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学作为一种新事物，国人的接受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心态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西方文化自明代大量传入时起，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浓厚兴趣，但同时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带来了冲击。“西学中源”思想，是清代阐述中、西学关系的主要论调。“西学中源说”，一再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绝对优越性，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偏见。“西学中源说”与清代尚古之风互相呼应，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清代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西学中的科学精神进入中国的通途就此阻塞。就在我们认为西方科技是“暗伤王化”的“奇巧淫技”、醉心于乾嘉汉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西方的工业革命的萌芽已悄然萌发，从此，中国和西方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日渐加大。
中国的“西学”观念，随着明代中后期西方科技和文化的大量传入就已经出现。《四库全书总目》载有明朝时期西洋人艾儒略所著的《西学凡》一书，该书成书于天启癸亥（1623），“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共分六科，即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文科如中国之小学，理科则如中国之大学，医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业，道科则在彼法中所谓尽性致命之极也。”[1]其所说的“西学”（或称为“西法”、“西术”），包括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多方面的内容。但西学作为一种新事物，国人的接受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心态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审视中国面对西学传入初期的普遍心态，对于中国历史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入理解，不无裨益。
一、西学的传入与“西学中源说”的兴起
虽然在有些国人的眼中，“西学”被认为“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2]但是，西方文化自明代大量传入时起，就引起了许多官员的浓厚兴趣，其中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人尤甚。
徐光启，作为一位较早具有世界意识的中国官员和有着敏锐洞察能力的科学家，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他意识到，西方文化中“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而在“格物穷理之学”中，西方的“象数之学”（算术）更是引起他的注意，他认为，西方的“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形而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3]而西方的几何学“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4]徐光启客观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优异之处，承认“西法优于中法”，对西方文化采取了虚心学习的态度：“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5]徐希望能通过翻译、学习、会通、超越这一路径，取长补短，努力缩小中国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最终能赶超西方国家。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徐光启利用各种机会推动西方传教士与皇帝以及官员的交流，努力架构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通道，希望能够构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他先后与西方传教士熊三拔合译了《泰西水法》（介绍西方水利工程作法和各种水利机械），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合译了《同文算指》（介绍西方的笔算数学）、《测量法义》、《几何原本》等，为熊三拔《简平仪说》（介绍天文仪器）等书撰写序言，还亲撰了《测量异同》、《勾股义》、《定法平方算数》、《考工记解》、《农政全书》、《崇祯历书》等著作。
