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的名称来源与文体来源

我们认为这里有两个易于混淆的问题，一是赋的名称，二是赋的文体。

中国文学史上，确实有先有民间创作、继而传之文人士大夫并使之光大的规律，如诗是先有民间歌谣、然后才有文人诗，词是先有曲子词、然后才是文人词，小说是先有民间故事、然后才是文人雅集与创作。但赋之创作有其特殊性，不一定先有民间的赋。“赋”之命篇，最早开始于荀子。荀子作为战国时代儒学之集大成者，对此前儒家经典著作十分熟悉并有着颇为深透的研究。因而在《荀子》一书中，我们看到，他可以随手征引儒家经典《诗》、《书》、《礼》之语，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其《乐论》与《乐记》也多有互相发明之处。因而荀子取《诗经》六义之“赋”以名篇，用《诗》赋法铺陈的主体特征应这种写法之特点，亦为可能。故而主要在文人中流传，被称为雅文学。俗赋则是后来的产物，属于讲唱文学，后来还有一种故事赋，也是俗赋之一种。

辞赋的文体来源则是综合的，我们赞同多源说。这种综合性文体的产生，是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的。

先秦至汉代文化的发展与这一阶段的历史发展有相似的地方，就是由“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自是而相非”的多歧局面，朝着相互吸收、彼此融合的多向文化结构发展。

辞赋产生的战国时期，诸侯间的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反映在学术文化上出现了“诸子之言，纷然淆乱”的多歧局面。到了战国后期，随着社会统一的深入人心，中国文化也开始打破“自是而相非”的局面，朝着相互吸收、彼此融合的多向文化结构发展。在当时，称雄诸侯的有七国，但真正能够左右形势的是齐、楚、秦三国。它们都有完成统一的可能性，而在文化上它们都表现出一种融合性的特点。齐威王、宣王至襄王尊文学，召揽游说之士，威王时又建立稷下学宫，此后稷下成为一时学者荟萃的中心，田骈的均齐论，环渊的贵清论，宋钘的形名说，邹衍的五德终始说，都在这里展开争鸣，从而使齐文化富于综合的色彩，《管子》就是齐文化综合性的直接成果。楚文化“熔夷夏于一炉”，它的发展始终走着“师夷夏之长技而力求创新”的道路。秦文化则与楚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等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秦统一前两年成书的《吕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以道德为准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东汉高诱《吕氏春秋序》），不仅是秦文化综合性的反映，而且为先秦综合的文化趋向树立了一座里程碑。

中国文学的辞赋艺术就出现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以公认的汉大赋先导的荀赋而言，它在全篇采用假设问对体、运用铺排手法、语言韵散相间、旨在讽谏等方面，与其说是楚文化或齐文化的产物，不如说它是战国后期文化综合性的反映，是在综合性的文化氛围里把一些有益的手法拿来为我所用而形成的新型文体。当然，由于社会的分裂，现实没有提供给当时人更广泛融合从而完备这种形式的机会，因而无论从文化体系讲还是就赋体本身说，这种综合都显得格外粗糙。秦的统一第一次使这种融合成为可能，然而秦的寿命太短，文化的融合终于没有形成大势。

继亡秦之后，汉代第一次在更广阔的范围上实现了专制大一统。国家的统一带来了政治局面的稳定，再加上统治政策的得力，因此文帝时已出现“海内殷富”的局面，生产极大发展，经济空前繁荣。民族的精神、活力得到了充分的恢复，也得到了充分的弘杨。这确实是一个产生了“非常之人”、出现了“非常之事”、建立了“非常之功”的时代。“崇论闳议，创业垂统”成为时代风尚。反映在文化上，汉代自觉地“弛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以其雄浑的气魄与阔大的模式融合各种文化于自己体系中，从而使其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如果说《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等是在对诸子学说的评述中自觉不自觉地求得斗争中的统一，那么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对各家的分析已明显表现出汉代文化的自觉综合。这在当时许多思想家的体系构成中都有所表现。贾谊的思想具有儒、法、道兼容的色彩，刘安撰《淮南子》明称“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董仲舒的“天人宇宙论图式”也是融合各家之长建立的体系。而武帝时实行的“罢默百家，独尊儒术”实质上是结束纷争而建立综合性的思想体系的历史要求与愿望的反映与自觉（参阅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秦汉思想简议》，人民出版社，1986；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因此，汉宣帝才以“霸王道杂之”概括“汉家自有”的“制度”（《汉书·元帝纪》）。

政治的大一统促进了经济的大繁荣和思想的大融合，而思想的大融合又必然在文学上表现出来，汉大赋就是在这方面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就。从艺术自身方面来讲，空前扩大的疆域版图、无比辽阔的现实空间、日渐安定的政治局面……这一切在赋家的头脑中构成了一幅色彩斑谰、广阔无垠的画面。他们希望把它描绘出来，但又苦于传统形式不能容纳他们的现实，不能传达他们的审美理想，因此便把思维的触角伸向先秦文学的一切领域，并让各种样式的特长、各种修辞技法的成果等等在他们的价值观念上聚焦。因此，汉大赋也具有了综合性的特点，呈现出规模宏大、气势雄浑的艺术风貌。

从文体的特征看，它既有诗的句法整齐、音节浏亮等特点，又有先秦散文对问式结构、排比对偶句式等特点。与诗相比，它能够用迂徐舒缓的形式表现更广阔的生活场景；与散文相比，它具有更特殊的形式美。它是诗的散文化和散文的诗化。当然，这种综合型体式集诗、文于一身，显得格外浑沦，并由此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分歧。但在赋家看来，不如此就不能表现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就不能表现他们“以大为美”的审美理想。

从表现方法上看，章学诚曾提出“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的论断，认为赋在表现上的“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章氏从较为广阔的艺术传承上探索大赋艺术的形成机制，具有开拓性意义。但它失于绝对和片面，故其结论尚显狭隘。其实，汉大赋在表现手法上也是全面吸收了先秦文学的一切样式包括古代神话、《诗经》、辞赋、寓言、散文之长而呈现出一种综合性的。具体来讲，它往往继承先秦文学中的对问形式，“假设问对，以申其志”，借主客问答、对话的方式展开描叙；继承先秦文学中直铺其事、敷陈其理的方法，“敷布其义，广陈事理”，直观地表现作家的现实和理想；继承先秦文学中借助联想和想象“架虚行诡”的传统，“假象尽辞”、“巧构幻境”；继承先秦文学中八方铺陈、极力夸张的手段，排比连类，铺张扬厉，综合地多方面地表现时代精神……总之，在这全新的艺术形式里，包含着前代文学的多方面的遗传因子。

从审美观念上看，汉大赋表现出“以大为美”的倾向，但离开先秦文学中楚辞的宇宙之大、邹衍文的九州之大和庄子的自我之大以及孔孟的道德之大等等，大赋的“境界极大”也就失去了内在的逻辑性。闻一多先生说：“读司马相如《大人赋》，须知它写的是无积的大，《庄子》的大，为想象的空间的大；而《子虚》、《上林》赋是写有积的大，《天问》的大……枚乘《七发》同样是大的作品”（参阅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论楚辞》，重庆出版社，1984），都是从这个意义上作出的结论。

总之，战国末期开始的综合性的文化趋向在汉代凝聚为一种文化历史价值体系，在文学上的直接反映，就是赋体的产生与发展，并且在汉代造成了大赋的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