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的余响

屈原首先是以忠贞贵族的典型出现在历史上的。在他光辉的一生中，那固守美好节操、不合世俗的高风亮节，那对美政理想的热烈追求，那九死未悔的斗争精神，以及那沉湘殉国的悲壮生命，深深感动了广大的后人。屈原又是以一个“自铸伟辞”的伟大诗人雄视百代的。在他“奇文郁起”的辉煌诗篇中，那“发愤以抒情”的文学思想，那忧国忧民、求索抗争的情感意蕴，那五彩缤纷、奇幻绚丽的艺术境界，深深熏染了当时的楚国文人和此后的许多文学家。

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种十分独特而重要的现象：一方面，在屈原的故乡以及他流放所至地区的人民为他创造了许多优美动人的传说故事，他们以奇妙的情节、朴素的语言、虚构和幻想的手法，热情地歌颂屈原，从而更突出了屈原的高尚情操，也表达了广大人民对他的无限崇敬和深切怀念之情；另一方面，屈赋“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文心雕龙·辩骚》）的艺术风貌，不仅时人争相创制，竟成“楚辞”一派，汉代“遽蹑其迹”，遂成骚体之赋，而且历代文人追风沿波，袭文体质，形成了经久不衰的深远影响。前者在先秦就出现了《渔父》、《卜居》的记录，后南朝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唐沈亚之《屈原外传》都保存了部分有关传说，近年民间文学工作者者又进行了多方面的整理；后者先秦时期即有宋玉、唐勒、景差的继起，汉代又有贾谊、淮南小山等人的仿制，此后又得阮籍、李白、辛弃疾等的发扬。可以说，从先秦时期开始，悲悯屈原的历史回音就形成了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两个系统，并且各以其奇芳异采竞胜于中国文学的百花园中。

从屈原美好品质的影响性、忧国忧民精神的鼓动性，以及后代有关传说故事的丰富性，我们可以推测，在先秦时代，关于屈原的民间传说已广泛流传了，只是种种原因，人们没有把它们全部记录下来，因此造成了历史的缺憾。从现存资料看，最早关于屈原的传说故事的记录是《楚辞》中的《卜居》和《渔父》。两篇故事都很单纯，是用对话的形式说明一个问题，却传达出丰富的感情，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

我们认为，《卜居》和《渔父》是屈原既死之后有关民间传说的记录，时间应在战国末期。这是因为，第一，《楚辞》中的屈原作品，尽管篇幅长短不同，但它们所表现的思想情感，无不蕴藉深厚，曲折复杂。这两篇则通篇气势流畅，明朗而单纯，它是以第三者身份设想屈原处境、对屈原心理作一般的推测和综合，因而与屈原的自抒抑郁愤懑之情，思想深度自然相差一层。第二，文体上，《楚辞》中的屈原作品始终活跃着诗的生命，是诗歌而不是散文，即使《招魂》虽以对话形式结构作品，然亦为通篇用韵。这两篇则首尾完全是散体的写法，中间用骈散交错的句式组成，用韵也比较自由，显为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新体裁，表现出从楚辞到汉赋的演化轨迹。第三，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曾征引了《渔父》全文，但不像征引《怀沙》那样标明为屈原所作，而只是把它当作有关屈原生平的传记材料而已。第四，王逸《楚辞章句》的《渔父》解题，先说是屈原所作，接着又说是楚人“叙其辞以相传”，也前后矛盾，不足为凭。从全篇的文气看，它以第三者的身份设想屈原的处境，对屈原心理作一般的推测与综合，对屈原的逸闻轶事加以切近屈原精神的客观叙述，因而符合民间传说的特点。《卜居》以“长”、“明”、“通”相叶，《渔父》以“移”、“波”、“醴”、“为”相叶，都是先秦古韵。