与徐光启同朝为官且私交甚笃的李之藻，曾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与利玛窦合译《浑盖通宪图说》（介绍西方天文仪器和天文学）2卷，次年（1608）又译成《圜容较义》（介绍西方几何原理）1卷，天启间（1621—1627）与葡萄牙人浦汛际合译亚里士多德的名著《寰有铨》（介绍西方物理学）6卷、《名理探》（西方逻辑学在我国的最早译本）10卷等。他还撰写了关于数学、历算等的序、跋、奏、疏30余篇，对介绍西方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徐光启所译《同文算指》、《几何原本》，以及编撰《崇祯历书》，李之藻均参与协作。李之藻曾编《天学初函》，共收书十九种，多为其和徐光启所著关于西方文化和西方科技的著作。[6]
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以客观科学的态度认识和接受西方文化，尤其是对于西方科学技术，显示出了强烈的反省意识和学习愿望，并且身体力行，努力将西方科学技术介绍给国人，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带来了冲击，给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同时，他们以个人之力，开辟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良性通道，指引了中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方向。徐、李等人的思想在当时虽然引起了一定的注意，但是并未形成有效的大面积影响。他们所介绍的西方科学技术虽然也为一些民众所接受，但他们对于如何看待西方科技的先进和本国科学技术的不足这一关键问题的观点，更是没有得到更多的回应。
清代初年，人们对于西学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四库全书总目》卷160在描述了清朝人们关于如何看待西方“天文算法”的思想转变：“三代上之制作，类非后世所及，惟天文算法则愈阐愈精。容成造术，颛顼立制，而测星纪闰，多述帝尧。在古初已修改渐密矣。洛下闳以後，利玛窦以前，变法不一。泰西晚出，颇异前规，门户构争，亦如讲学。然分曹测验，具有实徴，终不能指北为南，移昏作晓，故攻新法者至国初而渐解焉。”[7]其实，关于西方天文历法的思想变化只是一个样本，“攻新法者至国初而渐解”真实展示了清初一种普遍的思想转向。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西方文化的态度由不以为然或漠然视之越趋于不屑和否定。前面所述明代西洋人艾儒略所著的《西学凡》一书，《四库全书》的编撰者就认为，“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8]对李之藻所编《天学初函》，四库馆臣们的批驳言辞更为激烈：“西学所长在于测算，其短则在於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所谓自天地之大以至蠕动之细，无一非天主所手造，悠谬姑不深辨。即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後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者哉！之藻等传其测算之术，原不失为节取，乃并其惑诬之说刊而布之，以显与六经相龃龉，则值之甚矣。……并存之藻总编之目，以著左袒异端之罪焉。”[9]
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技术以实验和实证为基础，经得起反复检验，可见现学现用的实效，并不容易全盘否定。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老子化胡说”却为不屑于西学者提供了一种特别的思路。[10]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方以智等人在开启民智、传播西学等方面有着重要贡献，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对于中学和西学的关系问题提出的观点，就与“老子化胡说”有类似之处。黄宗羲对中西天文历法皆有造诣，著有《授时历法假如》、《西洋历法假如》等多种天文历法著作，但他认为“尝言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11]他认为数学中勾股定理实是中国先有，而西入“窃传”。方以智在《游子六〈天径或问〉序》一文中，也提出：“万历之时，中土化洽，太西儒来。脬豆合图，其理顿显。胶常见者骇以为异，不知其皆圣人之所已言也。