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经》作者考

时间：2023-01-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对于《太平经》作者，历代典籍中虽较少明言，但并非全无线索。可以认为干吉就是《太平经》的真正作者。这对于《太平经》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无疑是个巨大的阻碍。故考定《太平经》的作者是《太平经》研究的要紧之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前两书均早亡佚，人们所习称《太平经》即指后者。上已述及，有以帛和为《太平经》作者，认为帛和最早创作了《太平经》，然后传给了干吉。

提　要：《太平经》是我国道教早期重要经典。关于《太平经》的作者问题，由于年代久远、资料匮乏，难以找到有力的证明材料，学界较少言及。对于《太平经》作者，历代典籍中虽较少明言，但并非全无线索。概而言之，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是干吉和宫崇，一种认为是帛和，一种认为它“是一部集体编写的道书”。通过考证两个“帛和”与干吉的关系，可以肯定两“帛和”均不可能是《太平经》的作者。“集体编写”之说也不能成立。可以认为干吉就是《太平经》的真正作者。

成书于汉代的《太平经》，是我国道教早期重要经典。通过研究《太平经》，不仅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原始道教的形成和发展，而且可以对当时社会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今存《太平经》稍完备者仅有明朝《道藏》残存五十七卷。今人王明《太平经合校》“根据《太平经钞》及其它二十七种引书加以校、补、附、存，基本上恢复一百七十卷的面貌”，^[1]学界才得以窥见原书之概貌。

关于《太平经》的作者，由于年代久远、资料匮乏，难以找到有力的证明材料，学界较少言及。即使有稍论及者也语焉不详，个人臆测多于事实论证。这对于《太平经》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无疑是个巨大的阻碍。故考定《太平经》的作者是《太平经》研究的要紧之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

汉代曾流传三种《太平经》，一是西汉成帝时甘忠可所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二是东汉顺帝时张陵的《太平洞极经》一百四十四卷，三是东汉顺帝时宫崇上其师干吉（也有写作于吉）曲阳泉水上所得的《太平清领书》一百七十卷。前两书均早亡佚，人们所习称《太平经》即指后者。关于《太平经》的成书，《太平经复文序》有云：“皇天金阙后圣太平帝君，……作太平复文，先传上相青童君，传上宰西城王君，王君传弟子帛和，帛和传弟子干吉。干君初得恶疾，殆将不救，诣帛和求医。帛君告曰，吾传汝太平本文，可因易为一百七十卷，编成三百六十章，普传于天下，授有德之君，致太平，不但疾愈，兼而度世。”^[2]这种故弄玄虚地叙述经书传授过程，不过是为了使经书笼罩上神秘的色彩，使人更易相信其所具有的神奇力量。显然，对成书过程的这种描述是不可轻信的。

史书中《后汉书·襄楷传》最先记载有关《太平经》的情况。桓帝延熹九年（166），襄楷上疏曰：“臣（即襄楷）前上琅邪宫崇受干吉神书，不合明听。臣闻布谷鸣于孟夏，蟋蟀吟于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贱而言忠。臣虽至贱，诚愿赐清闲，极尽所言。”十余日后，复上书曰：“前者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参同经典，而顺帝不行，故国胤不兴。”《襄楷传》又云：“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唐李贤注云：“神书，即今道家《太平经》也。其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一十七卷也。”^[3]可见，所谓神书、《太平清领书》，及后人所称《太平经》，均指同一部书。据《襄楷传》，与这本书的创作有密切关系的两个人是干吉、宫崇二人。

但是，《太平经复文序》所描述的情况却是：《太平经》由所谓“后圣太平君”所作，后传“上相青童君”，再传“上宰西城王君”，再传帛和，再传干吉。据此，抛开道家传说神仙人物，帛和也早于干吉参与创作《太平经》。唐王松年《仙苑编珠》卷中也云：“于吉，北海人也。患癞疮数年，百药不愈。见市中有卖药公，姓帛名和，因往告之。乃授以素书二卷。谓曰，此书不但愈疾，当得长生。吉受之，乃太平经也。行之疾愈。乃于上虞钓台乡高峰之上，演此经成一百七十卷。”^[4]《仙苑编珠》更明确指出干吉《太平经》源于帛和，也就是说帛和最早创作了《太平经》。

王明先生对《太平经》作者问题的看法，在其《太平经合校》中说得十分清楚，他认为：“太平经卷九十八男女反形诀说：‘天师前所赐予愚生本文’。太平经复文序说，干吉初受太平本文，因易为百七十卷。仙苑编珠说，帛和授以素书二卷，于吉受之，乃太平经也，后演此经成一百七十卷。所谓‘素书’、‘本文’，虽则含有神书传受的玄谈，然而这的确透露了太平经一百七十卷不是一时一人所作。东西两汉的著述，一书多至一百七十卷的，实在太少见了。所以我相信太平经先有‘本文’若干卷，后来崇道的人继续扩增，逐渐成为一百七十卷。不能简单地说这书就是于吉、宫崇或帛和个人所著作。”^[5]