《卜居》以屈原第一次谪居汉北为背景。蒋骥说：“居，谓所以自处之方。”卜居即卜问自己对现实应采取什么态度。屈原“正道直行”，为楚国“竭忠尽智”，奔走先后，却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沉重打击，最后被流放到汉北，内心的苦闷与怨愤相交织，却无可告诉。楚人以此为根据创作了这篇传说故事。作品把屈原放在“心烦虑乱，不知所从”的处境中，设置了一段问卜之词，似是“心意迷惑，不知所为”，“冀闻异策，以定嫌疑”（王逸语），在思想中想另寻出路，其实是“以忠获罪，无所告诉，讬问卜以号之。其谓不知所从，愤激之辞也”（蒋骥语），突现了屈原与黑暗势力不屈不挠的坚强斗志。作品先写屈原请卜，叙述了问卜的原因，继写屈原的贞问之词。屈原一连串提出了18个问题，请詹尹“决之”的有8个方面，用“宁……将……”句式蝉联成文，“宁……”和“将……”这一对问句在内容上先褒后贬，正反对比，因而是非取舍，昭然若揭。一、三、五问以德行相问，肯定了屈原忠于君国、正道直行的品格，否定了随波逐流、从俗富贵的人生；二、四问以行事为问，歌颂了屈原宁愿隐居田亩、躬耕自全、超然世外、返朴归真，也不游说诸侯、出仕他国、奉颜承色、谄谀献媚的执着的爱国情感；六、七、八问则彰明屈原“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心神远举、志行昂昂，而不与世沉浮、随从流俗、苟且自安的心志。而最后通过郑詹尹回答屈原的“用君之心，行君之意”两句话，更突出了这一主题。屈原是为了宗国、为了理想、为了人格而献出宝贵生命的，他的“心意”在其作品中均有明确表示：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

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九章·涉江》）

万民之生，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九章·怀沙》）

忠君爱国、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这就是屈原的“心意”，本篇让屈原依自己的“心意”行事，体现了楚国人民对屈原的正确理解，也反映了屈原精神的巨大感召力量。

《渔父》的背景是屈原第二次流放江南时期，“它通过对话的形式，从两种不同思想意识的对比，表现了人们对屈原沉湘自杀这一历史悲剧的深刻理解”（马茂元《楚辞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224）。在士阶层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是他们固守的信条，即使像孔子那样标举经世致用、一生充满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精神的人，也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达”是他们共同的人生理想，“隐”则是他们对现实态度的一种特殊方式。春秋战国时代，正是孔子所说的“无道”之时，政治混乱，各种矛盾极为尖锐。因此，在当时的士人那里，形成了两种思想意识的交锋，一种是佯狂若愚、玩世不恭、逃避现实的隐遁意识，具有这种思想意识的士人不满于现实，但他既不想沉溺现实、随波逐流，又不愿献出才智、引火烧身，因而只能远离社会，寻找“世外桃源”。楚国中这类人物很多，孔子游楚时遇见的《论语·微子》中的接與、《韩非子·解老》中的詹何、《韩诗外传》中的北郭先生等都是楚人。本篇中的“渔父”也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他们希望保全自己的独立人格，却以牺牲理想、放弃追求为代价。另一种是愤世疾俗、积极用世、不惜任何代价以济世的进取意识，具有这种思想意识的士人认识到了现实的黑暗，但又不愿同流合污、被黑暗同化，因而他们满怀理想、力求冲破黑暗，使黑暗的现实早日露出一点黎明的曙光。但时代与环境决定了他们只能在人生舞台上演出一场场雄壮的历史悲剧。屈原便是他们中的杰出典范。《渔父》在“屈原既放，游于江潭”的背景之下展现了两种思想意识的原则分歧与激烈斗争。渔父主张明哲自保，“与世推移”；屈原则主张洁身自好，宁殉理想。两相对比，屈原坚贞不屈的意志，“伏清白以死直”的精神，表现得十分充分。

在文人系统中，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曾记载：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其中，只有宋玉有作品流传至今。从司马迁的记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宋玉生活的时代稍后于屈原；他的创作受到了屈原的直接影响，在语言运用、体制章法等方面虽然继承了屈骚的某些特点，但也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他在政治上亦不得志，比较软弱，不如屈原敢于犯颜直谏。另外，关于宋玉的经历，在《新序·杂事》、《韩诗外传》卷7、《水经注》卷28、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卷1等也有些记载，但均为零星片断而无完整的反映，其中有些过于简略，有些只是作为遗闻佚事来述说，有些则相互抵牾。经过研究整理，学术界对此已有基本一致的看法：他生于楚怀王末年，长于言谈，善文而识音，通过友人的引荐仕于襄王时期，襄王只爱其才辩，使之作文助兴，附会风雅，但并不重用他。宋玉一生颇不得志，到考烈王之世，被迫弃官而流落他乡。

宋玉杰出的才思和不平的遭遇，成就了他的文学创作。他一生留下了许多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为16篇，其中只有《九辩》一篇属于楚辞，其余均为散体赋。

《九辩》是宋玉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九辩》本是远古的乐曲，传说夏启从天帝那里将它和《九歌》偷下了人间，这在《离骚》、《天问》中都有记载。《离骚》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天问》说：“启棘宾商，《九辩》、《九歌》。”《山海经》也说：“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口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可见，《九辩》是上古流传下来的乐调。“辩”是乐曲的一个段落，《九辩》即由多组音调而合成的乐曲。王夫之《楚辞通释》说：“九者，乐章之数。凡乐之数，至九而盈……辩，犹遍也。一阙谓之一遍。”当然，宋玉只不过是借《九辩》之名，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情绪而已。

