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室山房笔丛》与鲁迅的古代小说研究

提　要：明代学者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对古代小说进行了多方面的考证和比较系统的阐述。鲁迅对这本书十分重视，他的古代小说研究借鉴了书中的诸多观点和研究方法，同时也引用了书中的大量古代小说研究材料。《少室山房笔丛》的学术地位和价值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少室山房笔丛》（以下简称《笔丛》）是明代学者胡应麟（1551—1602）杂说考据的一部文集，《明史·艺文志》小说家著录，分正续二集，共收书十二种。其书“征引典籍，极为宏富”，足见虽在学风空疏浮泛的明季胡应麟仍潜心研索，严谨为学。《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该书说，“明自万历以后，心学横流，儒风大坏，不复以稽古为事。应麟独研索旧文，参校疑义，以成是编，虽利钝互陈，而可资考证者亦不少，朱彝尊称其不失读书种子，诚公论也。”^[1]《笔丛》中的《九流绪论》、《三坟补逸》、《四部正讹》、《二酉缀遗》、《华阳博议》、《庄岳委谈》等部分，对古代小说作了多方面考证和比较系统的阐述。《笔丛》不仅可以提供丰富的小说研究材料，也包含有许多有价值的小说理论和小说思想。

鲁迅十分重视《笔丛》一书。他在1925年2月21日《京报副刊》上发表的《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一文中提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2]但是，在1930年前后，他给老朋友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所开的书单中，所列书目共计十二种，其中就有“胡应麟明人《少室山房笔丛》广雅书局本亦有石印本”。^[3]实际上，鲁迅自己不仅藏有《笔丛》，而且还精心研读，在古代小说研究时旁征博引经常提及。

鲁迅古代小说研究成就斐然，主要体现在《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史略》）、《小说旧闻钞》、《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唐宋传奇集》等重要著作中，他的一些古籍序跋和信札中也有少量与古代小说研究有关的内容。在古代小说研究中，鲁迅十分注意对《笔丛》观点、研究方法、研究材料的吸收和借鉴。笔者不揣浅陋，以鲁迅的古代小说研究各种形式的成果和《笔丛》为基本材料，对遥隔近三个世纪的两位小说研究大家的学术传承关系试作探讨，就正于方家。

一、观点的借鉴

中国古代小说数量众多，类域广杂，现代研究者感到颇为棘手，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最困难者莫过于小说，因为其他文体的研究至少对象是明确的，惟独古代小说研究对象众说纷纭。”^[4]就是古代大家也常叹其混杂，相关类别难以厘清。南宋郑樵《通志·校雠略·编次之讹论》云：“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者，足相紊乱。”^[5]胡应麟《笔丛·九流绪论》说：“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道理，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纪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他如孟棨《本事》，卢环抒情，例以诗话文评，附见集类，究其体制，实小说者流也。至于子类杂家，尤相出入。郑氏谓古今书家所不能分者有九，而不知最易混淆者小说也。”^[6]胡应麟明知小说分类之困难，但他通过对小说作品整体面貌的把握，将文言小说分作六类：

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

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

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

一曰丛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是也；

一曰辨订：《鼠璞》、《鸡肋》、《资暇》、《辨疑》之类是也；

一曰箴规：《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之类是也。^[7]

清乾隆中敕撰的《四库全书》将小说分为“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三类，鲁迅将其与胡氏小说分类作比较，认为“小说范围，至是乃稍整洁矣”，似对《四库全书》的分类更为欣赏。^[8]考察鲁迅的小说分类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史略》以描述整个古代小说的发展轨迹为旨要，在论述中，鲁迅对庞杂的古代小说也进行了分类。按时代的先后顺序，《史略》提出了“汉人小说”、志怪、“记人间事者”（即今天所说志人小说）、传奇、杂俎、话本、讲史小说、神魔小说、讽刺小说、人情小说、狭邪小说、邪义小说及公案、遗责小说等类别。涉及文言小说分类的是前五种，其中，志怪、传奇两类与胡应麟所分前两种名称完全对应。胡所云杂录和丛谈两类，鲁迅除了提出“记人间事者”外，以杂俎概括之。可见，在文言小说的分类上，鲁迅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笔丛》的意见，而并没有采纳“稍整洁”的《四库全书》的看法。