……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12]如果说黄、方的观点只是一种个人看法，并没有提供论据。但同时代的明末清初数学家王锡阐则从专业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补充。他曾多次论述“西学中源”说，其中最重要也最为专业的一段文字如下：“今者西历所矜胜者不过数端，畴人子弟骇于创闻，学士大夫喜其瑰异，互相夸耀，以为古所未有，孰知此数端者悉具旧法之中而非彼所独得乎！一曰平气定气以步中节也，旧法不有分至以授人时，四正以定日躔乎？一曰最高最卑以步脁朒也，旧法不有盈缩迟疾乎？一曰真会视会以步交食也，旧法不有朔望加减食甚定时乎？一曰小轮岁轮以步五星也，旧法不有平合定合晨夕伏见疾迟留退乎？一曰南北地度以步北极之高下，东西地度以步加时之先后也，旧法不有里差之术乎？大约古人立一法必有一理，详于法而不著其理，理具法中，好学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之也。西人窃取其意，岂能越其范围？”[13]王锡阐所述涉及日月运动、行星运动、交食、定节气和授时等方面内容，这些正是当时历法的所有主要方面。时人所认为的西法在这些方面优于中法，在王氏看来“悉具旧法之中”，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的是，西法中国古已有之，并非两者互不相干、独立发展，而是西人从中法“窃取”，偷学而来的。
这种发端于明末清初、以算术和历法为特定对象的“西学中源”思想，在当时并未引起很多关注，但却提供了思考中、西学关系的一种方向。在清代，这种思想竟然成为了阐述中、西学关系的主要论调。
由康熙颁令编写的《数理精蕴》，就以权威的口吻对“西学中源”进行了阐述：“我朝定鼎以来，远人慕化，至者渐多，有汤若望、南怀仁、安多、闵明我，相继治理历法，间明数学，而度数之理渐加详备，然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粤稽古圣，尧之钦明，舜之睿哲，历象授时，闰余定岁，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推步之学，孰大于是？至于三代盛时，声教四讫，重译向风，则书籍流传于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末畴人子弟失官分散，肆经秦火，中原之典章既多缺佚，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传，此西学之所以有本也。”[14]这段说辞，论断明确，且有理有据，汤若望等传教士均成了“西学中源”的人证。
有着清代“历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同样认为西方几何、历法和算术（代数）实际是起源于中国的。梅文鼎不止一次表明，“御制《三角形论》言西学贯源中法，大哉王言，著撰家皆所未及”；[15]“伏读圣制《三角形论》，谓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尔，天语煌煌，可息诸家聚讼”；[16]“伏读御制《三角形论》，谓众角辏心以算弧度，必古算所有，而流传西土。此反失传，彼则能守之不失且踵事加详。至哉圣人之言，可以为治历之金科玉律矣！”[17]这些言论，中心意思只有一个，就是西方的几何实是起源于中国，后“流传西土”。在《天元一即借根解》中，梅文鼎这样解释西方算术中的“借根方法”的来源：“圣祖仁皇帝授以借根方法，且谕曰：西洋名此书为阿热尔热八达，译音‘东来法’。敬受而读之。其法神妙，诚算学之指南，而窃疑天元一之术颇与相似。复取《授时历草》观之，乃涣如冰释，殆名异而实同，非徒曰似之而已也。夫元时学者著书，台官治历，莫非此物。不知何故，遂失其传，犹幸远人慕化，复得故物。‘东来’之名，彼尚不能忘所得。”[18]梅文鼎认为，西方算术中的借根方法源于中国的“天元一之术”，主要理由就是西洋人就将此法命名为“东来法”。他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后人的支持，《四库全书总目·测圆海镜提要》载：“迨我国家，醲化翔洽，梯航鳞萃，欧逻巴人始以借根方法进呈，圣祖仁皇帝授蒙养斋诸臣习之。梅彀成乃悟即古立天元一法，於《赤水遗珍》中详解之。且载西名阿尔热巴拉（原注：案原本作阿尔热巴达，谨据西洋借根法改正），即华言东来法。知即冶之遗书流入西域，又转而还入中原也。今用以勘验西法，一一吻合，彀成所说，信而有徵。”[19]其实，西名“阿乐热巴拉”为法文algebre之音译（英文为algebra，代数学），绝无“东来法”之意。1859年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在其所译的《代数学》一书序言中特别指出这一误说：“代数术略与中土天元之理同，而法则异，其原始即借根法，西国名阿尔热巴拉系天方语，言补足相消也。昔人译作东来法者非也”。[20]“东来法”本是误译，那么以此作为西方“借根法”源于中国的“天元一法”和西方代数源于中国的证据，则更没有说服力了。无独有偶，清代另一位数学家陈杰认为西方数学中的“比例”同样源于中国，他说：“比例之法，昉自《九章》，传由西域，在古法曰异乘同除，在西法曰比例等。假如甲有钱四百，易米二斗，问乙有钱六百，易米几何？答曰三斗。法以乙钱为实，甲米乘之，得数，甲钱除之，即得。钱与米异名相乘，与钱同名相除，故谓之异乘同除，此古法也。以甲钱比甲米，若乙钱与乙米。凡言以者一率，言比者二率，言若者三率，言与者四率。二三相乘，一率除之，得四率，此西法也。古法元、明时中土几以失传，不知何时流入西域。明神宗时，西人利玛窦来中国，出其所著算书，中人矜为创获，其实所用皆古法，但异其名色耳。”[21]