可见，对于《太平经》作者，历代典籍中虽较少明言，但并非全无线索。概而言之，即上述三种看法：一种认为是干吉和宫崇，以《后汉书·襄楷传》为代表；一种认为是帛和，以《太平经复文序》和唐王松年《仙苑编珠》为代表；第三种看法认为“它不是出于一时一人的手笔，可以说是一部集体编写的道书”，^[6]以今人王明先生为代表。^[7]

二

以上三说都似言之有据，但对于《太平经》的作者这一问题，不可能存在多种正确答案。要作出准确的判断，找到正确答案，则需要对此三种说法认真甄别，并借助更多材料作进一步的深入探究。

上已述及，有以帛和为《太平经》作者，认为帛和最早创作了《太平经》，然后传给了干吉。令人惊讶的是，《云笈七签·说戒》却说：“老君至琅琊，授道与干君。干君受道法，遂以得道，拜为真人。又传《太平经》一百七十卷，《甲子》十部。后帛君笃病，从干君授道护病，病得除羌，遂复得道，拜为真人。今琅琊有木兰树，干、帛二君所治处也。”^[8]显然，这是说干吉是师，帛和是徒，干吉传道给帛和。那么，帛和究竟是何时何地人，与干吉到底是何关系？

《神仙传》卷五“马鸣生”条云：“马鸣生者，齐国临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贤，少为县吏，困逐捕而为贼所伤。当时暂死，得道士神药救之，遂活。便弃职随师。”^[9]同书卷七“帛和”条云：“帛和，字仲理。师董先生行炁断榖术。又诣西城山师王君。君谓曰：大道之诀，非可卒得。吾暂往瀛洲，汝于此石室中，可熟视石壁，久久当见文字，见则读之，得道矣。”^[10]《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一道部引《真人传》曰：“马明（当为鸣—引者）生者，齐国临淄人也，本姓帛，名和，字君贤。为县吏捕贼所伤，遇太真元君，与药即愈，随至太山石室中。”^[11]可见，在干吉之前，的确有帛和其人。产生帛和是干吉之师与帛和是干吉之徒这两种说法是真正原因在于有两个“帛和”。

两“帛和”有没有可能首创《太平经》并传给干吉呢？前“帛和”马鸣生者，齐国人，最有可能是干吉的老师。但从时间上来考虑，这种说法纯属杜撰。齐国于公元前221年被秦所灭，距干吉、宫崇等人生活的后汉时代三百余年，故马鸣生不可能为干吉的老师，故其直接传《太平经》给干吉是子虚乌有之事。但其是否曾创作过《太平经》呢？《神仙传》里没有提到，其它资料中也未见有其创作《太平经》的记载。更重要的是，如果是齐入“帛和”（马鸣生）创作了《太平经》，那么从齐至汉这么长的时间是如何流传的，却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岂不怪哉？故齐人马鸣生创作《太平经》之说不可信。关于“后帛和”的记载略多。除了直接记载干吉传《太平经》给帛和事外，《抱朴子·内篇》卷十四有云：“故后之知道者，干吉容嵩桂帛诸家，各著千所篇，然率多教诫之言，不肯善为人开显大向之指归也。其至真之诀，或但口传，或不过寻尺之素，在领带之中，非随师经久，累勤历试者，不能得也。”校释云：“容嵩即宫崇，师事于吉，除从于吉受太平经外，又著书百余卷，见《神仙传》。帛和，字仲理，三国辽东人，从董奉学行气服术法，又到西城山，事王远学神丹方，见《神仙传》。”^[12]干吉是后汉时人，《搜神记》载孙策杀干吉事：“策欲渡江袭许，与吉俱行。时大旱，所在熇厉。策催诸将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见将吏多在吉许。策因此激怒言：‘我为不如干吉邪，而先趋务之？’……策遂杀之，将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兴云覆之。明旦，往视不知所在。”^[13]《江表传》也载有孙策杀干吉的说法。据《三国志》卷四十六，“建安五年，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14]可知其事发生于建安五年。故干吉的活动产生重要影响的年代当是从桓帝延熹九年（166）襄楷献书至“建安五年”（200）干吉被杀。而帛和为三国时人，故如果说二人有师徒关系的话，也应是干吉为帛和之师，且二人的师徒关系的建立与存续就是在上述时间段（166—200）之内。故可以肯定只可能是干吉传书给帛和，而帛和创作《太平经》并传书给干吉之说则不能成立。

通过以上考证，我们弄清了两“帛和”与干吉的关系，可以肯定两“帛和”均不可能是《太平经》的作者。

王明先生认为“太平经一百七十卷不是一时一人所作”，“一百七十卷的‘神书’的形成是要有个过程的。一百七十卷的经典在汉代是异常罕见的大部头的书籍。可能先有个秘传的简单的草本，所谓‘太平本文’。这种秘传的草本，很难断定是谁写的，以后逐渐增修。”^[15]这种说法是推测《太平经》在成书之前可能有一些简单所谓“本文”一类的草本。作为“本文”或“素书”，因其短小且形式不够固定，可能就是由人们口耳相传，很难确定是何人何时所作。我们同意这个说法，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试图揭示《太平经》的真正作者。就像我们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水浒传》所取材的诸多民间故事的作者，但我们仍可以探究《水浒传》的作者一样。《襄楷传》所云“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足以说明在襄楷献书之前，《太平经》就已定型为一百七十卷的规模了。这部一百七十卷的大部头著作，可能在成书时借鉴了一个或多个“秘传的简单的草本”，但这并不等于说就能断定此书“不是一时一人编写”，而是“一部集体编写的道书”。

