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与王绩的《醉乡记》等

一、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等

魏徵(580—643),唐初政治家,以直言诤谏著称。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少时孤贫落拓,好读书,出家为道士。隋末天下渐乱,参加瓦岗起义军,瓦岗军败后降唐。唐太宗即位,初为太子洗马,后擢为谏议大夫,前后陈谏二百余事。贞观三年(629)任秘书监,参与朝政,校定秘府图籍。后一度任侍中,封郑国公。曾提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认为君好比舟,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任贤受谏”,“薄赋敛,轻租税”,“无为而理”。其言论见于《贞观政要》。著作有《隋书》的序论与《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主编有《群书治要》。

在文学观方面,魏徵一方面批评六朝浮艳文风,说它“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末学之传闻,师雕虫之小技,流宕忘反,殊途同致”(《群书治要序》),另一方面,他在《隋书文学传序》中,又主张融合南北文风,取长补短,尽善尽美。

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词;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可见魏徵和唐太宗一样,并不反对骈文本身,反对的只是“文过其意”,制造“累句”,不“便于实用”。他要求“清绮”与“气质”结合,即注意“理深”又不摒弃“文华”。因而他的文章虽多用骈体,但多结合当时政治,崇实务用,他的《隋书文学传序》,就是用骈文写的。

魏徵主要是政治家,其为人为文均与时代和政治紧密相连。他除主张淳朴之文、反对浮艳之风外,其文主要结合隋亡的经验教训,给当朝统治者提出积极的“谏疏”。唐太宗政权巩固以后,逐渐奢侈,魏徵多次上书进谏,如《时政疏》、《论治道疏》、《论御医之术》、《十渐不克终疏》等,其中最著名的是《谏太宗十思疏》。

《谏太宗十思疏》写于贞观十一年(637),这是魏徵进呈唐太宗的奏章。开篇即以树木、河流的比喻起兴,深入浅出,自然巧妙地奉上“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的论点,既紧扣了主题,又引出了主旨:劝太宗“十思”。为了达到“思国之安者”的目的,作者不仅从正面提出“固本”、“浚源”的见解,还从反面加以发挥:“源不深”、“根不固”便不可能“流远”、“木长”,从而进一步证明“德不厚”而“思国之治”就更不可能。接着,作者还明确指出:仁君应“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而不能“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作者以事喻理,设喻引论,从正反两方面做了阐述,遂使本文一开始便立论坚实、说理透彻。接着,以历代君王成败得失的事例和“载舟覆舟”、“奔车朽索”的比喻,分析“取易守难”的道理,归结出“可畏惟人”,争取人心的重要;说明人君应善始善终、竭诚待下、谨慎行事,人心向背关系着国家的存亡。作者在此仍采用正反两方面论述的手法,行文单刀直入,一反历代谏臣委婉陈辞、不敢直言的旧套,给人以语言犀利、胆略过人之感。作者通过反复引导,最后向太宗具体提出了“十思”的内容:

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所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恐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

再次,劝谕唐太宗“总此十思,宏兹九德”,不能“纵情”、“傲物”,应“简能而任”、“择善而从”,方能实现天下大治。

该文是一篇骈偶文,内容充实,一气呵成,结构谨严;语言简明,虽大量采用对偶、排比,却不拘声律、不事雕琢,用典既不太多,化用亦自然贴切,无浮华文风之迹。全篇论点鲜明、论据充分,口气既严肃又谦恭;说明问题时直言不讳,语重心长、态度恳切;同时文思曲折、跌宕有致,很具说服力。这使得太宗不仅能接受,还十分赞赏,亲自写诏书嘉许魏徵,并放诸案头,以资警惕,是一篇“直谏”之范文。魏徵常“犯颜直谏”,有时使唐太宗“如芒在背”,但为国事,他最终“闻过能改”,虚心纳谏。所以,魏徵死后,他痛惜“遂亡一镜矣”!

二、王绩的《五斗先生传》、《醉乡记》等

王绩(585—644),唐诗人。字无功,自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隋末大儒文中子王通之弟。隋炀帝大业举孝悌廉洁科,授秘书省正字,以疾罢,求署外职,除扬州六合丞。以嗜酒被劾,还居龙门。唐高祖时,以前六合丞待诏门下省。太宗贞观初,为太乐丞。不久,弃官归隐龙门河汾间。他性豪放不羁,不拘礼教,纵酒如狂,时乘驴驾牛,出入郊野,止宿酒店,动经岁月。所作诗文,能摆脱初唐排偶浮靡之文风,气格遒健,不加藻饰,以明白晓畅的语言抒发情感。