在历法方面，梅文鼎还详细地说明了中国古代的数学家（畴人）进入西域的历史原因，描绘了中国的历法传入西域的历史过程。他描述说，“太史公言，幽厉之时，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夸翟，盖避乱逃咎，不掸远涉殊方，固有挟其书器而长征者矣。如《鲁论》载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故外域亦有律吕音乐之传。历官假遁，而历术远传，亦如此耳。又如《传》言，夏衰不窋失官，而自窜于戎翟之间。厥后公刘迁邠，太王迁歧，文王迁丰，渐徙内地，而孟子犹称文王为西夷之人。夫不窋为后稷，乃农官也。夏之衰而遂失官，窜于戎翟，然则羲和之苗裔，屡经夏商之丧乱，而流离播迁，当亦有之。太史公独举幽厉，盖言其甚者耳。然远国之能言历术者多在西域，则亦有故。《尧典》言‘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教授人时’，此天子百官在都城者，盖其伯也。又命其仲叔分宅四方，以测二分二至之日景，即测里差之法也。羲仲宅嵎夷，曰睗谷，即今登莱海隅之地；羲叔宅南交，则交趾国也。此东、南二处皆滨大海，故以为限。又和叔宅朔方，曰幽都，今口外朔方之地也，地极冷，冬至于此测日短之景，不可更北，故即以此为限。独和仲宅西，曰昧谷，但言西而不限以地名，其地既无大海之阻，又自东而西气候略同内地，无极北严凝之畏。当是时，唐虞之声教四讫，和仲既奉帝命测验，可以西则更西，远人慕德景从，或有得其一言之指授、一事之留传，亦即有以开其知觉之路。”[22]言之凿凿，令人不得不信。
梅文鼎的孙子梅珏成也是清初著名的数学家，他在《明史历志附载西洋法论》一文中就引述过梅文鼎的这一说法，并再次重申西方数学和历法源自中国的观点：“先臣梅文鼎曰，远国之言历法者，多在西域，而东、南、北无闻。盖尧命羲和仲叔分宅四方，而羲仲、羲叔、和叔则以嵎夷、南交、朔方为限，独和仲曰宅西而不限以地，岂非当时声教之西被者远哉？至于周末，畴人子弟分散，西域、天方诸国接壤天陲，非若东、南有大海之阻，又无极北严凝之畏，则抱书器而西征，势固便也。臣惟欧罗巴在回回西，其风俗相类而好奇喜新竞胜之习过之。故其历法与回回同源而世世增修，遂非回回所及，亦其好胜之俗为之也。曦和既失其守，古籍之可见者仅有《周髀》。而西人诨盖通宪之器、寒热五带之说、地圆之理、正方之法，皆不能出《周髀》范围，亦可知其源流之所自矣。夫旁搜博采，以续千百年之坠绪，亦礼失求野之意也。故备而论之。”[23]
进入乾嘉时代，儒士更是崇尚“兴复古学昌明中法”，“西学中源”说更是盛极一时。此时，谈西学必以“中源”为依归，研究西法不可不祖述“中法”，否则往往被视为“崇西太过“而遭到学界主流的排斥。清代史官在撰写《明史·历法》时，表达了他们对于“西学源出中国说”的肯定，他们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详细描绘了梅文鼎祖孙所描述的中学西传，再由西方传入的戏剧化的历史过程：“西洋人之来中国者，皆自称欧罗巴人，其历法与回回国同而加精密。尝考前代，远国之人，言历法者多在西域，而东南北无闻。盖尧命羲和仲叔分宅四方，羲仲、羲叔、和叔，则以隅夷、南交、朔方为限，独和仲但曰‘宅西’，而不限以地，岂非当时声教之西被者远哉？至于周末，畴人子弟，分散西域，天方诸国接壤西陲，非若东南有大海之阻，又无极北严寒之畏，则抱书器而西征，势因便也。”[24]
从客观的角度来说，上述多人描述过的所谓中学西传的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在尧帝至周朝这一时段，实在没有多少相关的文字记载，就是成书于汉代的《史记》对这些事情都语焉不详，何况是事隔两千多年的清代学者呢？因此，这些描述更多的是个人的推论和臆想，佐以一些传说故事，无法用史料和事实证明，当然也经不起推敲。至于康熙颁令编写的《数理精蕴》中所言西方传教士们都证明西学“皆本中土所传”，从史料看，只是部分传教士为了更好地进行传教活动，所采用的权宜策略罢了，实在当不得真的。
从黄宗羲、方以智到梅文鼎祖孙等人，只提到西方数学和历法源于中国；陈杰所说“比例”实际源于中国的《九章算术》，更是就事论事；《明史·历法》和《数理精蕴》也是针对算术和历法而言。所有的讨论范围都只局限于数学和历法。然而，更有学者将其无限拓展，认为所有西法皆出于中国。如清人阮元就曾持此论：“元尝博观史志，综览天文算术家言，而知新法亦集合古今之长而为之，非彼中人所能独创也。如地为圆体，即曾子十篇已言之；太阳高卑，与考灵曜地有四游之说合；蒙气有差，即姜岌地有游气之论；诸曜异天，即肴萌不附天体之说。凡此之等，安知非出于中国，如借根方之本为东来法乎？”[25]传教士蒋友仁于1760年向清廷献《坤舆全图》，其中提到哥白尼的“日心说”，阮元虽并不认同此论，但他却认为西方的“日心说”可能源于东汉张衡的地动仪：“元且思张平子有地动仪，其器不传，旧说以为能知地震，非也。元窃以为此地动天不动之仪也。然则蒋友仁之谓地动，或本于此，或为暗合，未可知也。”[26]以严谨著称的一代乾嘉学术大师，发此高论，实在令人惊讶。
