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的“经世致用”之文

龚自珍(1792—1841),清文学家、思想家。一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又名易简,字伯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早年从外祖父段玉裁学文字学,研讨过经学、史学,受过乾嘉考据学派的影响,但不为其所囿,主张经世致用之学,反对烦琐空谈。他是嘉(庆)道(光)年间提倡“通经致用”的今文学派的重要人物。青年时就注意洞察社会,指责黑暗腐朽的政治,要求改革社会,挽救危亡。因与统治者不合,一生困厄。嘉庆十五年(1810),应顺天乡试,中副榜。二十三年(1818),应浙江乡试,中举人。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应会试,才中进士,此时已37岁。官不过内阁中书、礼部主事。道光十九年(1839),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他怀忧愤之情辞官南归。二十一年(1841),就江苏丹阳书院讲席。是年八月,暴卒于丹阳,年仅50岁。著有《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启蒙家和富于创新的文学家。清代中叶至嘉庆、道光时期,桐城派古文为文坛的中心,散文作家大多坚守桐城派师法,重形式,轻内容,对当时腐败的政治、尖锐的阶级矛盾、资本主义入侵而造成的民族危机很少反映。如姚鼐之后桐城派的中心人物梅曾亮,突破了“师法”,提出了“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唯陈言之务去,岂独其词之不可袭哉”(《答朱丹木书》)。主张文章要随时代变化,更新内容。并以“因时立言”,“辨析是非治乱为己任”(《上汪尚书书》)。但他的散文创作并没有实现这个主张。其他如管同、焦循等人的散文,也只是做到文字的清晰洗练、旧意翻新而已。这时散文方面成就最大,首开新风的作家是龚自珍。他又是晚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生活的半个世纪,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大变化时期。他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对传统文化提出许多批评,力求改革内政,抵御外侮,积极支持林则徐禁烟抗英。他的诗文,以巨大的热情,磅礴的气势,揭露和批判了封建腐朽政治,抗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发出了变革社会、挽救危亡的强烈呼声。

(一)揭露清王朝已临“衰世”之末日,批判其官僚统治集团的腐朽昏庸

龚自珍在年轻时写过一篇带有审议色彩的政论文《尊隐》,针对理学家粉饰现实、颂扬清王朝“天下怡然”的谬论,大胆地指出清王朝已经面临“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的景象。说明清王朝已时近黄昏,黑暗即将来临,人们昏昏沉沉,像在做梦。在这国家走向衰世的时候,“君子适生”,有才德的人正在出来,但不是从帝王家,也不是从皇妃贵妇和世受皇恩的“大家”出来,而是“从山川来”。这是对在野的革新力量的兴起满怀的希望与期盼。

这种“衰世”的表现,他在《明良论二》中,形象地揭露出清朝官僚统治集团的腐朽昏庸、守旧自私、恬不知耻:

窃窥今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作书法、赓诗而已,外此非所问也。堂陛之言,探喜怒以为之节,蒙色笑,获燕闲之赏,则扬扬然以喜,出夸其门生、妻子。小不霁,则头抢地而出,别求夫可以受眷之法。彼其心岂真敬畏哉?问以“大臣应如是乎”?则其可耻之言曰:“我辈只能如是而已。”至其居心又可得而言,务车马、捷给者,不甚读书,曰:“我早晚值公所,已贤矣,已劳矣。”作书、赋诗者,稍读书,莫知大义,以为苟安其位一日,则一日荣;疾病归田里,又以科名长其子孙,志愿毕矣。

作者描绘出了“政要之官”的群丑图,谄上骄下,以苟安为荣,以保守退缩为老成,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他深沉感慨地指出:“嗟乎哉!如是而封疆万万之一有缓急,则纷纷鸠燕逝而已,伏栋下求俱压焉者鲜矣。”国家万一有紧急事情发生,这批官僚就会远走高飞,能甘愿与清廷共存亡的能有几个!

(二)揭露黑暗现实中各种坏人的恶行和司法吏治的腐败以及“治世”的虚假

龚自珍在《捕蜮第一》、《捕熊罴鸱鹗豺狼第二》、《捕狗蝇蚂蚁蚤蜰蚊虻第三》中,用寓言的形式揭露当时黑暗现实中各种坏人的恶行,他们或含沙射影,暗中害人;或嫉贤妒能,公开肆虐;或趋炎附势,喝人血汗。如《捕蜮第一》中所写的蜮怪,“有大有小,布满人宇”,使受害者“告诉无所”。这些蜮“性善忌,人衣裳略有文采者辄忌,不忌缞绖,能含沙射人影,人不能见”。作者提出不同的捕灭办法,就是要人们同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做坚决的斗争。除此,作者还以政论的形式,以其目睹,揭露出司法吏治的黑暗。那些办案的下级小吏与各级官员如何沆瀣一气、朋比为奸。如在《乙丙之际塾议三》中指出,这些人“十八行省皆有之,豺踞而鹗视蔓引而蝇孳”,这些人遍及全国,上下勾结,操纵刑狱,“挟百执事而颠倒上下”,迫害人民。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九》中,龚自珍揭示出歌功颂德者所谓“治世”的虚假,颠倒黑白,是非混淆,名为治世,实为乱世。“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如果有才士才民出现,“则不百才督之缚之,以至于僇之”。就要遭到陷害打击。作者把清王朝崩溃的局势,给予形象的描绘,如“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劳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花,惨于槁木”。社会是这样的黑暗,统治者是这样的腐败,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萧条衰败之景象,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龚自珍尖锐地揭露出清王朝衰世的种种征兆,以期唤起有志之士变旧图新,挽救危亡。