本篇继承了屈原“发愤以抒情”的传统，着意抒发了作者“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悲情。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个怀才不遇、惆怅自怜的典型形象。他有“昭昭”之忠、“皎日”之行、“耿介”之志，希望能够一展抱负，“布名于天下”，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他无时不在追慕着“先圣之遗教”，希望能够随时履行先王之“规矩”、“绳墨”；他深深感慨人生之短促，希望能够早日功成名就：“生天地之若过兮，功不成而无效。愿沉滞而不见兮，尚欲布名乎天下。”但当时楚国的社会现实更加黑暗，在上是“君门九重”，而且“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君主难以理解臣下的心；在下是“时俗工巧”，“背绳墨而改错”，“灭规矩而改凿”，到处是摇唇鼓舌，尔虞我诈。因而“骐骥伏匿而不见兮，凤凰高飞而不下”，贤能之人无法安身。面对这种状况，他常感慨生不逢时：“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狂攘。”他内心始终处于矛盾之中，进则不能，退则不忍：“君弃远而不察兮，虽愿忠其焉得？欲寂漠而绝端兮，窃不敢忘初之厚德。”在主体意志和客观形势的激烈冲突中，他常有“中路而迷惑”之感。于是他一方面仍寄希望于君心之悔悟，另一方面自己想依德直行，寻路而进。但结果是君门九重，难以相见，与君心相异，难以相知；自己也是欲行难动，壅阻重重：

专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积思，心烦憺兮忘食事。愿一见兮道余意，君之心兮与余异。车既驾兮朅而归，不得见兮心伤悲。

愿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与野草同死。愿自往而径游兮，路壅绝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驱兮，又未知其所从。

不要说诉志陈情，甚至连见君的机会都没有；他也想实现壮志，但连正直地行进一步都很困难。因而他孤独伤悲，顾影自怜，内心深处充满着无法排遣的郁郁愁情：“倚结軨兮长太息，涕潺湲兮下沾轼。慷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私自怜兮何极，心怦怦兮谅直。”“块独守此无泽兮，仰浮云而永叹”，“独悲愁其伤人兮，冯郁郁其何极？”但他不甘堕落，不愿丧志自全，因而又发出了铮铮誓言：

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处穷而守高。食不媮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

为了保持这种节操不受世俗污染，宋玉远走高飞，“放游志乎云中”，逍遥自乐，缄口不言。然而，身为忠直之士，尝蒙君王恩泽，使他思君恋国，无法割舍对君国的眷怀之情，去不是，留也不是，从而陷入更深的悲苦境地。

总之，篇中所表现出的以诗赋抒情志、叙经历、叹遭际的特点，抨击时政、存君兴国的情感，惜时叹逝、坚持节操的品格等等，都与屈原作品的精神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尽管与屈原相比，无论是追求理想的执着，还是与邪恶斗争的坚决上，宋玉的思想境界都难与之齐肩，但他毕竟表现出了一个失职贫士之志和封建时代文人的普遍不幸，因而他的思想情绪往往能够引起历代落魄文人的共鸣，千载之下，常有知音。

在艺术表现上，《九辩》也受到屈原的直接影响，在用词、造句、语气、创作手法等方面，宋玉有意识地学习屈原的《离骚》、《九章》，甚至有模拟、袭用的痕迹。但在总体构思、抒情方式、语言运用、章法结构等方面，宋玉也着意创造，从而使《九辩》表现出与屈骚不同的艺术风貌。其发展与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情感抒发的物我为一，情景交融。诗人善于通过对环境气氛的渲染，对典型景物的描写，表达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感受。在作品中，与抒情主人公幽怨哀伤的感情相融合的是萧瑟冷落的秋景。秋天，虽然丰收在望，可以给人以收获的充实之感，但又是“肃杀寒凉，阴气用事，草木零落，百物凋悴之时”（朱熹《楚辞集注》本篇注语），那萧瑟的秋风、凋零的草木、结为霜的白露，总之整个大自然冷落寂寞的景象，最容易触动人们的忧愁情绪。因而古人有言：“秋之为言愁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最早将愁情与秋景联系在一起的，当首推《诗经》。《召南·草虫》的“喓喓草虫，趯趯阜螽”，写女主人公听到秋虫鸣叫而忧思弥烈；《秦风·蒹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把主人公求爱人而不得的情绪烘托得更为凄清婉转。但在《诗经》中，这种诗句只作为一种兴象（由唐人殷璠提出，指诗人的情感、精神对物象的统摄，使之和诗人心灵的颤动融为一体，从而获得生命、具有个性和活动）发挥着它的艺术作用。在屈赋中，景物描写也曾以极优美的笔墨加以点染，如《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而在《九辩》中，悲秋则发展成为贯穿全篇的主旋律，它成为引发并进而表现诗人由“失职”、“羁旅”而引起的孤单凄凉、空虚惆怅之情的重要手段：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怳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廱廱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漠而无声。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