在机械工艺和医学方面，此论居然也有市场。西方有自鸣钟，阮元也认为西洋自鸣钟的原理和中国古代刻漏之理并无二致，所以仍是源出中土。[27]毛祥麟把西医施行外科手术说成华佗之术的“一体”，而且因未得真传，“犹似是而非”，所以成功率不高。[28]
邹伯奇撰有《论西法皆古法所有》，可看作当时的一种代表性思想，他认为墨子乃是西法始祖，西入“尽其伎俩，犹不出墨子范围”。在他看来，西方的数学、重学、视学，甚至西方所奉上帝等，均是“祖其遗法”，“故谓西学源出墨子可也”。[29]
二、“西学中源说”背后的文化观念
自明末以来，中国的统治者和学者精英就在不时地提出自己的“西学源出中国说”。中国的统治者和学者精英则更看重的是民族尊严的维护、文化价值的肯定、国家政权的稳定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有着较强烈的唯我独尊的大国心态，中国在大多数时间也处于世界经济和文化的领先地位。但明代以来，西方科学技术已经在不少方面领先于我们，并和我们拉开了一定的距离。除了物质文明方面的差异外，数学、天文学等方面我们也明显落后，历法自然也是如此。而历法在封建社会是王朝统治权的一种象征，这样神圣的事情竟要采用外来的“西夷”之法，是真正的“用夷变夏”，这对于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士大夫来说实在难以容忍，对于统治者来说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自明末以来，伴随着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接受，“西学中源说”的声音总在不断地回响，与西方文化的接受过程如影相随。而从明廷决定采用西洋历法，开局修撰《崇祯历书》，就意味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历法将被西洋之法所代替。正是从《崇祯历书》开撰起，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攻击就没有中断过，统治者也以种种手段否定和扼杀“中国文化西来说”、肯定“西学中源”的合理之处——既利用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又解决了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然而，日益甚嚣尘上的“西学源出中国说”，使人们对中西文化的关系不再有理智的思考和判断，而是一再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绝对优越性，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偏见。在文化的古今问题上，今不如古，古人无法超越是人们的一种共识。如阮元所说“读者因流溯原，知后世造术密于前代者，盖集古人之长而为之，非后人之知能出古人之上也”。[30]在中西文化价值方面，西不如中也为多数人所认同：“吾中土之法之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使必曰西学非中土所能及，则我大清亿万年颁朔之法，必当问之于欧罗巴乎，此必不然也”。[31]正是这种“西学源出中国说”背后的对待西方文化的思想观念，或隐或现地影响着人们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态度，为中西文化的关系定下了基调。自此，无论是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还是人们对西方科技的转化利用，都难以改变这种大基调，而呈现出一种别样的“中国特色”。
西方文化的传入，不仅从思想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统治者统治的合理性，而且残酷地打击了统治者“天朝大国”、“君临万邦”的自大心态。而“西学中源说”从理论上很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从清朝的康熙皇帝开始，统治者就乐于肯定和宣扬“西学源出中国说”，使“中西两法权衡归一，垂范亿年”，[32]从思想上维护了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权威。
康熙虽然要求臣下固守根本，“非泛骛于器数之末，为支离无本之学”，[33]但其毕竟对西学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深知西方数学、历法和其它方面的科技的先进之处，故而只是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以“西学源出中国说”作为舆论工具，以减轻西方文化的传入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冲击和瓦解。“康熙历狱”也在很大程度上警示在华的西方人士：在中国毫无顾忌地宣传西洋历法和西方文化，是存在政治隐患的，鼓吹“中国文明西来说”更是不合时宜的。对于中国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来说，“康熙历狱”不只是一种警示，而是统治者表达的一种明确态度，不可轻易冒犯。