(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具有强烈的挽救危亡的爱国思想

出于挽救危亡的爱国思想,龚自珍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从17世纪起至19世纪初,帝俄开始侵入我国东北,并进行阴谋分裂我国领土的罪恶活动。因此,龚自珍年轻时就注意研究西北边疆和海防地理,注意“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积极提出巩固边防的种种建议。《西域置行省议》主张移民西北,撤除有屯田之名、不尽田力的军队屯田制,将“公田变为私田,客丁变为编户,戍边变为土著”,实行寓兵于民的措施,耕战结合,“出之行阵,散之原野,势变令顺,无不给之御患”。《御试安边绥远疏》又再次陈述以上主张,“以边安边”,“足食足兵”,使西北边疆“常则不仰饷于内地十七省,变则不仰兵于东三省”。这些主张和具体措施,对于巩固边防,防御帝俄的侵略是有积极意义的。

自嘉庆、道光以来,以英帝国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将大量的鸦片输入我国,进行经济侵略,造成清王朝国穷民困的局面。当时,对待鸦片的问题,禁烟和反禁烟成为清廷内部政治斗争的焦点。龚自珍一开始就坚决支持以林则徐为首提出的禁烟主张。道光十七年(1837),林则徐任湖广总督,奉命赴广东查禁鸦片,龚自珍于同年十一月在林则徐赴任时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对林则徐去广东查禁鸦片表示坚决支持,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官僚顽固派破坏禁烟、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武力,表示坚决的痛斥。这篇序中,龚自珍献上十大建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三项决定义是必须对吸烟者、贩烟者严刑镇压:“其食者,宜缳首诛;贩者、造者,宜刎脰诛;兵丁食,宜刎脰诛!”其次,要禁烟必须断绝鸦片来源,要防止贩卖鸦片的帝国主义的侵犯捣乱。再次,应该“以重兵自随”,加强沿海的防范。三种旁义是杜绝不急需物品的输入,以保护我国蚕桑、木棉的发展;勒令期限使外国人迁入澳门;讲究武器的精良,要多带去巧匠,以便修整军器。三种答难义是驳斥反动派的谬论,对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迂腐儒生坚决反对禁烟的,“宜杀一儆百”。如果前往禁烟的决心为这些人所动摇,千载一时之机就会失去,后果将不堪设想!序文最后提出一项归墟义,即总结性的意见,与林则徐约定,以两年为期,“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而后归报我皇上。”这篇序文表现出龚自珍坚定的反帝反侵略的爱国思想,大大地激励了林则徐查禁鸦片的决心,所以林则徐在前往广东的途中读了这篇序后,立即给龚自珍回信说:“归墟一义,足坚我心,虽不才曷敢不勉!”

(四)力主改革,提出挽救危亡、变法更新的各种措施

龚自珍一方面批判社会,痛斥封建制度的衰败和官僚大地主的腐朽麻木;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向封建统治者提出各种改革措施,挽救危亡。他继承了前代法家的进步历史观,提出了变法更新的主张。他在《上大学士书》中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他认为只要鉴别同异,胸中就会有是非,就应该“感慨激奋”,行其是,革其非,这样“法改胡所弊?势积胡所重?风气移易胡所惩?事例变迁胡所惧?”坚决果断,理直气壮,表现出龚自珍勇于革新的大无畏精神。在《平均篇》中,他主张限制官僚大地主的盘剥掠夺,实行平均贫富的经济改革。他认为贫富相差愈远,国家的灭亡就愈迅速;贫富相差稍近,国家就会更趋于安定。人心是社会风气的根本,而社会风气又是王朝命运的根本。丧失了人心,社会风气就会变坏,社会风气变坏,王朝的命运就会随之变更。如果“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或以羡慕,或以愤怨”,邪气郁积,不祥之气就会变成兵灾、瘟疫,如果发展到“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因此,他大声呼喊,要掌握这个本源,随时势变化而加以调节。要变革,要安定天下的人心,就要有四不畏:“大言不畏,细言不畏,浮言不畏,挟言不畏。”不怕权势指责,不怕谗言中伤,不怕流言诽谤,不怕挟言威胁。要“试之以至难之法,齐之以至信之刑,统之以至澹之心”。用最严厉的法令刑罚、清白无私的思想来统一人心,不用十年就可以大致达到平均。这些主张,表现出龚自珍要求改变现实的强烈愿望和奋进精神,虽然这些改良方案在当时资本主义已经萌芽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行不通的,但在当时却具有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

