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的《陈情表》与左思的《三都赋》

一、李密的《陈情表》

李密(224—287),或李宓,一名虔,字令伯。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东)人。生于蜀汉后主刘禅建兴二年(224),卒于晋武帝太康八年(287)。父早亡,母改嫁,自幼由祖母刘氏抚养。曾师事谯周,博览五经,尤精《左传》,能言善辩,以文学见长。历任蜀汉尚书郎、大将军主簿、太子洗马,曾出使东吴,以答辩机敏,得吴主孙权及群臣敬慕。蜀亡后,西晋王朝为了安抚蜀汉的世族,同时也为了减少灭吴战争的阻力,对蜀汉旧世臣采取了笼络收买的怀柔政策,或任命其子孙留在中原为官,或征召他们到洛阳京师任职。为此,泰始三年(267),晋武帝立太子,在州郡多次征聘李密皆不就的情况下,再诏征李密为太子洗马,李密仍不应命。诏书连下,州县催逼,李密乃上《陈情表》,武帝感动,嘉其孝诚。祖母死,李密服丧期满,始应召至洛阳。后徙尚书郎、温县(今河南温县)令、汉中太守,政令严明,政绩显著,以刚正廉洁见称。后因赋诗触怒武帝,免官还乡,卒于家。他著《述理论》10篇、文1集,然皆亡佚,唯遗《陈情表》1篇及《荐寿良志》、《与中山王笺》残文。

《陈情表》与诸葛亮《出师表》有“蜀中两表耀千秋”之誉,古人谓“读《出师表》而不哭者,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而不哭者,其人必不孝”,可见两表实为天地间难得的至诚之文。《陈情表》首叙自己与祖母抚孤、送终的相依为命的关系;次叙自己忠、孝难以两全,进退狼狈的处境;最后以“圣朝以孝治天下”为依据,表明自己并非有意抗诏,以矜名节,实乃“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愿乞终养,不能废远,望武帝谅其苦衷,允准请求。全文情真意切,凄恻婉转,有一种催人泪下、断人愁肠的艺术感染力。精练简洁而又颇具文采的语言,生动形象而又耐人品味的比喻,如以“星火”喻形势急迫,以“奔驰”比迫不及待,以“狼狈”形容进退两难,以“乌鸟私情”借喻人之孝诚,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写孤苦无依之状,以“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赋生命垂危之形……《陈情表》中有大量词语成为成语典故而世代流传,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陈情表》之所以脍炙人口、千古传诵,主要是作者做到了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文中通过对个体生活的表述,表现了强烈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浓郁深厚的情感,凄恻婉转、真切自然的语调,读后令人无比同情,无法反驳。诚如北宋学者释惠洪在《冷斋夜话》(卷三)中所说,全篇“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斧凿痕”。有的评论家还说:“读《陈情表》而不掉眼泪的,除非铁石心肠。”本来表这一文体是政治性极强的,本篇却大写“乌鸟私情”、个人生活,这在散文史上是首见的,对后世抒情文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本篇辞采自然质朴,注重对偶,这对后世散文尚文重骈的发展趋势及骈文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因而,这篇既有感人的情义,又有充足的论辩的佳作,不仅在当时使晋武帝为之折服,而且在其后的1000多年里,被广为传扬,并与诸葛亮的《出师表》合称“两表”,被誉为我国古代以至诚感人的抒情散文的典范。

二、左思的《三都赋》

左思(约250—约305),西晋文学家。字太冲,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出身寒微,不好交游。因其貌不扬,言语迟钝,不为父母及邻居喜爱。于是,他发愤勤学,博览古今。他和妹妹左芬一起写诗作文,“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文选·左太冲》)。左思22岁时已博学能文,才学出众。晋武帝泰始八年(272),其妹左芬因才学出名被选入宫,其家乃移迁京师。

