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散文概述

一

秦王嬴政在李斯等人的辅助下,于公元前221年平定六国,建立了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秦帝国,自称始皇帝。秦帝国一统天下,废封建,设郡县,实行中央集权,“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韩非的法治主张,服法术以兼天下,“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不得臣士卒”(《爱臣》),“一法而不求智”(《五蠧》),以及“道无双故曰一”,“抱法处势”等君主集权思想,得到了具体的实践,对社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秦始皇和李斯又吸收了韩非严刑峻法的治国主张,以刑杀为威,“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蠧》),实行焚书坑儒的政策。残酷的剥削压迫,疯狂的镇压杀戮,严密的思想禁锢和焚书毁籍,摧残文化,促使秦帝国仅经短暂的12年统治就土崩瓦解,造成“秦世不文”、文学上几乎成为空白的局面。

《汉书·艺文志》有秦时杂赋9篇,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也说:“秦世不文,颇有杂赋。”在《明诗》中又说:“秦皇灭典,亦造《仙诗》。”但这些诗赋都没有流传下来,今天所见到的秦代作家只有李斯。

二

汉代的散文是先秦散文的新发展。其更新变化与汉代社会政治经济紧密联系。汉兴承秦之敝,秦王朝的灭亡,引起人们的深切思考。同时,内有“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外有匈奴威胁,“岁入边,杀人民甚众”,这成为当时内外两大矛盾。经高祖、惠帝、文帝、景帝的休养生息,经济逐渐发展,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边患暂时平息。但是,随之而来的又是诸侯国的割据,商人对农民的兼并,经济富厚,交结王侯,奢侈成风,商人与农民间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汉初,统治者面对重大社会矛盾,无暇顾及文化思想的建设。从高祖到文景时代,制定法令,厉行节俭,奖励农耕,与民休息,以及所谓的“黄老之治”,其实都是儒、道、法思想并用,因此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风气得以延续,纵横游谈之风得以继承。文士关心社会现实,能相对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意见和主张;从秦王朝的迅速灭亡中总结经验教训,积极地为汉朝的统治提出社会改革的意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西汉前期的政论散文得到发展,出现了陆贾、贾山和贾谊、晁错等代表作家。

陆贾,生卒年不详,楚人,曾随刘邦平定天下,后事文帝,官至太中大夫。他为刘邦论“古成败之国”,“粗述存亡之征”作《新语》12篇。如第一篇《道基》说:“德盛者威广,力威者骄众。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则怨积,法布则功兴。”其文多骈体,如第七篇《资质》谈成败之理,则以山之水流为喻,多铺陈排比。贾山,颍川人,汉文帝时作《至言》8篇上书于文帝,指陈秦之暴虐。如篇首所说,秦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赋敛重数,百姓任罢;赭衣半道,群盗满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视,倾耳而听。一夫大呼,天下响应者,陈胜是也”。接下来,具体数说秦的暴虐奢侈。最后,希望文帝以秦为鉴戒:“秦以熊罴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海内,而不笃礼义,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闻,愿陛下少留意而详择其中。”文章同样多排比和骈俪句,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有纵横家的气势。

贾谊是西汉杰出的政论家。他重视现实,善于透过社会表面的繁荣发现潜伏的隐患,敢于直言,不加掩饰,而且积极为巩固汉王朝政权提出改革的建议。他的这些政治思想,集中表现在《治安策》中。他的《过秦论》从巩固汉王朝统治出发,总结秦王朝灭亡的历史经验,即不知攻守之异,仁义不施。晁错是汉初杰出的政治家,他的《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削藩疏》,都是针对汉王朝的各种矛盾,特别是抗击匈奴,巩固国防,削弱诸侯王势力,提出积极改革的措施。贾谊和晁错从经济方面提出重农抑商,发展粮食生产,加强粮食储备,输粟入边,以巩固国防的重要措施。他们和陆贾、贾山的政论散文,是先秦诸子散文的继承和发展。在思想上,诸子之文重在阐述其学派的思想和政治主张,现实政治和哲学思想相结合。贾谊、晃错的政治思想则是儒、道、法兼采,不主一家,文章内容重在解决当前社会具体矛盾和实际问题;文章排比铺陈,纵横开阖,感情奔放,语多骈体,注重文采,表现出纵横家的风格。

此外,与其同时或稍后,许多诸侯王国都聚集着一批文士,致力于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其中散文、辞赋的杰出代表有邹阳、枚乘;哲学著作《淮南子》,则是淮南王刘安门下文士的集体创作。