(五)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反对埋头研究经史,主张文章要有益于世

龚自珍发展了清初顾炎武等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文章要有益于世的主张。反对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在清王朝文化政策的高压和利诱下,埋头研究经史,整理校刊古书,写一些与世无关的文章。他把经史研究和当时的政治联系起来,把学术和文学统一起来。他在《农宗》里说:“龚子渊渊夜思,思所以探简经术,通古近,定民生。”深夜沉思,想从经书里探究治国的方法,通古晓今,安定民生。他认为经史、百家、文学都是史。他在《尊史》中说:“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九》中说:“探世变,圣之至也。”就是要从历史的研究中,了解现实社会政治的变化发展趋向。在《乙丙之际著议第六》里又说:“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从周朝以后,一代的政治,就是一代的学术。《六经》是周史的宗子,作为文学作品的《诗经·国风》也是史,“《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于竹帛,付之于司乐者也”(《古史钩沉论》)。作诗和采诗,同史官作史的目的一样,都在于讽议,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因此,研究经史、尊史、用经、议政,就是龚自珍的文学思想,他的许多论文著作批判社会、改良社会,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也是他的散文不同于桐城派的最大的特点。他的一些著作、文章就是以经术作政论,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抵排专制。强调公羊学家的“三世说”,认为《春秋》和五经都是反映了乱世、升平之世、太平之世的著作,反映了“三世”的历史面貌。因此,他以历史上的“三世说”对照现实,把清王朝也分为“三世”,指出它已面临“衰世”的阶段。能够像龚自珍这样,从各个方面大胆深刻揭露封建王朝腐朽衰落的种种征兆的作家是很少见的。他不像以往的一些作家,多从个人的政治失意、穷愁潦倒来批判社会,而是从变革社会、挽救国家危亡的高度,揭示衰世的病根。

(六)主张“宥情”,解放思想感情,反对束缚思想感情的“义法”

龚自珍作《宥情》,主张宽宥人的情感,即解放思想感情。认为人是有情欲的,“情欲为上”。人之所以异于铁牛、土狗、龙虫,区别就在于人有哀乐,有情欲。在《长短言自叙》中说明情感是不能被消灭压抑的,而只能解放、尊重。这与程朱理学“去人欲”的主张是尖锐对立的。体现在文学上,他继承了明代李贽的“童心说”、袁宏道“独抒性灵”的主张,强调作诗文要有真情实感,率意而发,不加虚饰。他在《己亥杂诗》中就说过:“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他在《杂诗》中又说过:“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深情不自持。”他作诗是这样,写散文也是这样,具有充沛的感情,敢想、敢说,嬉笑怒骂,悲忧怨恨,都出自真情,无所顾忌,对现实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对变革现实表现出热切的愿望。他的批判精神主要表现在借古喻今,以“三世说”对清王朝种种“衰世”征兆的揭露和批判,他的热烈愿望就是希望变衰世为治世、盛世。《病梅馆记》谴责那种对梅花“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的扼杀行为,坚决要求“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让梅得以自由地舒展。以此比喻封建专制束缚人性、摧残人才、扼杀生机的罪恶,强烈渴望解除思想桎梏,自由解放,发展个性,并表示将此作为毕生追求的目标。这种对未来的向往,使文章染上了浪漫主义的色彩。

龚自珍对于桐城派的古文“义法”是极力反对的,认为它束缚思想感情的表达。他认为文章无论言情言事,目的在于情尽意达,出于自然,不能使人强为之,自称为文章家,“强尊为文章祖”,以此束缚文风。并讽刺他们的尊古、复古,相互吹嘘,是给古人抬轿子,而别人又为他们抬轿子。他批判桐城派的清规戒律,主张言从己出,反对模拟,强调作文章要心有所感,有为而发,不能矫情虚饰、无病呻吟、模拟剽掠。他还注意了文章的创新。他的政论文就体现了他的这些主张,表现出多种多样的风格。总的说来,他的许多不同形式的政论散文能够把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具体的形象结合在一起,有鲜明的爱憎感情,有很强的战斗力和感染力。

龚自珍把变法革新的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身上,“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之际著议第七》),主张改良维新。因此,他的变法图新只能是旧时药方,不切合社会实际。不过,他的文章表现思想内容善用“曲笔”,语言上自然率直,有时也流于晦涩。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文章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是别开生面的,对唤起人们对国家社会的认识和警觉,影响文体文风的变革,都具有开一代风气的作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可见龚自珍的思想和作品对以后的资产阶级的维新派、革命派以及新文体的出现,都有着直接和巨大的影响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