因此，自清初起，就再也看不到像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与西人合作译书、高调向大众（包括统治者）宣传西方文化的人和事了。取而代之的，着力点在于如何找到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共通性，以证实“西学源出中国说”的合理性。其后的乾隆对西学的了解有限，而又有“西学源出中国说”的思想支撑，则对西学更为不屑。他直斥西学为“异学”，西器“淫巧”，甚至还一度禁止将西方器物作为贡品。[34]嘉庆皇帝，“不识西士，不爱西学，不喜西艺”，他于嘉庆十七年（1812）放逐了钦天监西士，四年后更是公开明确表示西器之弊，要求官民禁绝西器：“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骄情虚饰……至于钟表，不过为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晓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钟等物，更如粪土矣！当知此意，勿令外夷巧取，渐希淳朴之俗。”[35]
与对西学的抵制和排斥形成鲜明对比，清朝统治者从建国之初开始，就一直致力于汉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从顺治到康熙，再到雍正、乾隆、嘉庆，他们无不崇尚中国古典文明，并倡导知识分子研究中国固有文明，从心态上多少表现出以中国固有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抗衡的倾向和意识。
清人入关之初，摄政王多尔衮就积极而颇富远见地争取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和投效，沿袭明朝大部分的制度和惯例，通过科举考试和荐举，结纳、网罗汉族知识分子，从中选择了一大批颇富学识的人担任清朝的官员。多尔衮本人并不通晓中国文化和文字，但他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好感，无疑深深地影响了清朝的第一个皇帝顺治。顺治是一个年轻、好学而又明智的君主，在他开始执掌朝政时很难看懂向他呈递的汉文奏折，由此他深感自己对汉文的无知所带来的障碍。于是他以极大的决心和毅力攻读汉文，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他就能用汉文读写。接替顺治统治中国的康熙，虽然对西方文化表示过赞赏，并力图加以吸收，但他更是不遗余力地进行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在满汉关系仍然相当紧张的清朝早期，康熙便礼贤下士，特开博学鸿词科以招揽众多有能力的汉族学者与清政府合作，共同振兴传统文化。对于那些对新政权持抗拒态度的汉族学者，康熙设法缓和他们的反抗情绪，支持他们从事他们所喜爱的明史编修工作。在康熙时代，传统文化开始复兴，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如《古今图书集成》、《朱子全书》的刊行，《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大型图书的编撰和出版。雍正与其父皇康熙相比，对中国固有文明尤其是儒家文化更为崇拜。即位之初，便追封孔子的五世先人，并真正把孔子当做老师来看待，在中国帝王中第一个向孔子行跪拜礼。他认为，孔子以仁义道德启迪万世之人心，以三纲五常教人安守本分，这不仅可以使社会风俗端淳，于民有益，而且也大有益于帝王。因此，应当对孔子的学说大加弘扬。他继承了康熙的文化政策，以程朱理学为儒学正宗，以科举考试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试图以儒释道三家思想来抵抗西方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清朝统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提倡，到了乾隆时代达到顶峰。乾隆不仅毕生致力于文学事业，以他的名义发表的诗词总数超过四万二千首，而且，也像他祖父康熙那样，致力于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复兴。正是在他的文化政策影响下，顾炎武、阎若璩等人倡导的、十七世纪开始形成的“汉学运动”至乾隆、嘉庆时期达到高峰，史称“乾嘉之学”。
从多尔衮的沿袭科举选士制度网罗文士始，到乾嘉时期汉学的兴盛，中国传统文化在清代历史上焕发出新的活力。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清初清人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统治根基未稳，清朝的统治者忙于集中精力对付抗清的武装力量，而对一般汉族知识分子则采取比较缓和的措施，并不过于计较他们的讥清意识，甚至通过特设博学鸿词科的办法网罗汉族知识分子。康熙末年和雍正、乾隆时代，清朝在全国的统治已基本上巩固，经济也获得了恢复，武装的反抗力量已基本上被镇压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没有必要继续向那些不合作甚至敌视满族政权的汉族知识分子作和平的姿态，而是采取了一种强硬措施，钳制言论，压制排满思想，于是先后造成一批较有影响的文字狱案。