三

经过汉初五六十年的休养生息,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武帝以其雄才大略,对内建树,对外征伐,推动西汉王朝进入全盛时期。政治上,全国统一,实现了高度的中央集权,镇压了阴谋叛乱的诸侯王,平定沿海东瓯、闽越等地,开发少数民族地区,通西域,集中豪强于茂陵以削弱豪强势力。在经济上,兴修水利,推行进步的农业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又从豪强手中夺回了盐、铁、铸钱三大利,增加了朝廷收入。此时“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较。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在军事上,打败了北方的强敌匈奴,开辟了通往西域的道路,疆域空前扩大。在武帝、昭帝、宣帝时期,汉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种声威煊赫的帝国气象,大大增强了汉代士大夫文人的自信和自豪感。这样的社会背景,反映在散文中,出现了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气魄雄伟的汉赋,产生了司马迁的规模巨大的《史记》。

为了加强统治,汉武帝改变汉初以来重黄老、轻儒学的政治措施,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设五经博士,举孝廉茂才,儒家思想定于一尊,“罢纵横之学”。自此,文化一统,文人的思想逐渐被束缚,学术思想的发展受到限制,百家争鸣的局面渐渐结束。

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早年治《春秋》,景帝时为博士,是当时儒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武帝时举为孝廉,武帝诏问,承其旨意,作对策三篇,统称《举贤良对策》,大讲“天人相与之际”,“灾害谴告”、“天心之仁爱人君”,为文化专制提供理论根据。如《对策一》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异象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勉强而已矣。”大肆宣扬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哲学,并以此来统一汉朝的思想,特别在文末提出罢百家、尊儒家的主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散文的特点,同他宣扬儒家思想是分不开的。他以儒家经典为立意根本,引经据典,深奥宏博,温文尔雅,侃侃而谈,有条不紊,从容不迫。与汉初贾山、邹阳、枚乘等人铺张扬厉、感情奔放、气势磅礴的风格截然不同,一变前期的直激疏放而为委婉醇厚。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但这在西汉前期的昭帝、宣帝之时,并未完全贯彻执行。汉宣帝就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宣帝纪》)到西汉后期,“柔仁好儒”的元帝即位以后,就以“纯儒”代替“王霸杂用”;元帝、成帝之时,朝廷的丞相、公卿都是以名儒和经术进用的,于是经术成为仕进的阶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的迷信思想用来附会经文,使今文经学达到了极盛时代。自此以后,神学思想弥漫朝野,许多散文作品也充满经学教条和神学迷信,比起西汉前期的散文成就,大为逊色。这时期的散文作家比较有影响的是刘向、扬雄等。

四

汉代散文在发展过程中,还产生了独具时代风貌的赋体散文。汉初文士,在楚辞的影响下,争相学习仿效,最早出现了贾谊《吊屈原赋》、《鸟赋》为代表的楚辞体骚体赋,旨在抒发个人失意的情怀。武帝时,汉帝国进入了鼎盛时期。汉帝国的强大,经济的繁荣,帝王生活的淫侈,新兴地主阶级的积极上进精神,给文士们的建功立业以巨大的鼓舞,使他们充满了自信心和自豪感。在这样的背景下,骈体赋一变而为体物写志的散体赋,或称大赋。散体赋是“古诗之流”,在精神上继承了《诗经》雅、颂的歌功和讽谕精神,在形式上渊源于战国的策士遗风,是纵横游士文章的演变,而又“出入战国诸子”,继承荀子《赋》篇而发展起来的。

汉初,枚乘的《七发》是汉赋散体赋形成的代表。散体文与韵文间杂,主客首引的反复问答体,铺陈夸饰,意在讽谕,形式趋向华美,汉赋的基本特点已经具备。此后,赋家不断涌现,出现了如司马相如、严助、东方朔、朱买臣、扬雄、刘向、王褒等大家,而名望最大、最能代表汉赋的是司马相如和他的《子虚赋》、《上林赋》。

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散体汉赋,重在并“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与此同时,骚体抒情赋仍然存在并发展着。自贾谊《鸟赋》抒写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后,董仲舒和司马迁又先后写出了《士不遇赋》和《悲士不遇赋》,更直接地抒发同样的感情。稍后,刘歆和扬雄有《遂初赋》和《逐贫赋》,表达的是或被贬而感念从前,或甘处贫穷而安身立命。以悼亡感伤为题材的抒情赋,自贾谊《吊屈原赋》借吊屈原以自吊之后,则有汉武帝的《悼李夫人赋》、司马相如的《哀秦二世赋》,前者写相思的悲感,后者借哀秦以寄托讽谏。以宫怨为题材的,除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之外,还有班婕妤的《自悼赋》等。

