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赋

明代的胡应麟在《诗薮》中曾说：“赋盛于汉，衰于魏，而亡于唐。”认为唐以后赋的创作已经不值得一提。但清代的王芑孙不这样看，他认为恰恰相反，唐代的辞赋远承周、汉，近总八代，下开三代，赋的发展至此走向高峰：“诗莫胜于唐，赋亦莫胜于唐。总魏、晋、宋、齐、梁、周、陈、隋八朝之众轨，启宋、元、明三代之支流，踵武姬汉，蔚然翔跃，百体争开，曷其盈矣。”（《读赋卮言》）

说“亡于唐”，大概因为唐代的赋有的倾向于诗甚至成为“律赋”，有的倾向于散文成为“新文赋”；说“莫胜于唐”，大概也是看到了唐赋的这些创新，以及唐代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位置。其实，还是袁宏道在《与江进之》一文中说的比较客观，他说：“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张、左之赋，稍异扬、马，至江淹、庾信诸人，抑又异矣。唐赋最明白简易，至苏子瞻直文耳。然赋体日变，赋心亦工，古不可优，后不可劣。”

隋唐五代赋的发展，马积高先生在《赋史》中提出分四个阶段（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55—257），与唐诗发展的轨迹相近而不完全相同，这是合乎其发展实际的。

第一阶段，隋到唐睿宗时期（589—712）。这一时期，延续着南朝赋的创作风气，形式以骈赋为主，内容以抒情、咏物为主。如骆宾王《荡子从军赋》：

胡兵十万起妖氛，汉骑三千扫阵云。隐隐地中鸣战鼓，迢迢天上出将军。边沙远离风尘气，塞草长萎霜露文。荡子辛苦十年行，回首关山万里情。远天横剑气，边地聚笳声。铁骑朝常警，铜焦夜不鸣。抗左贤而列阵，比右校以疏营。沧波积冻连蒲海，雨雪凝寒遍柳城。

若乃地分元徼，路指青波。边城暖气从来少，关塞寒云本自多。严风凛凛将军树，苦雾苍苍太史河。既拔距而从军，且扬麾而挑战。征旆凌沙漠，戎衣犯霜霰。楼船一举争沸腾，烽火四连相隐见。戈文耿耿悬落星，马足骎骎拥飞电。终取俊而先鸣，岂论功而后殿？

征夫行乐践榆溪，倡妇衔怨坐空闺。蘼芜旧曲终难赠，芍药新诗岂易题？池前怯对鸳鸯伴，庭际羞看桃李蹊。花有情而独笑，鸟无事而恒啼。荡子别来年月久，贱妾空闺更难守。凤凰楼上罢吹箫，鹦鹉杯中休劝酒。同道书来一雁飞，此时缄怨下鸣机。裁鸳帖夜被，薰麝染春衣。屏风宛转莲花帐，窗月玲珑悲翠帷。个日新妆始复罢，只应含笑待君归。

这篇赋写的是征夫的从征苦难和离别相思，是现存辞赋中第一篇描写边塞生活的佳作。本赋采用了庾信经常使用的骈体赋的形式，以五、七言为主干，以四、六句相杂，上下句多对偶，隔句押韵，如果不是题目用“赋”和中间“若乃”的散体连接，这俨然一篇歌行体诗。所以清代的陈熙晋说此赋“借子山之赋体，抒定远之壮怀”（《骆临海集笺注》），体现的是由俳赋到律赋的过渡状态。这时期的赋作多具有这些特点，如王勃《涧底寒松赋》、东方虬《蟾蜍赋》等等都是如此。

第二阶段，唐玄宗到唐代宗大历时期（712—779）。这一时期，接近散文风格的文赋开始产生，受律诗影响、适应科举需要的律赋也已经逐渐形成；内容上仍以抒情、咏物为主，但反映的社会生活更加广阔，描写宫殿、典礼的大赋有所增加。

科举试赋在初唐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现存最早的应试之赋是王勃以“孤清夜月”为韵的《寒梧栖凤赋》。从唐中宗神龙以后，进士科试赋已经逐渐形成制度。历年可见的试赋篇目，如先天二年（713年）试《藉田赋》；开元二年（714年）试《旗赋》，以“风日云野，军国清肃”为韵；开元七年（719年）试《北斗城赋》，以“池塘生春草”为韵；天宝六年（747年）试《罔两赋》，以“道德希夷仁美”为韵等等，但其作大多已经亡佚。

