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传》等

梁启超(1873—1929),清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思想家、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举人出身。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曾和其师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上书(“公车上书”),请求变法,他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出色的活动家和宣传家。戊戌变法(1898)失败后,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继续鼓吹改良主义,坚持立宪保皇立场,受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批判。但他努力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倡导“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并写了一系列平易畅达的社会论文,被称为“新文体”,对动摇旧思想、旧文化,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有广泛的影响和积极作用。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回国,曾拥袁反袁,又与段祺瑞合作。“五四”后又反对新文化运动。晚年讲学于清华大学,不再参与政事。1929年病卒于北京。他的诗文反映出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并且有鲜明的爱国思想。著述颇丰,统编为《饮冰室文集》共一百四十九卷。

梁启超一生成就,影响最大者是文章。他提出“文界革命”的口号,是“新文体”(又叫“新民体”)的创立者,自称为“今文学派”、“猛烈的宣传运动者”。他曾自述其为学的情况,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则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三十五)这种“新文体”表现为半文半白,通俗易懂,便于讨论和反映新问题、新事物,便于表达新思想。他一方面斥责桐城派和八股文,一方面大写新体文章,宣传变法维新的思想。他于1896年所作《变法通议》中已表现出这一鲜明特点。其“自序”中的一段云:

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籍曰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为也。为不变之说者,动曰:守古!守古!庸讵知自太古、上古、中古、近古以至今日,固已不知万百千变。今日所目为古法而守之者,其于古人之意,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今夫自然之变,天之道也。或变则善,或变则敝,有人道焉,则智者之所审也。

在文中,梁启超提出“变”为天地间亘古之法则。再以大量自然现象、社会制度来证明“变”是“古今之公理”,并对“守古”不变之论进行批驳,并强调必须掌握“变”的规律才能“变则善”,否则就会“变则敝”,走向历史前进的反面。文章旁征博引,论证严密,气势充沛,酣畅淋漓,很有雄辩力和说服力。

(一)《少年中国说》

《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的代表作,是他最有影响的政论,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0年。当时,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残酷镇压了维新变法运动,清政府更加反动和腐朽,帝国主义列强张牙舞爪,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胸怀改良主义理想的梁启超,既看到了这种严峻局势,又不悲观失望,他满怀激情地写下了这篇力作,通过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没落和清廷统治者的衰朽,极力歌颂了“少年”精神,生动地描绘了未来的“少年中国”的光明前景,鼓舞国人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奋斗,表现了作者乐观进取的爱国精神。

《少年中国说》中心在论建立少年中国,表达改革现实、建立富强国家之愿望。首先,针对帝国主义污蔑中国为“老大帝国”之谬论,进行驳斥,并提出作者“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以“少年中国说”来否定“老大帝国论”。

其次,以人之老少比喻国之老少,说明国家已“颓然老矣”,必须建立少年中国。文章一方面对比了少年与老年的多种不同,热情肯定了少年;另一方面描述了“豪杰美人”、“老大”之“伤”,说明“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然后联系现实,指出我国历史上虽有美妙之少年时代,然而由于统治者的腐朽,今日已成“老大”。他们割让土地,出卖人民,使“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国为待死之国”,“民为待死之民”。通过揭露统治阶级的腐朽,阐明改革现实的必要。

再次,从近代的国家概念,说明中国并非老大,实为“少年中国”。因为历史上的中国,是“家族”、“酋长”与“诸侯封建之国”,历史上的“朝”是“一家之私产”,而国家是“人民之公产”。由于“历代民贼”、“窒其生机”,所以它虽是童年,“转类老态”,但王朝之老,并非国家之老。既从理论上批驳了“老大帝国”的谬论,又揭露了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的腐朽,同时也鼓舞人们建立“少年中国”的信心。

最后,从国民精神角度,说明“国之老少”、“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号召少年发扬少年精神建立少年中国。一方面揭露封建制度衰弱,其官员“积其数十年八股、白折……磕头请安”功夫,精力已衰,又要保持官位,故不能治理国家。清廷“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老后、老臣、老将、老吏”等,致使国家“老且死”;另一方面,引用玛志尼等革命者复兴国家的事例鼓励少年不为“老大”,而为真正的少年,建立少年中国,并以饱满的情感在结尾赞美少年中国“与天不老”,“与国无疆”。