司马相如之后,汉大赋已定形,后来作者难以超越,因此,模拟仿作,渐成风气。

五

公元25年,刘秀依靠农民起义的力量,建立了东汉政权。他即位之后,不但崇奉儒学,而且信奉谶纬,曾“宣布图谶于天下”,并“多以决嫌疑”。明帝、章帝继续奉行,于是,“儒者争学图谶,兼复以妖言”(《后汉书·张衡传》)。谶纬之学盛极一时,成为东汉一代的统治思想。谶,是巫师或方士制造的一种预示吉凶的隐语或预言;纬,是以迷信解释经书。谶纬宣扬神学迷信,欺骗人民,束缚人们的思想,使得东汉政权越来越黑暗。这时,不断产生反谶纬的论著,继张衡《请禁绝图谶疏》、桓谭《新论》之后,王充的《论衡》出现,高举“疾虚妄”的旗帜,对一切神学迷信思想进行批判。

东汉中期,公元89年和帝即位,东汉王朝在政治、经济上衰败不振,外戚、宦官交相专权,政治腐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加之“党锢之祸”接连发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在文化思想上,由于社会动乱,民生疾苦,道家、法家和佛教思想,在一些士大夫和人民群众中流行,官僚士大夫集团以经学作为“清议”的斗争工具,宦官则依靠帝王之势兴办鸿都门学^[1],提倡辞赋和绘画、艺术,与之对抗。于是,占统治地位的经学和儒家思想开始动摇,其他各家思想和新风气因之兴起,这对东汉后期的散文,特别是建安文学有重要的影响。这时期议论政事的风气盛行,出现了以王符、崔寔为代表的政论文作家,他们继承汉初贾谊、晁错的传统,敢于针砭时弊,昌言无忌。

班固的《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又丰富了新的内容,结构更加严整。《史记》是私家著述,《汉书》为官修史书,总的来说,《汉书》在思想艺术上不如《史记》,但二者各具特色,在语言和文章风格上也各不相同。《汉书》对后代也颇有影响。

在赋体散文方面,出现了班固的《两都赋》,体制宏大,内容由以前的田猎、苑囿、宫室等,进而写京都的繁盛,成为京都大赋的“长篇之极轨”;在艺术风格上有特色,但仍未能摆脱对《子虚赋》等赋的模仿因袭。东汉中叶至后期桓帝、灵帝,宦官贵戚争权夺利,杀伐不休,国势衰败,奢侈成风,社会民生日益困窘。西汉大赋的现实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汉赋作家已无大汉精神可以歌颂,于是继承西汉抒情赋传统,汉赋由宫廷游猎、歌功颂德的长篇巨制,一变而为抒写情怀、讥刺暴露的抒情小赋。在东汉赋风的变化中,班彪最先写出《北征赋》,开抒情小赋的先声,但体制仍然沿袭骚体。之后,张衡的《归田赋》在体制和艺术形式上出现新的变化。它不用主客问答的形式,开门见山,直抒胸臆,堆砌辞藻,铺陈状物,而是用简洁清新的语言,通过自然景物的描写表达情志,言尽意止,没有汉大赋的篇终讽谕。《归田赋》语言精丽,句式排偶,多用四、六句式,被视为东汉抒情小赋的首篇。继此之后,蔡邕的《述行赋》,虽用骚体,但少用骈偶。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批判讽刺,更表现出强烈的愤懑和反抗精神。形式上,承袭骚体而更加灵活疏荡,通俗直率。

六

政论散文、史传散文和赋体散文,是两汉散文的新成就。比起先秦散文,无论记事、说理、论辩,都更讲求结构;独立成篇,而且更着力于人物的刻画描写。先秦散文,单独成篇的抒情散文极少,两汉则有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杨恽《报孙会宗书》和秦嘉《与妻徐淑书》等书信体的抒情散文。先秦没有独立成篇的景物描写散文,而东汉马第伯的《封禅仪记》对泰山景物的描写则成为后代山水散文的先驱。汉代散文在发展中,由于辞赋的影响,在先秦散文排比对偶、句式整齐的基础上,趋于骈偶,逐渐形成了有规则的骈体文。在文体上,奏议、叙事、传记、论说、书信、箴铭、碑志等各种文体更趋于完备。

先秦寓言在战国时期蓬勃发展,与当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出于说理论辩的需要有密切的关系。汉初的政论散文,继承先秦诸子,如陆贾《新语》、贾谊《新书》等,在议论中大多直接采用先秦寓言。汉武帝后,独尊儒术,专向经学,百家争鸣之风逐渐衰微,寓言的运用和创作也就更少。刘安《淮南子》糅合诸子学说,继承诸子和李斯的论辩遗风,辞赋骈偶倾向增多,在以事推理的表述中,较多地创作或改写一些寓言、神话故事。如《人间训》中有名的“塞翁失马”、“亡秦者胡”;如《览冥训》中的“女娲补天”等,但为数甚少。在史传散文《史记》、《汉书》中,除引证《左传》、《战国策》的寓言故事外,还吸收了一些民间的寓言,如“指鹿为马”等,数量仍然很少。总的说,两汉寓言散文没有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