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如李华、萧颖士、独孤及等，他们也提倡写古文，但有时也把魏晋作“古”看待，对曹植、王粲、张华、皇甫谧、潘尼等人的创作也格外推崇，因而他们的赋中既有骈俪的成分，又经常运用散文的句法和气势，而且描写生动具体，文字通俗平易，成为一种新文赋。如李华的《含元殿赋》，这是在汉代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和三国魏何晏《景福殿赋》之后又一篇著名的宫殿之赋，作者按时空顺序，铺写含元殿的结构、绘饰、四时景观、节候变化等等，既努力学习汉代大赋的散体句式，又留有魏晋南北朝时期骈赋的特征。《唐语林》曾经记载：

华作赋云：“星锤电交于万绪，霜锯冰解于千寻。拥梯为山，攒杵为林。”颖士读之，谓华曰：“可使孟坚瓦解，平子土崩矣。”幼几曰：“未若‘天光流于紫庭，测景入于朱户。腾祥灵之黯霭，映旭日之葱茏’。”华曰：“某所自得，唯：‘括万象以为尊，特巍巍于上京。分命征般石之匠，下荆、扬之材，操斧执斤者万人，涉碛砾而登崔嵬。’不让《东》、《西》二《都》也。”时人以华不可居萧、贾之间。

萧颖士、贾幼几赞美的是赋中的骈句部分，而李华自己欣赏的是类似汉大赋中散句的部分。实际上，这种骈散语言的间杂运用，正是文赋的基本特征。

这时期是唐代诗歌创作的高峰，诗人辈出，而当时的著名诗人不少兼作辞赋，并且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王维、李白、杜甫的赋，倾向于散体。如王维的《白鹦鹉赋》“笔意高隽”（李调元《赋话》），以鹦鹉依靠皇家为违背其本性，表现出向往自由的精神；虽用五韵，但多散句。李白的《明堂赋》写宫殿，《大猎赋》写田猎，都是上承汉代大赋体制，正如祝尧所说：“太白《明堂赋》从司马、扬、班诸赋来，气豪辞艳，疑若过之……《大猎》与《子虚》、《上林》、《羽猎》等赋首尾布叙，用事遣词，多相出入。”（《古赋辨体》卷七）李白的《大鹏赋》以大鹏自喻，抒发了他摆脱尘俗、自由翱翔的豪迈气概，虽近骚体，然多散句。李白的《惜余春赋》、《愁阳春赋》、《悲清秋赋》、《剑阁赋》既有骚体、骈赋的情韵，又有散文的气势，句式也不拘一格。高适、岑参、王昌龄的赋，倾向于骈体，如高适的《鹘赋》、岑参的《怀旧赋》等。刘长卿、元结等的赋作，倾向于追求古奥，钱起的创作则均为律赋。

第三阶段，唐德宗到唐穆宗长庆时期（779—824）。这一时期，文赋有较大发展，律赋定型和成熟，名家辈出，唐赋的创作达到高峰。

这时期，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唐代古文运动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倡导恢复先秦两汉之古文而反对齐梁骈俪之近体，不仅成为散文创作的风气，也影响到了辞赋的创作。取法先秦两汉辞赋，排斥魏晋齐梁骈赋，是这些古文家创作的辞赋所具有的共同特征。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是其中的代表作家。

韩愈的赋往往句式比较整齐，但一句一意，前后相接，而不是两句相骈或数句一意。如《别知赋》是一篇送别之赋，以散文的笔法抒发知心朋友之难得、朋友来访之欢心和离去之悲哀，以六字句为主，间以一七字句、一八字句，句意前后相衔，风格简洁舒朗。

柳宗元是整个唐代辞赋创作成就最高的作家，近30篇的辞赋创作体式多种多样，有骚体赋，如《梦归赋》、《囚山赋》等；有诗体赋，如《瓶赋》、《牛赋》等；有文赋，如《骂尸虫文》、《起废答》等。其骚体赋深得屈骚精神情感和表达方式的精髓，宋代严羽就说：“唐人唯子厚精于骚学。”其诗体赋往往托物喻志，多有寄托。其文赋则就某个主题，或揭露，或讽刺，或颂扬，或赞美，句式长短不一，自由灵活。如《骂尸虫文》：

