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散文概述

一

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散居于我国东北松花江一带的建州女真族统领努尔哈赤,兼并四周部落,脱离明朝的统治,宣布独立,登皇帝位,国号“大金”(该族属金朝后裔),建立女真族奴隶政权。从此,女真族政权积极向外扩张,不断侵占明王朝的地盘。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皇太极即帝位,第三年(1629)以数十万大军进入河北迁安龙井关。1636年,皇太极为避免“大金”国名触痛汉族及各族人民,改国号为“清”,庙号太宗。明崇祯十七年(1644),清军又由山海关攻入北京,击败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清世祖顺治即位,清王朝的统治开始建立。

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清王朝对汉族及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笼络和镇压屠杀相结合的政策。一方面,宽刑减租,发展生产,笼络降官和儒生收买民心;另一方面,对一些反抗者和违世不从的知识分子则进行残酷的镇压。因此,清王朝初期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交相融合,相当激烈。顺治二年(1645),反清斗争在南北各地普遍展开,如火如荼,一直延续了40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广西、云南的李定国领导的抗清军、台湾郑成功的抗清政权先后失败,自此,清王朝才完成了全国统一,建立了强大的大清帝国。但是,大规模的武装斗争被镇压下去了,全国各地的反清活动和斗争,仍然时起时伏,始终没有停息。直至乾隆、嘉庆年间,清政权才进一步得到巩固,生产和经济得到较大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所谓的“乾嘉盛世”。

在思想文化方面,康、雍、乾三代统治的130多年中,始终施行怀柔笼络和镇压屠杀相结合的政策,采用“以儒术以束缚之”的办法来进行文化思想统治,崇祀孔子,令各国子监讲求程朱理学,推行以八股文为主的科举考试,开博学鸿词科,开馆编书,查禁销毁有反抗内容的书籍,以束缚和驱策知识分子,箍制和禁锢人民的思想。同时,又大兴文字狱,次数之多,镇压手段之残酷,被杀人数之众,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有压迫就有反抗。清朝入关以后,血腥的屠杀激起了各地人民前仆后继的反抗斗争,许多人宁死不屈,壮烈牺牲,表现出崇高的气节。许多明末爱国遗民,在武装斗争失败后,仍然坚持不与清朝合作的态度,宁愿老死于岩穴之下。他们之中有不少著名的诗人或学者,因为身经剧烈的社会变化,在他们的作品中常常反映出这时期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表现出不忘故国的思想感情。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明亡后黄宗羲在家乡招募义军抗清。抗清失败,辗转流亡,多次拒赴清廷的征召,隐居著述,写出了《明夷待访录》,提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猛烈抨击君主专制独裁,成为清代启蒙主义政治思想的开端。顾炎武在抗清失败后,四处奔走,不畏惧清廷的迫害,也不接受清廷的笼络,最后定居陕西华阴,终身不仕。当他读到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后,极力称赞,热情写信给作者说:“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认为这部书可能改变“百王之敝”的局面。他一直心怀大义,一心以抗清复明为念,在《日知录》中提出“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夫之参加南明抗清活动,南北奔走,历尽艰辛。抗清失败,屏迹深山,潜心著述。他的《论更新而趋时》,提倡人们的思想应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无疑是对清王朝以程朱理学和八股文束缚人们思想的反叛。

在文学理论方面,他们三人都极力反对明代的拟古主义,黄宗羲主张文不必“多引经语”,应“融圣人之意而出之,不必用经”,成“自然经术之文”(《论文管见》),顾炎武认为“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模仿”(《文人摹仿之病》),王夫之则说“泥古过高而菲薄方今”(《读通鉴论》);他们还反对明代文坛的门户之见,对复古派与竟陵派标榜门户、转相模仿的风气,无性情、无思致的为文主张提出了批评。

