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之私与学术兼容

近读苏轼《上曾丞相书》，颇多启发。苏轼说：“轼不佞，自为学至今，十有五年。以为凡学之难者，难于无私。无私之难者，难于通万物之理。故不通乎万物之理，虽欲无私，不可得也。己好则好之，己恶则恶之，以是自信则惑也……”

苏轼所说的学，可以理解为学问、学术。学术精微，本质在于求知，学问、学术之难为什么难于无私？不是说学术是天下公器吗？在真理面前应当人人平等，学术的有私，该作何理解？将真理据为己有，抑或垄断学术研究，建构属于自己的话语霸权？我认为只有联系思想史、学术史的实际才能洞知其中的奥秘。

20世纪中叶国内曾发生过许多学术争论，最后大多采用非思维超思维的强制来维护某种话语霸权，“己好则好之，己恶则恶之”。可见学术虽为公器，也需要社会的各个方面予以有力地维护。“文革”后复出的周扬曾真诚地告诫人们：“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主要精神就是提倡自由地、平等地、同志式地讨论。可以批评，也可以反批评，凭讲理，不凭权势……”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思想文化界运动不断，周扬深陷其中，整人的事大多与他有关，十年反思，至此终于彻悟。

苏轼所说的学术无私当然包括不以学术干人、不谋求学术之外好处的意思，即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的“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如果治学而别有所图，那么，其于学术必会有所顾忌，慑于“圣人”之说、权贵之说而惮于表明自己的立场，担心“不悦于世”而不敢有自己的言说。等而下之，投机钻营、党同伐异、雷同抄袭，一深究，无非是评职称、完成工作量、保持出镜率，概言之，均有学术之外的私心。

苏轼认为真正做到学术无私，除了要排除人为的非学术的外力干预外，关键要通晓万物之理，我理解通万物之理不是说只有成为无所不知的全能型学者才会有学术无私的品格，“观万物之变”而“尽自然之理”，是指承认学术研究有自身的规律，尊重规律、循正道而直行。学术所求之理，融贯于天地造化，非力强而致，需多方求索乃能有所把握与认识，显然，这是一个需要集中多数人的智慧、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有所创获的事业。因此，允许争论，容纳不同意见，通过论辩、比较，集思广益，推进认识，对于学术研究来说便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由此可见，学术无私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有兼容的精神，“公器”不能为私家所把持。兼容需要气度，逆耳之声对浅薄的自尊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冒犯。约翰·密尔认为，在学术研究领域，切忌使用“多数的暴力”。密尔把问题推向了极端，他认为，集体对个人的压制与个人对大众的压制同样是有害的，都是不正当的。就是说，即使是少数人的意见，也应当允许它合理地存在。真理性认识只有通过反复的论辩才能彰显它的合理性，才能为人们所认识与接受。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允许人说话似乎较能做到，但要平心静气地倾听刺耳的不同意见则有较大的难度。对于那些掌握了话语霸权的学术权威，倘若别有心术，那么这些针对他们已有论述的不同意见便不是简单的不恭，而是一种直接的挑战了。19世纪下半期，恩格斯已是欧洲著名的思想家，但面对异议人士，他从不以势压人，并反对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动用非思维超思维的强制。在与柏林大学讲师杜林的论辩中，恩格斯着力将对杜林荒谬言论的批判转化为他和马克思思想的全面阐述，消极的批判转化为以正面说理为主的积极批判。恩格斯《反杜林论》发表后，柏林大学解除了杜林在学校内的教职，恩格斯听闻之后十分不满，认为不应以行政资源干预学术界的自由论辩。恩格斯在学术争论中表现出的宽阔气度，值得敬重。其实，中国学术史上一些通达的前辈也一样具有听取不同意见的宽阔胸襟。叶燮写作《原诗》，慨然以扫荡明清诗坛的复古思潮自任，成书之后，日夕摩挲诵读，自珍自爱。而同乡学人汪琬对他的观点却往往不予认同，“往复论难”，常常让叶燮下不了台。但论敌病殁，叶燮伤心落泪，说：“吾失一诤友矣。今谁复弹吾文者？”顺手将昔日与汪琬论辩的文章书信尽皆焚毁。一把火昭示了这位先贤的不俗人格。“能识同体之善而失异量之美”（刘劭语），“誉乎己，则以为喜，毁乎己，则以为怒”（方苞语），这些都是人最容易有的局限，叶燮这位古代的智者超越局限，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缺乏兼容的气度，也必丧失反思的勇气。而缺少反思意识、思想凝固，学术也便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常识告诉我们：不要幻想有人能够独立统一不同的知识部门，像恩格斯批评的杜林那样，企图构建一个庞大到无所不包的知识体系。在学科细分的背景下，产生苏格拉底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圣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恩格斯说：“至于说到每一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的至上意义，那末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根本谈不上的，而且根据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经验看来，这些认识所包含的需要改善的因素，无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因素多得多。”探索真理、推进认识，需要宽广的胸怀与视野、需要一代代人的共同努力，唯我独尊、排斥异己，全然无益于学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