来，尸虫！汝曷不自形其形？阴幽诡仄而寓乎人，以贼厥灵。膏肓是处兮，不择秽卑。潜觑默听兮，导人为非。冥持札牍兮，摇动祸机。卑陬拳缩兮，宅体险微。以曲为形，以邪为质。以仁为凶，以僭为吉。以淫谀诬为族类，以中正和平为罪疾。以通行直遂为颠蹶，以逆施反斗为安佚。谮下谩上，恒其心术。妒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窃出。走谗于帝，遽入自屈。幂然无声，其意乃毕。求味己口，胡人之恤！彼修蛔恙心，短蛲穴胃。外搜疥疠，下索瘘痔。侵人肌肤，为己得味。世皆祸之，则惟汝类。良医刮杀，聚毒攻饵。旋死无余，乃行正气。汝虽巧能，未必为利。帝之聪明，宜好正直。宁悬嘉飨，答汝谗慝。叱付九关，贻虎豹食。下民舞蹈，荷帝之力。是则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灭汝之精。蓐收震怒，将敕雷霆。击汝丰都，糜烂纵横。俟帝之命，乃施于刑。群邪殄夷，大道显明。害气永革，厚人之生。岂不圣且神欤！

祝曰：尸虫逐，祸无所伏，下民百禄。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虫诛，祸无所庐，下民其苏。惟帝之德，万福来符。臣拜稽首，敢告于玄都。

这是一篇寓言性的讽刺小赋，表面上讨伐传说中的“尸虫”，实际上是揭露、批判现实中那些专门窥探别人微小失误而加以谗毁的政治小爬虫。这篇赋，前有序，后有“祝”，是散文体的结构；语言形式上，以四言居多，又间以一言、二言、三言、五言、七言、八言，句句为意，前后连属。

刘禹锡的赋有的咏叹历史事件，如《山阳城赋》就是咏叹汉献帝山阳城废墟之作；有的抒写个人的升沉哀乐之思，如《砥石赋》写于贬谪期间，以宝刀锈蚀须经砥石磨砺才能再现本质，说明人也应自我砥砺、经常打磨；有的描写景物，如《秋声赋》状写清秋之景，寄托“孤愤”之情，表达昂扬之志。他的赋说理性较强，句式自由，颇得散文之气。

此外，欧阳詹的《将归赋》、吕温的《由鹿赋》、李绅的《寒松赋》、杨敬之的《华山赋》等等，也都是文赋中的名作。

科举考试是否考诗赋，在唐代颇有些曲折。《唐摭言》卷一“试杂文”篇记载：“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刘思元奏请加试帖经与杂文，文之高者放入策。寻以则天革命，事复因循。至神龙元年方行三场试，故常列诗赋于榜中矣。”神龙是唐中宗年号，神龙元年是公元705年，可见至迟在唐中宗时期已经实施试赋。但在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曾经停止过，不久后恢复；至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年）又一度停止，第二年又恢复。试赋开始是骈赋，不久之后都是律赋，这也促进了写作律赋的风气，正如李调元《赋话》中所说：“不试诗赋之时，专攻诗赋者尚少。大历、贞元之际，风气渐开；至太和八年，杂文专用诗赋，而专门名家之学，樊然竞出矣。”这时期出现了元稹、白居易、李程、王起、蒋防等不少律赋作家。律赋主要用于试赋，因而其内容都是符合专制政治和道德要求或歌功颂德的，“命题皆冠冕正大”，形式上讲究对偶和限韵，文辞讲究雅正。如李程《日五色赋》（以“日丽九华圣符土德”为韵）颂扬唐朝君主功德隆盛，开篇两句“德动天鉴，祥开日华”，既典雅肃穆，又切题韵，因而曾称誉于一时。王起的《庭燎赋》（以“早设王庭辉映群辟”为韵）歌颂王者之尊，典雅而清丽，华赡而威重，被称为律赋的压卷之作。蒋防的《姮娥奔月赋》（以“一升天中永弃尘俗”为韵）赞美嫦娥奔月，超尘脱俗，多方铺陈而对仗工整。