此外，胡氏所举六朝志怪小说为《搜神记》和《述异记》，鲁迅论六朝志怪小说提到《列异传》、《拾遗记》、《搜神记》、《灵鬼志》、《异林》、《甄异传》、《述异记》、《志怪》、《宣验记》、《冥祥记》、《集灵记》《旌异记》等，可见二人对志怪小说内涵的意见差别不大。胡应麟认为“变异之谈”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9]鲁迅说志怪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10]与胡氏意见一脉相承。胡应麟所提四种传奇在《史略》中都作为传奇文的主要例证：第九篇《唐之传奇文（下）》论及《莺莺传》（即胡氏所云《崔莺》）和《霍小玉传》（即胡氏所云《霍玉》），第十一篇《宋之志怪及传奇文》论及《杨太真外传》（即胡氏所云《太真》）和《赵飞燕外传》（即胡氏所云《飞燕》）。对于唐传奇，鲁迅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11]此段揭示了六朝小说与唐小说的根本差异，故为后学所乐于引用。但追根溯源，鲁迅的这一著名论断仍是来自《笔丛》。《笔丛·二酉缀遗》云：“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12]鲁迅对其解释说，“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矣。”^[13]在《唐宋传奇集·序例》中，鲁迅也引用了这段话，并评价“其言盖几是也”。^[14]可见鲁迅对《笔丛》的看法深有心得，故对其观点的借鉴自是顺理成章。

对于小说版本的研究，鲁迅也十分重视《笔丛》的看法。《宣和遗事》、《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和《大唐取经诗话》等书的版本，罗振玉认为“盖亦宋堑也”，但鲁迅以为“或为元人所撰，未可知矣”。鲁迅的这种看法招致日本的德富苏峰和郑振铎的不满，二人先后撰文指责鲁迅的失误，或说“想鲁迅氏未读罗氏此文，所以疑是或为元人之作罢”，^[15]或说“故此话本，当然亦必为宋代的产物。但也有人加以怀疑的”。^[16]但鲁迅仍坚持自己的意见，“罗氏的论断，在日本或者很被引为典据罢，但我却并不尽信奉，不但书跋，连书画金石的题跋，无不皆然。即如罗氏所举宋代平话四种中，《宣和遗事》我也定为元人作，但这并非我的轻轻断定，是根据了明人胡应麟氏所说的”。^[17]可见，鲁迅对罗振玉的结论始终持怀疑态度，一个理由是罗氏的“单文孤证”，不足为据，另一个理由就是《笔丛》所载“所记宋江三十六人者”为“元人钟继先所编”。^[18]

二、研究方法的传承

将中国古代小说整体作为论述对象，汉有班固《汉志》，唐有刘知己《史通》，一些小说选集或汇编的序跋也间有阐发，但只是笼统地把所有的小说作品作为陈述对象，并未涉及小说观念和小说形态的流变这一历史视角。对中国古代小说的作共时和历时的整体把握，胡应麟当是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第一人。《笔丛》不是一本小说史的专书，论述并不是完全以小说演进的时间先后顺序进行，但全书不仅对作者所见小说作整体观照，更为重要的是关注到了不同时期小说形态的巨大变化。“汉《艺文志》所谓小说，虽曰街谈巷语，实与后世博物、志怪等书迥别，盖亦杂家者流，稍错以事耳”，^[19]是对汉代小说实际的描述；魏晋志怪小说则与汉代不同，“多灵变之说”，“多因果之谈”；^[20]唐人“假小说以寄笔端”，“纪实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彩无足观”；“本朝《新》、《余》等话，本出名流，以皆幻设，而时益俚俗，又在前数家下。”^[21]

“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22]有史始自鲁迅的《史略》。^[23]《史略》的小说史研究正是沿着《笔丛》的路数，对中国小说历史作共时和历时的整体把握，全书以时代为序，构建了材料翔实、结构完整的中国古代小说历史体系。这样完整的小说史体系清晰地描述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大致脉络和风貌，为后来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提供极大方便。不难看出，《史略》与《笔丛》对小说发展史的描述有简繁之别，但小说史的构建方法上，二者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

在探讨影响小说发展的因素中，《笔丛》注意到了小说的演进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紧密关系。对六朝志怪小说的产生和发展，胡应麟认为，“魏、晋好长生，故多灵变之说；齐、梁弘释典，故多因果之谈。”^[24]鲁迅对小说发展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则尤为关注，对影响小说发展的社会环境因素着力发掘。对于六朝志怪小说的产生，他与《笔丛》意见大致相同：“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25]唐传奇“甚风行”，是由于“文人往往有作，投谒时或用之为行卷”。话本的出现是由于“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26]这种分析在《史略》中比比皆是，几乎存在于每种小说类型的论述之中。这种方法以今日眼光来看，大致可称作“社会历史批评”，但实是二人均采用的小说研究方法之一。

