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花器知多少？
人类最初应该没有特别的为适合花而制作的器物。当人们将一枝花放到某种器物里时，花器也就产生了。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有系统、有创意、有明确目的的春秋时代璀璨的青铜文化中，有祭器、酒器、食器、武器。其样式、名称可以说数不胜数，但却没有花器的明确记载。这一是说明当时没有采摘自然花卉插到器具中欣赏的习俗。另一方面说明，如果有插花的需求也没有必要为之专门制作器物，因为可以盛水的器物都可以插花。
从古来的记载中，曾经被作为花器的人造器物种类有囊、觯、壶、觚、尊、瓶、盘等。从器型种类上看，这已经极为丰富。这些器物虽然被用来插各种不同的花卉，但却没有一个器物叫花器。
中国明代的張谦徳（1577-1643）所著《瓶花谱》中，对插花所涉及的要谛作了精炼的叙述。从中可以窥测到当时中国社会赏玩插花的品味及风尚。其中在首篇[品瓶]中，对选择花器作了陈述：“凡插贮花，先须择瓶：春冬用铜，秋夏用磁，因乎时也，堂厦宜大，书室宜小，因乎地也，贵磁、铜，贱金、银，尚清雅也，忌有环，忌成对，像神祠也，口欲小而足欲厚，取其安稳而不泄气也。”对铜及瓷质器物在外观、功能、甚至尺寸上都有详细记述。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唐、宋、元的宫廷文化及佛、禅思想致使到了明代也还遗留着巨大的影响力。对于花器的选择及品评，是以铜、瓷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主流品味为基准的。
花只在被选择后才带有思想，器则从当初就是为了某种目地而思想出来的。
花是自然的，器却是人工的。器因为有了花才自然起来，才具有了生命力。
这种天、人的结合，是人类向往自然又强调自尊的美好追求。
“借花献佛”应该是日常听得最多的关于花的成语。说明在古时花用来礼佛是很普遍的行为，从中也引申出人、花、宗教的关系。
在日本，禅院为顶像供花最早使用的是古铜花器，其中包括尊、罍、觚、壺、瓶等器型。镰仓时代由禅僧及随伴商人从中国带回的这些器物被通称为[唐铜]或[胡铜]。这些属于[真]格的唐物大都保留着青铜器精致得过剩的装饰，广为幕府将军及王公贵族尊捧。
日本茶道中使用的花器，无例外的也是以[真、行、草]来区分格式。
产于中国唐宋元时代的古铜、青瓷材质的花器被划为[真]格。其形制工整、制作精致，品相庄重，象征高雅、尊贵、庄严。
以同样的材质，在日本生产的模仿中国的[真]格器物被划为[行]格。在选材、色釉及整体效果上追求真格的端庄型制。
将在日本生产的，以竹木、陶瓷材质制作的器物划为[草]格。特征是做工随意、无一定之规，充满天然、逸脱、自由的趣韵。
到了桃山时代，由千利休倡导的以草庵风格为代表的[草]格茶道具已经逐渐成为茶室的主要角色，对真格器物的样式选择自然也受时代风潮的影响而由繁琐华丽趋于简朴。据《山上宗二记》中记载，这一时期的茶会中使用的名物古铜花器，已经只有简练的长颈细口无耳的造型。
随着茶汤的渐渐成熟，对茶道具的要求也越加具体、明确。此时千利休在茶事中开始更多的使用日本国内制做的具有明确针对性的陶制及竹制茶道具，包括花器。角色明确的和物已经渐渐取代了以代用品为特色的唐物而成为茶事的主导，展开了新时代茶道具的大汇演。
真格花器[唐铜经筒]
行格花器[船型钓铜花器]
草格花器[竹篮]
花器是直接参与展示茶花魅力的媒介。
至今为止被茶人作为花器的素材有银、古铜、铁等的金属类；以唐物及朝鲜系、东南亚系、荷兰为代表的欧洲系的陶瓷类；由竹、藤制作的篓、笼为代表的竹木类；还有漆木类、玻璃类等等。
因每一种材质都具有独特的可加工性而被做成各种造型。每个器物又因口、耳、足及胴体等部位的装饰产生造型特色。进而又被划分成复杂、简练、华丽、古朴等风格。
这些不同材质、造型、特色及风格成了选择花器的判断基准，也给插花创造了无限的可能性。
日本很多地方特别是京都周边自古盛产竹，在各种日常生活用器物、建筑材料中使用竹材非常普遍，竹工艺也非常发达。
千利休作为天下第一的大茶人，自然不可能自己上山采摘花草，必然要依赖熟悉山林野草及专业的养花之人。自古走山的人身背竹篮藤篓采摘草药野菜是很正常的，谁能否认千利休在某一个早晨看到这些山里人身背一蓝花草的背影而联想到借花献佛呢？
千利休削竹为器插花已经成为日本茶道史中的经典故事。