在律赋作家中，元稹和白居易是比较突出的。他们能够在律赋的格式之中，都有些新的创造：“驰骋才情，不拘绳尺，亦惟以元、白为然。”其创造性表现在，白居易常常有清新的长句，元稹则多典雅的巨制。对此，李调元在《赋话》中说：“律赋多用四六，鲜有作长句者，破其拘挛，自元、白始。乐天清雄绝世，妙悟天然，投之所向，无不如志；微之则多典硕之作，高冠长剑，璀璨陆离，使人不敢逼视。”如白居易《鸡距笔赋》（以“中山兔毫作之犹妙”，任不依次用），鸡距笔因形如鸡距而名，作者抓住鸡距与笔的关系而发挥，最后突出鸡恃距而争雄、儒任笔而成名。文句参差错落，多有长句，如“一毛不成，采众毫于三穴之内；四者可弃，取锐武于五德之中”、“辍翰停毫，既象乎翘足就栖之夕；挥芒拂锐，又似乎奋拳引斗之时”等等。再如《赋赋》（以“赋者古诗之流”为韵）：“雅音浏亮，必先体物以成章；逸思飘飘，不独登高而能赋……掩黄绢之丽藻，吐白凤之奇姿。振金声于寰海，增纸价于京师。则《长扬》、《羽猎》之徒胡为比也，《景福》、《灵光》之作未足多之”，本身就是“华而不艳，美而有度”的。元稹的赋则一般篇幅比较长，如《观兵部马射赋》（以“艺成而动举必有功”为韵）写驰射比赛，场面宏伟，气势豪迈，写法上也是一驰一射，交织错综，正如李调元所评：“子山马射分叙（指庾信的《象戏赋》），此则马射夹写，能使争先斗捷之态跃露纸上，精锐处殆欲突过前人。”

第四阶段，唐文宗到五代时期（825—960）。这一时期，律赋的创作不仅仅是为了应试，而且形成了一种习惯、一种风气。因此人们不仅仅以此适应功名，而且把它用来表现现实生活，抒发切身感受。于是律赋的创作不仅作家有所增加、作品有所增加，而且其题材内容有了一个不小的改观。

一是对于社会腐败与黑暗的揭露与批判增强了。如上所述，此前律赋的内容主要是歌功颂德和粉饰太平，而此时的律则有些揭露了统治者的残酷、暴虐和社会的不公，如徐寅的《过骊山赋》写秦朝酷烈的专制统治，《寒赋》把帝王之“寒”与战士之“寒”、农夫之“寒”与儒者之“寒”加以对比，表现出对下层人物的同情。

二是表现悲观失望的感伤增多了。由于唐王朝逐渐走向末世，五代又纷乱不已，时代的悲音自然在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如黄滔《明皇回驾经马嵬坡赋》：“日惨风悲，到玉颜之死处；花愁露泣，认朱脸之啼痕”、《馆娃宫赋》：“恨留山鸟，啼百卉之春红；愁寄陇云，锁四天之暮碧”，都表现出末世悲沉的情怀，而五代的试赋连格调都显得萎靡不振。

三是表现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内容增加了。有的是歌颂古代的豪侠与游士，如宋言《渔父辞剑赋》写渔父渡伍子胥奔吴之事，《效鸡鸣度关赋》写孟尝君门客效鸡鸣使孟尝君得以逃出秦国之事。有的咏叹历史，暗寓教戒，如徐寅《勾践进西施赋》、黄滔《馆娃宫赋》都是以吴国覆亡暗寓教训。以唐玄宗和杨贵妃事讽喻时世，也是晚唐律赋的一个主题，如黄滔《明皇回驾经马嵬坡赋》、徐寅《过骊山赋》、王棨《玄宗幸西凉府观灯赋》均为其作。

四是开拓了一些新的题材内容。如写爱情的内容，例王棨的《离人怨长夜赋》、白敏中的《息夫人不言赋》；写风景的内容，如王棨的《江南春赋》、周针的《海门山赋》；写私家楼阁的内容，王棨的《白雪楼赋》首开其例，尚有王泠然的《薛家竹亭记》；写神话的内容，如周针的《羿射九日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