诗人生活的襄王、考烈王之世，楚国日益衰落，灭亡之势已不可挽回，正如秋之来临，杳无生机；诗人自己则老而无成，无所建树，此时又失职而远走他方，正如秋风之中的落叶，不知将飘零何处。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对自己前途的感慨可以说长久地缠绕着诗人的心，此时由于秋气的触发，又借着对秋气的悲叹抒泄出来。因此，这里的“秋气”已经是楚国当时社会背景的写照，是诗人自我命运的缩影。而对于悲秋的描写，便蕴含着诗人对时代、社会和个人命运的无限悲慨。诗人善于抓住具有特征性的事物进行描写，因而凉风萧瑟、草木凋落、天高气清、北燕辞归、寒蝉无声、群雁南翔、鹍鸡悲鸣、蟋蟀宵征等等构成了一幅凄清孤寂的秋景图。而这种景物又与诗人的仕途失意、生不逢时之感，壮志难酬、迟暮无成之悲，失职遭遣、羁泊他乡之苦交融在一起，创造出了一个凄凉惨淡、感人肺腑的艺术境界。正由于本篇以因秋兴感的抒情方式抒发了自己的悲情，所以鲁迅先生才说它“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

其次是艺术表现的回环往夏、多方展现。《九辩》的写景与抒情都具有细致刻绘、反复渲染的特点。写秋景，作者开篇首先发出富于感染力的强烈感叹：“悲哉！秋之为气也。”接着从总体上描绘秋景的典型特征：“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然后诗人通过“远行”、“送归”、“登山”、“临水”时那种凄怆的感受写照秋气的凄神寒骨，通过天上、地下的描绘显出秋天的空旷寂寥，通过各种富于物候特征的事物的铺写突出秋天的凄清孤寂，通过对草木的摧残写出秋气的凛冽肃杀。这些描写由于和抒情主人公的情绪结合在一起，因此使人不仅没有感到琐细和重复，反而体会到诗人悲秋情绪的浓重。写悲情，诗人开篇即以“悲”字统领，奠定了全篇的感情基调；接着以“远行”、“送归”、“登山”、“临水”四方面加以渲染，潘岳《秋兴赋》曰：“夫送归怀慕徒之恋兮，远行有羁旅之愤。临川感流以叹逝兮，登山怀远而悼近。彼四戚之疚心兮，遭一途而难忍。”抒情主人公却四难俱全，其情可知！然后，诗人又反复陈述己志之磊落、遭遇之不公，反复申说思君而难见、奸佞之横陈，反复渲染老冉冉其将至、惆怅而私自怜。抒情主人公的忧心与信念、焦虑与追求，被反复交替地加以咏叹、加以渲染，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诗人复杂而不平静的内心世界。

再次是语言运用的参差变化、错落有致。从语言运用的特点看，比起屈原的作品，《九辩》的句式更灵活，更富于变化，而且带有散文化的趋向，屈赋的句式比较整齐，或以四言为主（如《天问》），或六、七言相杂（如《离骚》），《九辩》则参差错落，有二言的，如“悲哉”；有三言的，如“萧瑟兮”；有五言的，如“蓄怨兮积思”；有六言的，如“哀蟋蟀之宵征”；有七言的，如“惆怅兮而私自怜”等等。句式多变，长短错落。语气词“兮”字的运用也十分灵活。屈赋每篇中的“兮”字大致有一定位置，有的放在单句尾，如《离骚》；有的放在双句尾，如《九章·橘颂》；有的放在句中，如《九歌·云中君》等。而《九辩》一篇兼有句尾、句中两种用法，如“皇天平分四时兮”，用于句尾，这是基本句式，“私自怜兮何极，心怦怦兮谅直”则用于句中。另外，《九辩》的用语具有散文化的倾向，这表现在一是多用“之”、“而”、“以”等虚词，二是以“悲哉！秋之为气也”之类散文句式入诗。因此，本篇的语言和节奏都极为灵活自由，造成一种起伏迭宕、回肠荡气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