于心术不正，刻意贬低别人，抬高自己，这等行止与道德之归、外之为文风马牛不相及，更不值得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