清初还有不少散文作家,著名的“三大家”是侯方域、魏禧和汪琬,其他还有愤世散文家唐甄与赞盛作家王士祯等。

二

明代文坛的复古模拟之风,经唐宋派和竟陵派的反对斗争,余风流弊并未彻底扫除,公安派的末流在“独抒性灵”的口号下,愈益走向无病呻吟、浅薄浮滥的道路。到清朝初年,一些有识之士,都积极地为拯救晚明的文坛而努力。在顾炎武等反对模拟剿袭,提出“有益于世”的文学主张之后,侯方域、魏禧、汪琬等一方面从理论上批判肤滥空疏的文风,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散文创作振起唐宋的古文传统。戴名世也针对空疏剽窃的文风,提出“言有物”、“修辞立其诚”和道、法、辞统一的主张。他们的文论和散文创作,都为后来的桐城派开辟了道路。

正当清朝统治者加强思想统治,严密文网,大力提倡将理学作为道统的时候,倡导古文的桐城派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而产生。最初由方苞开始,经刘大櫆至姚鼐,形成了系统的古文理论。他们为了反对公安派后继者狭隘浮薄的文风,提倡古文,乃以推重唐宋派归有光而上接唐宋八大家,再溯源于秦汉“六经”和《左传》、《史记》等;同时,又把治古文和程朱理学结合在一起,用古文来宣扬儒家理学,使道统和文统合一,以“阐道益教”。方苞提出“古文义法”作为散文创作理论,要求文章要言之有物,合乎宋儒的“义理”;要求文章的形式要言之有序,合乎规律。刘大櫆继其后,对方苞的“法”加以丰富发展,提出“神气”说,强调文章的神气和音节、字句的相互关系,文章从字句入手,因声求气,与韩愈主张的“气盛言宜”相一致。这是桐城派文论的创始阶段。正当乾嘉强化思想统治,开馆编书,倡导考据,以补救程朱理学空疏的时期,姚鼐提出了“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的古文理论,以宋儒的义理为基础,经过考据证实,再用精到的文章表现出来。并在此基础上,将文章分为十三类,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八要说”,又具体地提出文章的刚柔风格论,使桐城派的古文理论日趋完善。方、刘、姚在自己理论的指导下,形成各自不同的散文风格,但是,他们的散文创作,也并未达到他们要求的艺术境界。

桐城派的古文理论,在方、姚等门生弟子的支持下,影响遍及大江南北,从产生到形成,一直统治清代文坛200多年,与清王朝的统治相始终。在鸦片战争前后,许多桐城派作家虽然在理论方面有所变化发展,但他们为封建统治阶级阐道助教的基本立场,始终没有改变。从散文史的角度来说,桐城派系统地总结了散文的创作经验,在散文艺术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对促进散文艺术发展是有贡献的。但由于他们坚定地卫护封建伦常,轻视文章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作用,而且死守清规戒律,限制束缚作家的手足,致使文章走向僵化。所以,他们的理论愈到后来愈脱离时代发展的要求,受到各方面严厉的批判。

在桐城派兴起的时候,出现了以恽敬为代表的阳湖派。他对桐城派鼓吹程朱理学提出不同意见,对圣人孔子也不过分迷信。他反对文章以一家或几家为师法,提出要取各家之长,另辟蹊径,这样才能写出好文章。他的古文理论纠正了桐城派的弱点,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清代所谓的乾嘉盛世,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笼络人才之需要,表彰忠烈的文章大量出现。一些散文家借表彰忠烈而歌颂清王朝的宽容大度,表示自己的忠心。而全祖望却与众不同,他歌颂史学家万斯同先生热爱国家的高尚品德,歌颂英雄史可法等一批爱国将领坚持抗清壮烈殉国的事迹,目的在于表彰他们的爱国精神,借此对照明亡后一些士大夫的无耻变节、屈膝投降,表示不满和愤慨。他的这些歌颂爱国大义的散文,对晚清的革命家如龚自珍、魏源等都有一定的影响。

这时期,直接继承明代公安派“独抒性灵”文学主张和小品文影响的是郑燮(板桥)和袁枚,他们的思想比较开明,不受当时理学和汉学的影响,倡导“性灵说”,主张文章任情写作,具有“三真”(真气、真意、真趣),这对清代散文的发展有不小的影响。