如康熙时的《明史》案、《南山集》案，雍正时期的吕留良案等等，动辄都有几百人冤死。乾隆时代，虽然没有大规模的文字狱，但文网之严密，罗织之苛细，则是康熙、雍正时期所未有的，使知识分子动辄得咎，无所适从，人人自危，时时处处惶恐不安。与此同时，统治者又积极组织知识分子参与大规模的文化整理活动，如康熙年间编撰的“清代第一大书”《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均为卷帖浩繁之作，工作量极大，参加入数众多，历时达数年甚至十数年。正是统治者的组织和倡导，形成了孕育乾嘉汉学的文化环境。一方面是动辄得咎，另一方面是大力提倡，知识分子“于世无患，于人无争”，一头钻进故纸堆，诠释古训，究索名物，“乾嘉之风”自然形成了。
在对“乾嘉汉学”兴盛的原因进行探讨时，许多学者都比较强调清朝统治者的文化高压政策。认为清代文网罗织、文字狱不断，使读书人不得不选择逃避现实，终日躲在故纸堆里，才导致“乾嘉之风”的兴盛。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自顺治帝开始，历代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推崇，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大力弘扬，这就使得传统文化的价值得到发现，“古学”得到空前的重视。这应当是“乾嘉汉学”兴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这样说，对传统文化的推崇，才是“乾嘉之风”形成的内驱力。
对传统文化的推崇和汉学的兴盛，自然形成了尚古之风。以读经谈经为主业，以博古名高，考据之风日浓，文人日渐远离国家世事。即使是科学技术发展方面，也深受影响。中国的历法起源很早，曾取得过辉煌成就。因年代久远，加上西方历法的传入，古代算学著作多有亡佚。但清代汉学家因治经的需要，对古代天文算学古籍的收集和整理就十分重视。据考证，明清之际古代算学名著流传极少，康熙朝辑成《古今图书集成》，所收集到的有关算学古籍仅有《周髀算经》等4种共16卷。而至《四库全书》编纂时，参与人员戴震、李潢、庄存与、陈际新等人皆是通晓数学的学者，所收集算学古籍数量大为增加，共达25种，共207卷，其中包括唐以前算书10部、宋元算书3部、明代4部。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辑校算学古籍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算学的研究，也不是算学或历法的发展进步，而是在于经学考据。戴震因辑校古算经被认为是倡明绝学的功臣，但他就声称算学和小学均是经学的工具而已，他说：“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书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36]而真正从事算学和历法的学者，是得不到任何的尊重的。对算学古籍收集、整理和研究，更是加剧了人们对古代算学的推崇。乾隆时期学者孔继涵在《算经十书序》中说：“胥不能稍出《九章》范围焉，呜呼！九数之作非圣人之作，非圣人孰能为这哉？”[37]同朝江藩虽能认识到西方天算学的成就，认为“欧罗巴利玛窦、罗雅谷、阳玛诺诸人入中国，而算法始备，历学始明”，[38]但仍坚持古代算学的优越，坚持“西学中源说”：“夫句（勾）股，《九章》之一也。以御方圆之数，历象用以割圆、八线等术，皆出于句（勾）股。”[39]黄宗羲也说“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王夫之说“盖西夷之可取者，唯远近测法一术，其他皆教剽窃中国之绪余”，皆是明言“西学中源”。阮元更是直言：“学者苟能综二千年来相传之步算之书，一一取而研究之，则知吾中土之法之精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彼不读古书，谬言西法胜于中法，是盖但知西法而已，安知所谓古法哉？”[40]
尚古之风与“西学中源说”互相呼应，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清代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因清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传统文化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不经意间，经世致用的实用思想和创造的科学精神，都悄无声息地消失殆尽。而且，中国关闭了吸纳外来文化的大门，西学进入中国的通途就此阻塞。就在我们认为西方科技是“暗伤王化”的“奇巧淫技”、醉心于乾嘉汉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西方的工业革命的萌芽已悄然萌发，从此，中国和西方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日渐加大。而对这种差距的深切认识，则是在西方侵略者的洋枪大炮打破国门之后。
