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书名考论

提　要：《世说新语》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部著作。但其书名多而杂，哪一个是原书名，学界并无定论。通过史书及其它相关资料考证，刘义庆著作时的原书名当为《世说》，《世说新书》和《世说新语》皆为后起。通过《世说》与“说”体文二者之间的关系分析，文章解释了刘义庆以“世说”名书的合理性。此外，通过与刘向《世说》相比较，揭示了刘向《世说》即刘义庆《世说》之书名、体例和旨趣的历史渊源。

《世说新语》是六朝时期的一部重要典籍，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丰厚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艺术特色，为历代鸿儒通人所称道。千余年来，仿作不绝，足见其影响之深远。考所见历代史志及各类书目，《世说新语》书名计有《世说》、《世说新书》、《世说新语》、《刘义庆世说》、《刘义庆说苑》、《世记》、《世统》、《世纪》、《刘义庆记》等多种，义庆原书已无所见，但哪个才是刘义庆所著的原书名，学界虽时有论及，但并无定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故笔者不揣浅陋，试作考证。

一

《刘义庆世说》、《刘义庆说苑》、《世记》、《世统》、《世纪》、《刘义庆记》等书名所用较少，偶见于一些文人笔记或私人藏书目，大多为一些文人及藏书家别出心裁，标新取宠所为。历代史书中，《世说》、《世说新书》和《世说新语》三种书名所用为多。史志中最早著录刘义庆此书的是《隋书·经籍志》。《隋书·经籍志》子部小说家著录：“《世说》八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十卷，刘孝标注。”^[1]其次，《旧唐书·经籍志》子部小说家著录：“《世说》八卷，刘义庆撰。《续世说》十卷，刘孝标撰。”^[2]《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著录：“刘义庆《世说》八卷，又《小说》十卷。刘孝标《续世说》十卷。”^[3]以上较早史志均是以《世说》为书名著录。此外，《南史·宋宗室及诸王上》所记：“义庆……所著《世说》十卷，撰《集林》二百卷，并行于世。”^[4]《晋书·律历上》载曰：“《世说》称，有田父于野地中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勖试以校己所治金石丝竹，皆短校一米。”^[5]《隋书·律历上》也有完全相同的记载。^[6]所用书名也均为《世说》。而《世说新书》之名最早则见于《新唐书·艺文志》杂家类，《世说新语》则最早著录于《宋史·艺文志》小说家类。以“史家笔法”的严谨，各书名在历代史书中出现的先后顺序，可证《世说》为《世说新语》之原书名。

最早为《世说》作注的是敬胤的《世说注》。其书不存，但宋人汪藻的《世说叙录》中还保存有一些佚文。敬胤生平无可考见，佚文中以南齐人为“今人”，可知其亦与刘义庆同为南齐人。可见敬胤作《世说注》距义庆成书时间非常之近。刘孝标（462—521）的《世说注》比敬胤注稍晚，但距刘义庆成书最多也不过六七十年。二者在其注中均多次提到义庆原书，皆称《世说》，从未提到其它异名，应犹为可信。

然而，《四库全书提要》子部小说家类一《世说新语》提要云：“……故义庆所集名《世说新书》，段成式《酉阳杂俎》引‘王敦澡豆’事，尚作《世说新书》可证，不知何人改为《新语》，盖近世所传。然相沿已久，不能复正矣。”^[7]四库馆臣们以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引文时所用书名为《世说新书》为证，认为《世说新书》是义庆书之原名。余嘉锡认为，“谓义庆书本名《世说》，其《新书》之名亦后起，则非也。……《隋志》以下但题《世说》，省文耳。”^[8]可见，余氏也认为《世说》不是原书名，而只是《世说新书》的省略。认为《世说新书》为原书名的学者不在少数。然与上文提到的《世说》书名所出现的文献资料相比较，《酉阳杂俎》和其它载有《世说新书》之名的书（如余氏《四库提要辨证·世说新语》引以为据的《太平广记》），均为后出。所著录文献的出现时间先后顺序当可以为这一问题作出结论。如果先有书名《世说新书》，后出现书名《世说》，方可以作出《世说》为《世说新书》的“省文”的推论，否则，这种结论是肯定不能成立的。

二

既是如此，有《世说》，为何又有《世说新书》之名？《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著录有：“《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新国语》五十四篇。”注云：“刘向分《国语》。”顾实疏曰：“本旧有《国语》而分之，故曰《新国语》，即重行编定之书也。”^[9]《汉书·艺文志》有“《贾谊》五十八篇”，而《新唐书·艺文志》有“《贾谊新书》十卷”，亦是此理。张舜徽在其《汉书艺文志通释》中对此作过说明：“顾其书在《隋志》及《旧唐书·经籍志》，均称《贾子》；《新唐书·艺文志》始题《贾谊新书》。卢文弨谓‘《新书》非贾生所自为，乃习于贾生者萃其言以成此书耳。犹夫《管子》、《晏子》非管晏所自为’（书《贾谊新书》后）。其说是也。”^[10]依此可知，后出的《世说新书》，当是与刘义庆所著《世说》有些许区别的，或是指义庆原书加上刘孝标的《世说注》，或是指后人重新整理的版本。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刘义庆之书原名为《世说》，后因注书、整理等流变故才有《世说新书》之名。