三

清王朝自嘉庆以后,内政腐败,国势渐衰,外来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宗教侵入中国,社会发生巨变,各种矛盾日益尖锐,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有志之士开展了一系列的救亡图存运动。变法维新的改良运动、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人民革命运动,使广大人民逐渐觉醒,许多知识分子先后投身到反帝反封建和爱国维新的洪流中。政治思想的变革,引起了文学的变革。诗界革命出现了新诗体;倡导小说的政治作用,出现了谴责小说;新文体运动,使各种形式的散文,都以批判的精神抨击社会政治弊端,提出变革的要求,表现出犀利警辟、简括遒劲的风格。在这些方面最早发出风雷激荡的呼声、首开社会新气的,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龚自珍。他继承清初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思想,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今学),力辟烦琐之虚谈,对社会现实强烈不满,迫切要求变革现实,挽救危亡。他的散文打破了桐城派所提倡的一切清规戒律,有为而发,随意直书,以磅礴的气势、充沛的感情、浪漫主义的理想、通达流畅的语言,积极批判和反映现实,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可见其影响之大。龚自珍于鸦片战争第二年逝世,此后,变法维新运动兴起,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需要,梁启超在龚自珍散文的基础上,创造出浅明流畅的报章文体,康有为、谭嗣同不拘形式的酣畅淋漓的政治散文,推进了新文体运动的发展,但是,他们只注意文体上的变革,语言上仍没有完全摆脱古文的影响,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推行白话,散文的文体才得到彻底的解放。

四

自康熙至乾隆、嘉庆,因为大兴文字狱,许多学士文人,不敢正面触及社会现实问题,只能曲折、隐晦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因此写文章便多在形式上下功夫,夸耀知识渊博,追求辞藻典雅精美,于是元明以来已经衰落的骈文又再度兴盛起来,出现了许多擅长诗词的骈文作家。清初有名的骈文作家,有陈维崧、毛奇龄、朱彝尊、尤侗,乾隆以后的骈文作家有胡天游、袁枚、洪亮吉、汪中等,晚清则有王闿运等,其中以汪中的成就最大。

汪中(1745—1794),字容甫,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少孤,家贫,由母亲教读。曾助书商卖书,得以遍读经史百家之书。34岁为拔贡生,为人赋性刚直,恃才傲物,一生过着清苦的幕僚生活。他是清代杰出的学者,敢于批判封建礼教和封建传统思想,文章自成一家,尤精于骈文。《狐父之盗颂》,据《列子·说符篇》所记,有一个名丘的狐父之盗,见东方人爰旌目饿于道上,乃以饮食之,爰旌目因救得活。汪中对这个故事颇有感慨,于是作这篇文章。文中歌颂狐父之盗的仁爱之德。“惟得之艰,致忘其身。既淅既炊,以济路人。舍之何咎?救之何报?悲心内激,直行无挠。吁嗟子盗,孰如其仁?用子之道,薄夫可敦。悠悠沟壑,相遇以天。孰为盗者,吾将托焉。”表面上歌颂狐父之盗的仁爱真诚,实是对现实社会中士大夫虚伪丑恶的批判。末句“孰为盗者,吾将托焉”,愤慨之情,溢于言外。《哀盐船文》是汪中27岁时目击江苏仪征盐船失火而写的哀吊文章。这次火灾,“坏船百有三十,及焚溺死者千有四百”。吊文中对火灾发生后船焚、人死的惨状,火灾前后的环境气氛,做了具体形象的描写,抒发了作者对死者极大的悲痛和同情。文章有体物抒情述志的特点,“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杭世骏曾为此文作序并给予高度的评价:“指事类情,申其雅志。采遗志于《大招》,激哀音于变徵,可谓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者矣。”从文章的艺术角度看,是当得起这一评价的。