三、研究材料的引用

鲁迅对《笔丛》中小说研究材料的引用则更是常见。《史略》中关于《拾遗记》作者的判断就引用了《笔丛》中的材料，“其文笔颇靡丽，而事皆诞谩无实，萧绮之录亦附会，胡应麟（《笔丛》三十二）以为‘盖即绮撰而托之王嘉’者也。”^[27]《三国志演义》的作者“贯中，名本，钱唐人”，也由“明郎瑛《七修类稿》二十三，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二十五，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十一”所证实。^[28]“后来之大部《水浒传》”的“缀集者”，“或曰罗贯中（王圻，田汝成，郎瑛说），或曰施耐庵（胡应麟说），或曰施作罗编（李贽说），或曰施作罗续（金人瑞说）。”^[29]

《〈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辨汤显祖《邯郸记》据《枕中记》改编，而以《枕中记》的吕翁为吕洞宾之误。《笔丛·玉壶遐览》列传说中吕姓神仙多人，且论证吕洞宾当为五代时人，故鲁迅谓“明胡应麟亦有考正，见《少室山房笔丛》中之《玉壶遐览》”。^[30]

《小说旧闻钞》中关于《西游记》的本事，鲁迅引诸家之说后加案语：“《少室山房笔丛》（四十一）云：《辍耕录》记元人杂剧，有《唐三藏》一段，今其曲尚传，第不知即陶所记本否？世俗以为姓陈，且演为戏文，极可笑；然亦不甚虚也。三藏即唐僧玄奘。”^[31]对于唐僧所取真经的卷数和经目，鲁迅全文钞录了《笔丛》（卷四十七）所列全部目次及卷数，并认为“《西游记》第九十八回玄奘从西天持归经目与此同，惟《李真经》作《礼真如经》，《因名论经》作《大孔雀经》；又多增益在唐之一卷为十卷，共五千零四十八卷，以合《开元释教录》之数而已。因疑明代原有此等荒唐经目，流行世间，即胡氏《笔丛》所钞，亦即《西游记》所本，初非《西游》广行之后，世俗始据以钞椠此目也。”^[32]

当然，鲁迅对《笔丛》的观点和材料也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有所甄别。如对于《水浒传》的作者问题，鲁迅就不同意《笔丛》的说法。《小说旧闻钞·西游记》指出：“《西湖游览志余》以《水浒传》为罗贯中作，而不及施耐庵，胡盖误记。”^[33]《史略》也说：“胡应麟（《笔丛》四十一）亦信所见《水浒传》小序，谓耐庵‘尝入市肆紬阅故书，于敝楮中得宋张叔夜擒贼招语一通，备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饰成此编’。且云‘施某事见田叔禾《西湖志余》’，而《志余》中实无有，盖误记。”^[34]

总之，鲁迅在古代小说研究中多处吸收和借鉴了《笔丛》的观点、研究方法和研究材料，《笔丛》对鲁迅的古代小说研究的影响清晰可见。这也说明《笔丛》的小说思想和研究材料的重要意义，其在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的学术地位和价值确有重新认识之必要。虽然“胡应麟是中国文言小说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又长期不受重视的人物”，^[35]《笔丛》在今天的古代小说研究界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注意，但是鲁迅的古代小说研究对《笔丛》的重视程度足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与思考。

（载《兰州学刊》2005年第4期）

【注释】

[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64页。

[2]鲁迅：《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见《鲁迅书话》，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3]鲁迅：《开给许世瑛的书单》，见《鲁迅书话》，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4]王齐洲师：《在子史之间寻找位置——史志所反映的中国传统小说观念》，见《中国文学观念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17页。

[5]郑樵：《通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34页。

[6]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页。

[7]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

[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9]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71页。

[1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1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12]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71页。

[1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14]鲁迅：《唐宋传奇集序例》，见《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0页。

[15]鲁迅：《关于三藏取经记等》，见《鲁迅书话》，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93页。

[16]鲁迅：《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见《鲁迅书话》，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96页。

[17]鲁迅：《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见《鲁迅书话》，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94页。

[18]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37页。

[19]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页。

[20]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页。

[21]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71页。

[2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序》，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23]鲁迅此说其实并不确切，王钟麒的《中国历代小说史论》（1907）早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张静庐的《中国小说史大纲》（1920）也较鲁迅书略早。

[24]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页。

[2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2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2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2页。

[2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

[2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

[30]鲁迅：《〈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见鲁迅：《古籍序跋集译文序跋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31]鲁迅：《小说旧闻钞》，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42页。

[32]鲁迅：《小说旧闻钞》，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46页。

[33]董国炎：《学科交叉与学术错位——论胡应麟的小说学术史成就》，载《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1期，第53页。

[3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35]董国炎：《学科交叉与学术错位——论胡应麟的小说学术史成就》，载《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1期，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