值得关注的是，近古以来，皆称义庆此书为《世说新语》，而极少用其它书名，直至今天仍是这样。《世说新语》之名是从何时出现的呢？四库馆臣们认为，《世说新语》之名“盖近世所传”，其所谓“近世”，当是指明末清初，或是明代。其实不然。史志中最早有《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家著录“刘义庆《世说新语》三卷”，还有“《世说新语》一卷……并不知作者”。^[11]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六三著录《世说新语》三卷，记云：“自《隋志》以迄，北宋诸家，止称《世说》。南宋以后诸家皆作《世说新语》。”^[12]周氏的“南宋以后诸家皆作《世说新语》”的结论虽过于绝对，但反映了南宋以后《世说新语》之名大行其道的情况。南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小说家类著录：“《世说新语》三卷，《叙录》二卷。”其解题中就未提到任何其它书名。^[13]《太平广记》由宋太宗命李昉等人编撰，成书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其书中多次征引《世说》，在其《引用书目》中，就同时列有《世说》和《世说新语》两种书。细检全书，《世说》出现四十余次，而《世说新语》出现八次，《世说新书》出现六次，^[14]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宋初该书多种书名同时使用的状况。唐刘肃在《大唐新语·自序》（《宋史·艺文志》作《唐新语》）中说：“今起自国初，迄于大历，事关政教，言涉文词。道可师模，志将存古，勒成十三卷，题曰《大唐世说新语》。……时元和丁亥（即807年）岁有事于圜丘之月序。”^[15]说明《大唐新语》只是原书名《大唐世说新语》的省略，可见《世说新语》之名唐代即有。唐初著名史学家刘知己更早提到《世说新语》，其《史通·外篇·杂说》中有：“近者宋临川王刘义庆著《世说新语》，上叙两汉三国，及晋中朝江左事。刘峻注释，摘其瑕疵，伪迹昭然，理难文饰”。^[16]通览《史通》全书，提到《世说》七次，而《世说新语》仅一次。（有人认为此《世说新语》为后人所纂改，但全书多次征引此书处均未作改动，为何独改此处？其说欠安。）而唐高祖命欧阳询等编撰的类书《艺文类聚》（成书于624年）中，引《世说》近七十次，除《世说》外并未见用其它书名。^[17]这足以说明《世说新语》之名在唐初出现，但用之却少之又少。所以，《世说新语》之名早在唐初已经出现，但使用不多，后渐与其它书名同时并用，南宋时《世说新语》之名被普遍接受和使用，而其它书名则较少使用以至逐渐湮灭不为人所熟知。

三

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人论》指出，“分类是人类语言的基本特性之一。命名活动本身即依赖于分类的过程。给一个对象或一个活动一个名字，也就是把它纳入某一类概念之下。”^[18]“说”是古代的一种重要文体，即是一个“类”的概念，刘义庆以“世说”作书名，其书是否与“说”体文有密切关系，值得探究。陆机《文赋》在论述文体时列举了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种文体，可见“说”在西晋时已成为一种被人们普遍使用和接受的文体。“说炜晔而谲诳”，^[19]说明“说”体文已经具备了自身独有的特点。刘勰《文心雕龙》有“论说”篇，分别论述“论”和“说”两种文体，曰“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真，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20]对于二者所论“说”体文的具体所指，范文澜作了明确说明，“士衡盖指战国策士而言，彦和谓言资悦怿，正即炜晔之义。”^[21]正如范氏所言，以上所论“说”体文，皆单指战国策士的论说文而言。故不免有所偏颇。有学者对“说”体文作更为细致的分析，将其特点归纳为“解说性”、“譬喻性”，“夸饰性”、“情感性”、“灵活性”，^[22]则全面得多。在汉代以解经说义为特点的“说”体文有了很大的发展，《汉书·艺文志》中就录入了许多汉人解说六艺及诸子的著作。如《尚书》类有《欧阳说义》二篇；《诗》类有《鲁说》二十八卷，《韩说》四十一卷。《礼》类、《论语》类、《孝经》类、儒家类中均有此类著作。张舜徽指出，“说亦汉人注述之一体。《汉书·河间献王传》云：‘献王所得，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是传、说、记三者，固与经相辅而行甚早。说之为书，盖以称说大义为归，与夫注家徒循经文立解、专详训诂名物者，固有不同。”^[23]