（载《兰州学刊》2012年第11期）
【注释】
[1]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25，子部杂家类存目，《四库全书》本。
[2]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25，子部杂家类存目，《四库全书》本。
[3]《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66—67页。
[4]《徐光启集·几何原本杂议》，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5]阮元：《畴人传·徐光启》，上海玑衡堂石印，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
[6]《四库全书总目》卷134《天学初函》提要：“初，西洋人利玛窦入中国，士大夫喜其博辩，翕然趋附，而之藻与徐光启信之尤笃。其书多二人所传录，因裒为此集。书凡十九种，分理、器二编。《理编》九种：曰《西学凡》一卷，曰《畸人十论》二卷，曰《交友论》一卷，曰《二十五言》一卷，曰《天主实义》二卷，曰《辨学遗牍》一卷，曰《七克》七卷，曰《灵言蠡勺》二卷，曰《职方外纪》五卷。《器编》十种：曰《泰西水法》六卷，曰《浑盖通宪图说》二卷，曰《几何原本》六卷，曰《表度说》一卷，曰《天问略》一卷，曰《简平仪说》一卷，曰《同文算指前编》二卷。《通编》八卷：曰《圜容较义》一卷，曰《测量法义》一卷、《测量异同》一卷、《勾股义》一卷。其《理编》之《职方外纪》，实非言理，盖以无类可归而缀之於末。《器编》之《测量异同》，实自为卷帙，而目录不列，盖附於《测量法义》也。”
[7]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06，子部天文算法类，《四库全书》本。
[8]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25，子部杂家类存目，《四库全书》本。
[9]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34，《四库全书》本。
[10]“老子化胡说”，谓老子出关西入印度教化佛陀，或化身为佛之说。此说滥觞于东汉，最早见于《后汉书·襄楷传》、《魏志》卷三十所引《魏略·西戎传》。前者载老子入夷狄而为浮屠，此为“作佛说”；后者说老子出西关、过西域，至天竺教胡，浮屠为其弟子，此为“化佛说”。此外，亦有尹喜作佛说的记载。自有“老子化胡说”以来，其一直是佛道相争的主要论题。
[11]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鲒琦亭集》卷十一。
[12]方以智：《浮山文集后编》卷二，见《清史资料》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
[13]王锡阐：《历策》，《畴人传》卷三十五。
[14]玄烨敕编《数理精蕴》上编卷一《周髀经解》，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第8页。
[15]梅文鼎：《雨坐山窗》，《绩学堂诗抄》卷四。
[16]梅文鼎：《上孝感相国》（四之三），《绩学堂诗抄》卷四。
[17]梅文鼎：《历学疑问补》卷一。
[18]梅文鼎：《赤水遗珍》，《梅氏丛书辑要》， 1874年刻本。
[19]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07，《四库全书》本。
[20]（英）德·摩根著，李善兰、伟烈亚力译：《代数学》，上海：墨海书馆，1859年刻本。
[21]《清史稿》卷五百零七《畴人二》。
[22]梅文鼎：《历学疑问补》卷一，《梅氏丛书辑要》卷四十九，乾隆年承学堂刊本。
[23]梅珏成：《操缦卮言》，《梅氏丛书辑要》卷六十二，乾隆年承学堂刊本。
[24]《明史·历法》。
[25]《畴人传·汤若望》。
[26]阮元：《续畴人传·序》。
[27]阮元：《自鸣钟说》，《挲（上面是研）经室三集》卷三。
[28]毛祥麟：《墨余录》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29]邹伯奇：《学计一得》卷下，载《邹微君遗书》。
[30]《畴人传·凡例》。
[31]《畴人传·汤若望》。
[32]《四库全书总目》，卷106，天文算法类一。
[33]三、“西学中源说”与清朝统治者的心态《圣祖仁皇帝圣谕》，卷5，见《十朝圣训》（康熙朝）。
[34]昭连：《啸亭续录》，卷2，扫叶山房石印，1901年。
[35]《清仁宗实录》，卷329，清嘉庆二十一年七月（1816）。
[36]段玉裁：《戴东原集序》，见《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37]孔继涵：《算经十书序》，清光绪十六年（1890）。
[38]江藩撰、漆永祥整理：《江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2页。
[39]江藩撰、漆永祥整理：《江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3页。
[40]《畴人传·利玛窦》。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