这篇文章表达了作者反对封建阶级的腐朽统治,要求改革“老大帝国”的面貌,建设富强的少年中国的愿望与决心,要求振兴中华的爱国思想和乐观进取的精神,对当时的斗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是在今天仍有巨大的鼓舞作用。

《少年中国说》是论少年有为的中国。它是梁启超“新文体”的典型作品,风格豪放,气势雄壮,行文自如,酣畅淋漓。如写少年与中国的关系的那段文字:“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一连用了八个排比句,有一泻千里之势,充分表现了少年应有的气质和肩负的责任。议论说理,既“笔端常带感情”,又富于形象性,艺术感染力和鼓动性强。如写老年与少年之不同,用了“夕阳”、“朝阳”这样对比性的十八个比喻,既形象又妥帖。结尾对少年中国的光辉前景的赞美: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

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这段文字形象生动,节奏明快,感情奔放,胸怀博大,充分表现了梁启超学者的渊博、诗人的才情、革命家的气概,以及驾驭语言文字的高超技艺。故有人评论说,此文的鼓动力胜过了维新变法之初的“公车上书”!

(二)《谭嗣同传》

《谭嗣同传》是戊戌政变后不久,梁启超逃亡日本写下了《戊戌政变记·殉难六烈士传》一书中之一篇,此文通过对谭嗣同一系列活动的描写,歌颂了谭嗣同立志改革、挽救祖国危亡的爱国思想,以及他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努力奋斗,甘愿为改良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精神。文章从谭嗣同的少年写起,直至慷慨就义止,重点突出他的改革理想、爱国精神。

首先,述其青少年生活时,写他“少倜傥,有大志”。游历各地“察视风土,物色豪杰”;甲午战争后强调他“益发愤提倡新学”,听到康有为的改革主张极为倾倒,“自称私淑弟子”;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和议初定时,“人人怀国耻,士气稍振起”,他则“激昂慷慨,大声疾呼”;写他应陈宝箴之召,“弃官归,安置眷属于其浏阳之乡,而独留长沙,与群志士办新政”,“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总之,所有的描写均突出了人物的爱国思想、力主改革的主要方面。

其次,写他入京进入“军机四卿”,参与新政时,突出他的政治敏感和在戊戌变法中所起的作用。一是在光绪帝与康有为之间信息沟通方面起了不少作用;二是向光绪帝进言“皇上无权,西后阻挠之事”,而光绪帝“不之信”。直到光绪帝“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乃召见杨锐,赐衣带诏,有“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他与康有为“捧诏痛哭”,并密奏光绪帝召见袁世凯,“结以恩遇,冀缓急或可救助”。表现他的敏锐和救助光绪帝的谋略。

再次,政变发,写他径造袁世凯,慷慨陈词,述说利害,企图使袁世凯站到光绪帝一边,支持变法。他直诘袁世凯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他拿出密诏对袁说:“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等。单刀直入,把问题尖锐地摆到袁世凯前面。你到底对光绪帝、对天津阅兵废光绪帝的阴谋是什么态度?是愿意保皇帝帮助变法,还是出卖我以取富贵?荣禄待你很好,你能反对他吗?荣禄很有本领,你能对付他吗?这些言词既表现了谭嗣同营救光绪帝取得变法成功十分急切的心情与他爽朗激昂的性格;同时,对袁世凯动之以感情、说之以利害、激之以大义,也反映了他的才智。

又次,政变发生后,写他与梁启超诀别,拒绝日本志士的劝说,决心流血牺牲,表示要与梁启超分任杵臼、程婴,令梁启超逃走“以图将来”,自己则愿“因变法而流血”,以激励人们起来斗争。他从容地对梁启超说:“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表现了他对光绪帝与康有为的感情,更反映了他从来就是用生命投入维新事业的。特别是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铿锵有力,掷地作金石声,充分体现他杀身成仁的献身精神。

最后,他在狱中墙壁上题《绝命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就义之时,“君慷慨神气不少变”,“从容就戮”,表现谭嗣同坚贞不屈、慷慨赴义的英雄气概。

通过这些描写,谭嗣同为中国改革事业而流血的爱国志士形象就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他那种为实现理想鞠躬尽瘁和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高尚品质和牺牲精神,给人以无比的激励和感动。

梁启超倡创的新文体散文,是近代散文走向白话散文的一种过渡。尽管新文体半新半旧,甚至有些逻辑不畅,论断不够准确,但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介绍西方学术文化、推进维新变法方面,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