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人话

延安整风，文风是三风之一，亦在整顿之列。整风的政治意涵史学界已经有充分的讨论，比较起来，从文章学的角度考察整顿文风的意义显然做得很不够。古人讲中国人做的所谓学问，大致包括义理、考据与辞章三大类，整顿文风，是解决辞章之学这一块的问题，其作用不可小觑。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写文章这件事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广白话，提倡语文结合的面向，就是属于辞章之学范围内的事。毛泽东是文章大家，早年在《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曾受到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的重视，大约除了提倡民众自决的见解获得自由主义者胡适的首肯外，文章的气势与风格极能体现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文章取得的成绩，也获得了胡适的赞许。毛泽东一生酷爱写文章，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他的辞章之学有公论，整顿文风由他出面，确是当时延安文化界的不二人选。但文章既是学问便有相应的规矩和传承，文风的整顿也必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这道理显而易见。整风运动距今已有七十余年，学术繁荣、写作队伍扩大，文坛格局已是今非昔比，但少数学人操弄文字的方式也不堪恭维，文章绕来绕去，晦涩难懂，往往不知所云。鲁迅、胡适等人的学术性文章大多晓畅明白，突显出白话文方便沟通的优越特性，两相对照感觉大异其趣。读者因此有理由向那些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的文章家发出“请说人话”的呼吁，话听起来感觉有些刺耳，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我曾在学术刊物担任十多年编辑，天天看稿，少不得要与这类学术文章打交道，吃足了苦头。但秉性谦和，觉得即使是批评也还是要与人为善，尽可能避免过于刺激的言辞，换一个温柔的说法或许更能敦促学术讨论中惯于故作艰深、说话说不明白的人士冷静下来，对自己过往的写作态度、行文风格进行必要的检讨，回归通达明快的正道。那么换一个什么说法呢？我想是不是可以要求学者用简单的人话来表述其研究成果，这样说也许更能为当事人所接受。因为与简单的人话相对的只是复杂的人话，而有了这样的区分，就可以把那些被人指责不说人话的人说的话纳入到人话的范围里来，解释说他们说的其实也是人话，不过是复杂的人话，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别人听不大懂罢了。

但这样说，并不能理解为替人开脱，说复杂的人话，存心不让人听懂、看懂，不也违背了学术研究为人释疑解惑的初衷？学术研究属于探索性的思维，活动于人类未知的领域，比别人先行了一步，然后回过头来向大家报告心得，与人分享探索的收获。这就更要求把话说得清清楚楚，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但是我们看到不少用复杂人话报告学术成果的文章，要么用很大篇幅搬弄外国人彼时彼地的言说，抬着这些国际名人的名号吓唬不知底里的国人，要么为了显示论文含着高深的学理，与人玩起了文字游戏，让人坠入云里雾里，读者跟着作者绕来绕去，最后仍然是不知所云。既然费了好大的心力读了学术文章照样不明不白，人们为何要去拜读此类让人头痛的文字，徒添新的烦恼？

人与人用语言交流，表达方式各人可以不同，但只要是交流，就要说人话，表达清楚，又不拖泥带水，让人容易听懂、看懂的便是简单的人话；复杂的人话，因为复杂，懂的人少，交流必会受到限制。从实现交流的目的看，说复杂人话的人，要么是觉得奇货可居，不愿将研究心得与人分享，存心不想让人看懂、听懂，如果真是这样，何必多此一举、写那些叫人看不明白的学术论文；要么就是心虚，自己没有把问题搞清楚，因为职业的需要（譬如评职称、完成工作量、维持出镜率），必得要写文章，缘于无可告白，只好故弄玄虚，玩文字游戏，设下文字迷障，绕来绕去，意思仿佛是我不明白、你也休想弄明白。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候，旧式文人坚持写文言的文章，说是雅驯，自鸣得意，但语文脱节，存在理解的障碍是不言自明的，而他们又十分陶醉于孤芳自赏的欣悦，并不在意人们理解与否，失了说话意在交流的本旨；“五四”新人提倡白话，主张语文结合，我手写我口，理直气壮。那时白话与文言有过一番激烈的较量，最后还是语言交流理解的要求占了上风，白话流行，文言越来越成为少数人把玩的古董。而新派文人也很争气，朱自清、俞平伯、丰子恺用白话写出了让人读得有滋有味的美文；鲁迅、胡适、闻一多等人则用白话写出了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论说文。像“我们似乎为奖励人性中的矛盾，以保证生活的丰富，几千年来一直让儒道两派思想维持着均势，于是读书人便永远在一种心灵的僵局中折磨自己，巢、由与伊、皋，江湖与魏阙，永远矛盾着，冲突着，于是生活便永远不谐调，而文艺也便永远不缺少题材。”学术论文被写成了美文，闻一多《唐诗杂论》中这类晓畅凝练、充满思辨色彩的文句，今天读来，仍让人感觉到汉语言文字的张力和内涵的美。反过来看，写白话文，佶屈聱牙，不让人看懂，这不是重又回到孤芳自赏、文章与交流脱节的老路上去了吗？

冗长拖沓也是学术文章的一大通病。情动于中形于言，写文章是有感而发，将所思所想表达清楚便实现了言说的目的。一句可以说尽的话，非要写到二句三句才肯罢手，像是有心考验读者的耐心，阅读出于兴趣，存心与人为难，难道不怕读者弃之如敝屣、甩袖而去？古人惜墨如金，欧阳修“逸马杀犬于道”叙事简洁精准，常为人津津乐道；归有光的《寒花葬志》《女二二圹志》都极精短，虽是短文却能毫无愧色地与大部头著作并肩，一道接受人们的敬意。现代白话文写作同样有文字简约的要求。鲁迅是现代白话文章的大家，写文章“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看来他也是词林中的“极简主义者”。大师们收放自如，同样五千来个常用的汉字，在他们的手下就像是精心编排过的琴键，随便抚弄，便是一首动听的乐曲，让人好生羡慕。

我觉得现在那些坚持用复杂人话写学术文章的人，并不缺少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企求，平心而论，文章写出来谁不想满城争说，最好是洛阳纸贵。只是因为世风变化太大，人人都要在学术领域内找寻立足之地，跑马圈地、争夺话语霸权的情形也屡见不鲜。于是问题没有想明白，只好用复杂的人话包裹浅薄的思想在学界周旋、厮混。但这样的东西糊弄人一时可以，时间一长，浅薄的马脚总会暴露在世人面前。写到这里我很自然地想到当年提倡白话的胡适，他说的那些大白话，其中不少含着深刻的道理，他坚信白话（实际就是我这里说的简单的人话）可以表述精深的思想，他虽然有留洋的经历，但并没有挟洋自重，做的是中国式的学问，说的是中国话，他强调怎么想就怎么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拿他的《红楼梦研究》来说吧，讲道理、摆证据，说话平易，句句落于实处，全无半点八股的腔调，极能深入人心。我想，老老实实、脚踏实地，这些仍然是今日学人应当坚守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