汪中的骈文效法魏、晋,在骈偶之间,时杂散语,因而自然疏淡,无雕琢板滞之弊。又因他一生不得志,依人篱下,所以文章多抒发其身世不平之感。他的骈文《经旧苑吊马守贞文》也是如此。其序述作文的缘由:乾隆四十八年(1783),汪中居南京城南,经明代南曲名妓马守贞南苑故居,见其旧址荒废,又闻故老遗闻,爱赏其才,以不能及见为恨,痛惜其流落风尘的痛苦,“奈何钟美如斯,而摧辱至于斯极哉!”所以为文哀吊。实是以马守贞身世的沉沦,比拟自己一生遭遇的困厄屈辱,借吊马守贞而哀吊自己。汪中在序中说自己少孤家贫,无以谋生。“老弱之命,悬于十指,一从操翰,数更府主,俯仰异趣,哀乐由人。如黄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静言身世,与斯人其何异”,只不过“幸而为男,差无床箦之辱耳”。写得悲酸沉痛。文用骚体,具体描述马守贞“奈何钟美如斯,而摧辱至于斯极”,深刻地揭示出马守贞内心的悲痛。末尾,又联想到自己“人固有不偶兮,将异世而同其狼藉”,抒写马氏和自己一生的不幸和不平,反映出封建社会对人才的扼杀何等残酷。在古代,像这样写妓女和幕僚生活的作品是少见的。

五

与骈文兴起相联系,清代的辞赋也再度兴盛,二者密不可分,有的赋就是骈文,有的骈文作家就是辞赋作家。这时期辞赋的特点,从作家来说,桐城派的古文家,大多不能作赋,辞赋的作者多是骈文作家和其他古文作家;从赋的体裁来看,是一个赋体的复古时期,有汉赋体、骚体赋、骈体赋和律赋;从思想和艺术来看,大多文胜于质,思想性不高,而艺术上有所成就。但一般都很少受理学影响。这时期比较好的辞赋作品,咏物抒情赋有顺康之际的施闰章的《大樟赋》、《粤江赋》;讽刺小赋有汪琬的《丑女赋》;哀悼抒情的有管同的《哀邹阳赋》;记游状物的有张惠言的《游黄山赋》;还有王闿运仿庾信而作的抒情赋《哀江南赋》;等等。19世纪后期,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侵入,社会发生巨变,辞赋走向衰落。

六

清代的寓言散文,一类继承了明代的诙谐风格,存在于一些通俗文学中,如《笑笑录》、《嘻谈录》等,以日常生活为题材内容,创作了令人发噱的寓言,虽然也有讽刺意味,但思想艺术都不高。另一类,存在于一些散文中,主要用来说理,或批判现实,表明作者的思想观点。如侯方域《壮悔堂文集》中的《悯獐》,写“王子驯獐”的故事,类似柳宗元《三戒》中的《临江之麋》,写得跌宕曲折。戴名世《鸟说》写小鸟托身非所,辱于人奴以死的遭遇,喻言世途的险恶,善于状物绘形,行文简洁。其他如《醉乡记》、《穷鬼传》也是用寓言形式,抨击现实。唐甄《非文》中的“琢冰”故事,“琢冰为玩物,其形虽肖,不日而化矣”,批评当时重文轻质的形式主义文风。再如龚自珍的寓言《捕蜮第一》、《捕熊罴鸱鸮豺狼第二》、《捕狗蝇蚂蚁蚤蜰蚊虻第三》,以多种动物分别揭露三种恶人的特性:如蜮的“性善忌”而暗中影射人;如熊罴鸱鸮豺狼的“性善愎”,凶恶成性;如狗蝇蚂蚁等“是皆无性”而惟趋炎附势,作者提出捕获消灭这些坏虫的办法,要人们起来和恶人做坚决的斗争。

清代的寓言比起前代而有所发展的是小说中的寓言,代表作是《聊斋志异》。其中所写妖狐鬼怪的故事,有的是小说而又有寓言的特点,如《画皮》、《崂山道士》等。有的则是以动物为题材的寓言,如《黑兽》,通过狨吃猕猴的故事,揭露贪官暴吏的凶残。作者明确指出:“贪吏似狨,亦且揣民之肥瘠而志之,而裂食之。”《狼》则揭示了贪婪凶残者的下场。《龙》写龙困于咫尺水中,群蝇吸吮,雷雨忽至,龙腾飞上天,说明才士虽然暂时受困于小人,终有大显身手之时。但是,《聊斋志异》中有的故事,作者的目的在于记述异闻,并不是创作寓言,只不过使人读后能从中引出寓意而已。到了晚清,谴责小说家吴趼人的《俏皮话》可算是一部优秀的寓言集,它的突出特点是以许多动物为故事主人公,用夸张幽默的手法,对当时清朝的腐败政治和官场的种种丑恶现象进行讽刺和揭露,寓意比较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