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历史发展次序，以时代论赋体

元代祝尧的《古赋辨体》选录楚辞以来两汉、三国、六朝、唐、宋各代辞赋，每朝数篇，概括为楚辞体、两汉体、三国六朝体、唐体、宋体，以辨其体格。

他认为，楚辞体“情形于辞而其意思高远，辞合于理而其旨趣深长”，虽然“初不正名曰赋，然赋之义实居多焉”，它的体制、句式等等也多为后代赋家所借用。他认为“两汉体”是汉代人“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又取《骚》中赡丽之辞以为辞”所创造的一种新的形式。它包括“俯就骚律”的贾谊赋，长于叙事的司马相如、王褒赋和“长于说理”的扬雄赋，其中的一些代表作如《上林赋》、《两都赋》、《长门赋》等等，都是“古诗之义犹有存而或可则”的佳作。他认为“三国六朝体”追求的是语言新奇、用字巧艳、联对精工、音韵谐和，由于过分追求形式的要素，因而确实疏于长情与深味，所谓“辞愈工而情愈短，情愈短而味愈浅，味愈浅而体愈下”。在祝尧看来，“三国六朝体”已重俳律，走向骈化，而“唐体”更是“句中拘对偶以趋时，字中揣声病以避忌”，律赋多而古体少。“宋体”主要有俳体和文体两种基本形式，这时的俳体更加重视声律、用典、排偶、双关，并推向极致；文体则多议理，多虚字。

这种分类，虽然把一个时代的作品统称为一体，没有对各类赋进行具体辨析，无法真正体现各类赋的固有特色，给人以笼统之感，但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反映了辞赋文学的发展变化，而且对某一个时代辞赋的创作概况，以及它与前后时期的多种联系，提供一个清晰、完整的轮廓。因此，它有助于了解辞赋文学的发展历史，也为后代“赋史”类著作的编写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马积高的《赋史》便按照“先秦辞赋”、“汉赋”、“魏晋南北朝赋”、“唐五代赋”、“宋元赋”、“明清赋”的次序分章论述（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郭维森、许结的《中国辞赋发展史》则以辞赋发展的兴衰演变立题，并直接对应各历史时期：“肇始化成期——先秦至汉初辞赋”、“光大鼎盛期——西汉中至东汉末辞赋”、“拓境凝情期——魏晋南北朝辞赋”、“蓄流演变期——唐代辞赋”、“仿汉新变期——宋、金辞赋”、“仿唐蜕化期——元、明辞赋”、“形胜旨微期——清代辞赋”（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