早在入京师之前,左思就萌发了写作《三都赋》的愿望。他对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诵读多遍,烂熟于心。但他认为这两篇赋对京都的物产、建置的记述、景物的描写不免有虚夸失实之辞。他决心写一篇真实生动的介绍名都大邑的赋,这对后代无疑是很有文献价值的。他想起了三国时的蜀都、吴都、魏都,于是他定下了写作《三都赋》的打算,并要求自己写景状物,须有根据,不能有虚构夸大之辞。入京之后,他拜访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他还四处奔走,八方询问,不放过一星半点的资料。为了搜集更多史料,他曾请朝廷赐一小官。在那以门阀势力取仕的社会,只准他做一秘书郎。《晋书》本传谓其构思十年,终于写成《三都赋》。

左思在《三都赋》的序中指出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扬雄的《甘泉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均存在“假称珍怪”、“虚而无征”的事物。为了匡正这种“积习”,他的《三都赋》,“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认为作赋之意,“以本其实为主”,做到“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说明他作《三都赋》旨在“矫前人之弊,以征实为能事”。

《三都赋》借西蜀公子、东吴王孙、魏国先生为蜀、吴、魏三国的代言人,分别夸赞本国的山川之美、物产之富、人文之盛。《蜀都赋》中西蜀公子夸蜀地之古老与奇险:“夫蜀都者,盖兆基于上世,开国于中古。廓灵关以为门,包玉垒而为宇。带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再从蜀东、蜀西之地域文化,物产之多样,山水之奇险,草木鸟兽,民风民俗,市井风情等说起,归结为“虽兼诸夏之富有,犹未若兹都之无量也”。《吴都赋》中的东吴王孙则从吴“造自太伯,宣于延陵”之开国谈起,再言“拓土画疆,卓荦兼并,包括干越,跨蹑蛮荆”,加之“百川派别,归海而会”,地域宽广,海疆辽阔,海产众多,奇珍异宝无数。又言陆地物产、草木禽兽之丰富,人才之众多,市井商贸之繁华,游猎声色之快乐……极言吴地之繁华与富强。所以,“西蜀之于东吴,小大之相绝也”。《魏都赋》中的魏国先生听二人之言后,举目扬眉地告诉他们:“正位居体者,以中夏为喉,不以边陲为襟”,“长世字甿者,以道德为藩,不以袭险为屏”,突出魏在中原之中心地位以及以道德仁义治国之则;驳蜀之“剑阁虽嶛,凭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蒂也”;驳吴之“洞庭虽濬,负之者北,非所以爱人治国也”。即以地险形胜,非治国之道。然后对“魏都之卓荦,六合之枢机”展开描述,突出魏武帝曹操的武功,是拨乱之才;魏文帝曹丕之文治,从疆域,城内宫室、城建、街衢、官署、民居、市肆、管库、库藏、客馆、商贸,城外原野、园林、游猎……皆以典章法度行之。加之他们偃武修文,光宅中土,斟酌宪典,礼乐以兴,大阅以义,……极显魏都之道德文化、人文之美,国民之强盛,归结到“成都迄已倾覆,建业则亦颠沛,顾非累卵于垒棋,焉至观形而怀怛?权假日以余荣,比朝华而奄蔼;览麦秀与黍离,可作谣于吴会”。即蜀已亡,吴虽在,但朝花夕奄,不久将灭。最后,以魏国先生之口,点明意旨:“日不双丽,世不两帝,天经地纬,理有大归。”即三国归晋,理所当然。《三都赋》尊魏而抑吴、蜀,是因为晋承魏祚,左思身为晋臣,不得不如此。

《三都赋》初作之时,曾被世族所讥,待赋写出,经当时大臣兼文学家张华推荐,不胫而走,“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不过,《三都赋》词繁典多,致使当时的张载、刘逵、皇甫谧、卫权等为之作注。同时,赋的构架、自夸的形式,以及对山川林禽的描绘,亦多仿《上林赋》、《甘泉赋》、《两都赋》、《二京赋》大赋之模式。他的贡献在于“物依其本”、“事宜本实”,即言必有据,语必证实。这可视为赋体散文的一种新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