初唐时期,文坛依然处在绮靡浮艳的“江左遗风”的笼盖下,王绩的散文却能自拔于世,不用骈体,脱齐梁脂粉气息,实属不易。他为人称颂的散文有《五斗先生传》、《醉乡记》等。《五斗先生传》是他仿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写的“自叙传”。先交代“五斗先生”名号之来源:“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于人间,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醒则复起饮也。常一饮五斗,因以为号焉。”即他嗜酒如命,一饮五斗。次写他旷志绝俗,淡忘人间功名利禄:“先生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之有仁义厚薄也。忽焉而去,焉然而来,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故万物不能萦心焉。”后写他“昏昏默默”,“遂行其志”,不知所如。这是他厌弃官场、归耕东皋、闲适自得的自画像,也是对封建统治者不能任用贤才的一种消极的抗议。

《醉乡记》是一篇寓言。作者用假想的“乌托邦”社会与现实世界作比较,表明醉乡那超现实的理想境界比“中国”要美好、自由,从而达到讽刺现实的目的。王绩受老庄思想影响较深,由于他不欲与世接轨,却又无法平其心绪,或者为事物之是非所感发,于是借醉乡来寄托自己那种遗世独立、消极隐遁的思想。

文章开门见山地点出醉乡之所在,“醉之乡,去中国不知几千里也”。接着,作者立即对它进行具体而细致的描绘,“其土旷然无涯”至“不知有舟车械器之用”,生动而形象地把醉乡的自然风光、民情风俗、社会形态及生活方式等,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展现出一幅美丽的“醉乡图”。

“中国”在历史上曾有多次与醉乡交往的事实:古时黄帝,曾梦游于醉乡,其所见所闻皆“自然而已”。醒后觉得现实不如醉乡,认为“中国”结绳记事的社会将面临终结。尧、舜盛世,欲将千钟百壶美酒奉献醉乡,仅至其边鄙,“终身太平”。夏禹、商汤时代,礼乐治世,数十代无人入醉乡。后来掌管四时之官的羲氏、和氏对现实不满,希望逃到醉乡去,却迷失方向,死在了半路上,自此“天下遂不宁”。至夏桀、商纣之时,横施暴政,纵酒作乐,他们站在堆如千仞的酒糟山上,也望不到醉乡。即暴君是无法知道醉乡之境的。相反,至周武王治世,乃命其弟周公姬旦设立酒官,掌管五齐(酒的五种级别),又率部扩大了疆域七千里,“中国”又与醉乡连通了,几十年太平无事。待到周幽王、周厉王和秦汉之际,“中国”处于混乱之中,与醉乡的交往又隔绝了。可见作者是以史为鉴,以达到他不满现实而宣泄其满腔怨愤之目的。

醉乡总是隐者梦寐以求的“乐土”。尽管“中国”战乱频仍,但仍有不少憧憬醉乡的人,纷纷潜入其境。如,三国魏人阮嗣宗、晋代诗人陶渊明等,他们一入醉乡,便终身不返,结果死葬其地,被“中国”人称为“酒仙”。因此,作者在结尾处以反诘语形式赞美醉乡,认为它是华胥之国的象征。在那里“国无师长”,“民无嗜欲”,一切皆“自然而已”;华胥之民,“不知乐生,不知恶死”,“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也“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如此纯朴、敦厚、安静、闲适,怎不令作者心驰神往呢?故结尾提出“予将游焉”!

这篇寓言,寓意深刻,趣味隽永,语言疏放,挥洒自如,无骈俪之痕,富于诗情画意,是寓言中的佳作。故深受韩愈、苏轼的称赞,认为其文“疏野有致”。

王绩的《游北山赋》,作于晚年隐居家乡东皋之时。此赋以记游的方式描绘了北山的山水风光,回忆了其兄王通在此讲学以及自己幼年的生活状况,抒发了高蹈出世、闲适旷放的隐逸之情。且看赋中的描写:

云峰龟甲而重聚,霞岫龙鳞而结络。水出浦而潺潺,雾含川而漠漠。是忻是赏,爰游爰豫。结萝幌而迎宵,敝茅轩而待曙。而其杂树相纠,长条交茹。叶动猿来,花惊鸟去。起公子之殊赏,淡王孙之远虑。山水幽寻,风云路深。兰窗左辟,菌阁斜临。石当阶而虎踞,泉映牖而龙吟。月照南浦,烟生北林。阅丘壑之新趣,纵江湖之旧心。

有山有水,有云有雾,有花有树,有猿有鸟,有风有露,有月有烟,有声有色,有动有静,有虚有实,有梦有幻……真是以白描画就的山中画图!全赋用语朴实自然,无六朝铅华,在贞观骈赋中颇富清新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