三

《后汉书·襄楷传》作为一部史书，相对于其它材料来说，所提供的材料更为可信。《襄楷传》以为《太平经》的作者是干吉和宫崇，且干吉为师，宫崇为徒。宫崇“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之说显然是自欺欺人，但此书是谁所作则有四种可能性：一种是书由别人所写，宫崇妄称是“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一种是别人传给干吉，干吉传给宫崇，由宫崇献上朝廷；一种是实由干吉所写，由宫崇献给朝廷；一种是宫崇本人所写，但由于可能接受了老师的思想，故称是老师的书。

宫崇将此书献给朝廷，说明其认为此书字字珠矶，句句真理，对此书是推崇备至的。故如是别人所作，宫崇可能就不会以干吉为师，而可能以此书的作者为师，且上书时也没有必要声称是其师于曲阳泉水上所得。别人传书给干吉的说法在诸多典籍中都有所反映，但是传书人除帛和是尘世中人之外，其余皆是道家虚构的神仙人物，明显不是真实的；而帛和传书之说上文业已证明是不可能之事。

那么此书是由宫崇所写还是由其师干吉所著呢？关于干吉，多见其受书道家神仙人物或受书泉水之上等事；但对其人的记载，所见不多。《江表传》略有介绍，有助于了解干吉其人：“时有道士琅邪干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铧，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诸事之者，悉使妇女，入见策母，请救之。母谓策曰：‘干先生亦助军作福，医护将士，不可杀之。’”^[16]可以看到，干吉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士，不仅平常“吴人多事之”，且当孙策“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时，干吉一到来，“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干吉在当时的声望竟远远超过了统治者。是什么使一个道士的声望超过当朝统治者？发生在184年的以张角为领袖的黄巾军大起义，即是以“太平道”教义的传播来聚集信徒，发展徒众遍布今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省，多达数十万人。起义的烽火绵延二十余年，直至205年，黄巾军的友军黑山军还有十余万人。《汉书·襄楷传》云“后张角颇有其书（即《太平经》）焉”，则说明了黄巾军起义和“太平道”与《太平经》之间的重要联系。故干吉的这种声望肯定不是简单的“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所能带来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是《太平经》的作者，是“太平道”和黄巾军起义的精神领袖！

至于宫崇其人，文献所载更少。《神仙传》卷七有“宫嵩”条（宫崇亦写作宫嵩），载曰：“宫嵩者，大有文才。著道书二百余卷。服云母，得地仙之道。后入苧屿山中仙去。”^[17]可知宫崇也是有才华之士，也曾著书立说，故《太平经》由其所作也不是没有可能。但并无任何此类记载。值得指出的是，宫崇上书时声称“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可见即使是其本人著书，他也愿意归功于老师。这并非一种谦让，主要是一种思想的传承。正如我们今天将明显并非孔子所作的《论语》作者定为孔子，将并不能肯定全是由孟子本人所写的《孟子》作者标为孟子一样。也就是说，即使此书是宫崇所编写（宫崇是否参与编纂并不能确定，这只是一种可能），反映的也是干吉的思想。因此，与其说“宫崇是个重要的编纂者”，^[18]还不如说宫崇是一个重要的传播者。

其实，《襄楷传》已暗示，干吉可能是《太平经》的作者。此外，我们如果剥离道教经典所叙述传经过程中的那些虚无缥缈的神仙，人间第一个传《太平经》的不正是干吉吗？这种看法连佛教经典也持肯定的态度，如《大正藏·甄正论》卷下云：“又有太平经一百八十卷。是蜀人于吉所造。此人善避形迹，不甚苦录佛，多说帝王理国之法，阴阳生化等事。”^[19]只不过因为《甄正论》是将《太平经》作为“反面材料”来说的，故未引起人的重视罢了。

综上所述，虽然年代久远、材料匮乏，但据我们所钩稽的材料则可充分证明，将《太平经》的作者定为干吉，大体是不差的。

（载《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1期）

【注释】

[1]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页（《前言》）。

[2]《太平经复文序》，见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74页。

[3]（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80—1084页。

[4]《正统道藏·仙苑编珠》卷中。

[5]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页（《前言》）。

[6]王明：《道家和道家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200页。

[7]以襄楷为作者当是第四种说法。《宋四库阙书目》（清徐松从永乐大典辑出）著录：“襄楷太平经一百七十卷”；《宋史艺文志》著录：“襄楷太平经一百七十卷”。但王明先生已指出这一明显错误：“后汉襄楷曾献于吉神书。上二书均将太平经属襄楷，误也。”见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50页。

[8]《云笈七签》，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83页。

[9]（晋）葛洪：《神仙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