尽管这些“说”体文较先秦的策士们“炜晔而谲诳”的文风已经平和得多了，但其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解说经书、称说大义，完全符合上述五种主要特点。刘义庆的《世说》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具备了“小说”的初级形态。其书所描述的不过是承接汉末清议之风而来的魏晋文人士子中以玄谈“标格语言相尚”和“举止故为疏放”的社会现实状况，“《世说》的‘世’，便是入世，便是社会，便是‘志人’，便是所谓‘记人间事’，因为《世说》中所记人事，全都是魏晋时期的真实人物和真实故事，无一虚构，故称‘世’说。”^[24]但是，作者并不单单是讲故事，透过这些真实的人物和真实的故事，是可以看到作者对社会的善恶美丑或褒扬或贬斥的态度。“世说”的“说”，就是褒扬，就是贬斥，就是以故事“说”理，就是作者要借这一个个生动简洁的小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意见。简单地说，“世说”，即是借“世间事”来品藻人物，标榜“风流”。从形式和内容上看，它仍然符合“说”体文的解说性、譬喻性、夸饰性、情感性、灵活性等特点。至于“说”体文与小说之关系，已有学者作深入探讨，^[25]无需赘言，但《世说》与“说”体文共性如此明显，其受“说”体文影响的痕迹清晰可见，二者之间密切联系不言自明。在这个意义上说，刘义庆此书以“世说”作为书名也是理所当然的。

清人姚振宗曾在其《隋书经籍志考证》中指出：“《汉书》儒家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世说》久亡。临川王与刘向同出楚元王交之后，向为元王五世孙，义庆为向兄阳城节侯安民十八世孙，义庆是书仿裴启《语林》而作，而以其先世亡书之名名之。”张舜徽也赞同这一说法，认为“姚氏此言，可谓得作者用心。”^[26]而刘向《世说》早已亡佚，然《汉书·艺文志》子部儒家类著录，根据顾实的考证，“本传曰：‘向采传记，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序次《列女传》，凡八篇，著《疾谗》、《摘要》、《救危》及《世颂》凡八篇。’……《疾谗》、《摘要》、《救危》、《世颂》，盖皆《世说》中篇目，即《世说》也。”^[27]从篇名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向《世说》的旨意即在于反映社会现实，指摘丑恶，褒扬美善。义庆《世说》秉承了刘向反映现实、褒贬分明的著书传统，在其书三十六门中，上卷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门，中卷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慧、豪爽九门都持着鲜明的褒扬态度，下卷中虽有一些只是叙写某种真情流露的条目并未寄予褒贬，但多数或褒或贬，态度鲜明。故宋人刘应登感慨说：“临川善述，更自高简有法。反正之评，戾实之载，岂不或有？亦当颂之，使与诸书并行也。”在形式上，义庆《世说》也借鉴了刘向书的基本著书体例，书中分若干篇章，篇目均为二字，用以囊概篇章内容，大致可从篇目窥见作者所叙内容和思想倾向。因此，刘义庆借用先人刘向之书名，既是借鉴了其著书体例，也借鉴了其关心社会，反映现实，褒扬美善，指摘丑恶的著书旨趣。

综上所述，从文献的著录情况来看，刘义庆著书时所用书名当为《世说》，《世说新书》和《世说新语》都为后起之名。从《世说》与说体文的密切联系，可以看出“世说”作为书名对全书内容的揭示，而且有其独特的文体意义，这更进一步说明了《世说》作为书名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通过刘义庆《世说》与刘向《世说》之比较，说明刘向《世说》即是刘义庆《世说》书名、体例及旨趣的历史渊源。

（载《天中学刊》2006年第1期）

【注释】

[1]《二十五史》，开明书店1935年版，第2450页。

[2]《二十五史》，开明书店1935年版，第3266页。

[3]《二十五史》，开明书店1935年版，第3769页。

[4]《二十五史》，开明书店1935年版，第2578页。

[5]《二十五史》，开明书店1935年版，第1123页。

[6]《二十五史》，开明书店1935年版，第2389页。

[7]《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82页。

[8]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18—1019页。

[9]（汉）班固编撰，顾实讲疏：《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3页。

[10]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1页。

[11]《二十五史》，开明书店1935年版，第4997页。

[12]（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附补逸》，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45页。

[13]（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5页。

[14]（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

[15]（唐）刘肃：《大唐新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16]（唐）刘知己撰，张振珮笺注：《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96页。

[17]（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8]［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页。

[19]（晋）陆机：《文赋》，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20]（梁）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29页。

[21]（梁）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57—358页。

[22]王齐洲师：《说体文的产生及其对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影响》，见王齐洲师：《中国文学观念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74—382页。

[23]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200页。

[24]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

[25]王齐洲师：《说体文的产生及其对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影响》，见《中国文学观念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56—392页。

[26]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27]（汉）班固编撰，顾实讲疏：《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