日本天正18年（1590）3月，正在趋于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丰臣秀吉将小田原的北条氏围困起来。一同随军的千利休于休息期间在伊豆的韭山伐竹削成三个花器，被记载为竹筒花器的发端。这三个竹筒将利休追求的禅茶境界具现化，被后来流传为［名物三筒］。
此外利休还将扑捉鳗鱼的竹笼、采山菜的竹篮、装木炭的竹筐以及干葫芦用作花器。
抛开工整庄重而追求无造作的自然，千利休为的是什么呢？
在茶的空间里，花器本身也是一种精神象征。
从一节竹可以想像到一片竹海，也昭示着茶人凛然的气节。
日月风雨产生的自然斑驳、最大限度抑制下的人工雕琢留下的痕迹，这些不正吻合随其自然的禅理吗？
利休爱用竹篓花器（桂川鱼师用鱼篓）桃山时代 香雪美术馆藏
挂在茶室中柱上的竹制花器
在千利休的心目中，也许一节自然的竹筒比起端庄厚重的唐铜更具有自由的精神，更容易与草庵茶室内外质朴的空间融为一体。他不但将竹木制花器置放在茶室的壁龛地面，还将之挂在壁龛傍的床柱上，在茶室开启了耳目一新的空间景象。
自此，茶花在茶室中有了更为自由的空间。
不论是置放在壁龛地面还是吊挂在床柱上，为了取得最佳的视觉美感以及与书画产生最佳的配合，花器本身的高度被制约在30公分之内。
现在，日本茶道中使用的钓、挂式花器大都是属于[草]格的竹木制笼、篓、筒、葫、舟等造型，与置放于地面的真格唐物花器相对。
虽然都根源自佛坛前的供花，花道与茶道的插花却各自追求不同的精神境界，这也明显的体现在对花器的选择上。
各个花道流派除在稽古中要求花器在造型、色釉、尺寸、组合等方面需要有一定的规范外，在创作上对花器的制约却很少。只要花与器能够在视觉形式及精神性上达到统一协调，有的花道创作作品甚至将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花器上。
茶花是茶室中烘托物我合一、一期一会氛围的重要元素。茶道中的插花虽然是茶席中的注目点，但却不是全部。花器更是以低调的姿态作为辅佐的道具。
有时因茶人的想像力及创造性，也会只将一节竹、一支花挂在壁龛代替墨迹。这时的茶花已经完全被当成一种精神性的物象而作为茶会的主题来使用。
花器作为茶道的主要道具，其在茶室空间的位置显得极为重要。
茶室作为一个小宇宙，其中任何要素的状态都会影响和左右这个空间的整体协调。而较现实中物理性质的宇宙来得更为复杂的，是人通过六感（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外加浮游于五感之上的、关联心理感觉的联觉。统称为六感）可以感受到动物所感受不到的美感。将各种内在的及外现的美感溶化在所追求的精神境界中，是茶道所具有的价值的真髓。
自古，茶人们就在茶室这个小宇宙中总结出左右六感的各种规则，其中就包括花器在茶室中放置的位置。各个时代的茶人对此都有极为肝要的记述。
《古田织部传书》中有这样的内容：
“在床的间（壁龛）置放花器有三处。这三处都是以挂轴为位置参照，为轴先、轴元、轴胁。也就是床的间（壁龛）的左、中、右。如果挂轴是横幅，那么花器就放在中间位置，如果挂轴是竖长幅，花器就应置放在左右。此外，如果床的间的地面是塌塌密的话，则上面要铺一块薄板，在上面放置花器。如果床的间地面是木板的话，花器则直接放在上面”。
千利休对此也有口传：
“茶花呈现出来的状态给人以无数的可能性。通常中型的花器应放在床的间的中央，大型花器要离两面的墙壁近些，小型的花器则要向前安置。”
这是花器应用中空间与花器的关系的真髓之言。
《宗春翁茶道闻书》中还有对竹笼的叙述：
“笼是夏天用花器。如果将笼放在床的间时，不用薄板，直接放在塌塌米上。也可以挂起来使用。如果床的间放香盒及香炉时，则不放花器。”
针对花钉也有记述如下：
“茶室中有挂花器的花钉、床的间正面中央挂花器的中钉、床柱上挂花器用的花器钉、天井上的蛭钉、还有只在正月使用的柳钉。”
“中钉的位置离地面高3尺7寸（112.1cm）”。
“在茶室天井上固定的蛭钉主要为了吊花器及吊香炉而用。小间茶室的蛭钉要钉在中心线向内1寸的位置，在大间茶室中蛭钉要钉在中心线靠外3分之1处。这内外的微小调整是为了空间及采光。
蛭钉是钩状，在使用中根据天井棚的结构及位置，钩的方向有向外、向内及内外兼有三种。
柳钉是正月挂绾柳用的专用钉，要钉在壁龛的隅柱上，离地面高度为4尺3寸[130cm]的位置。”
对于茶花所放置、吊挂的位置，历代茶人根据各种茶室的状况做了尺寸层次上的标示。这些都是根据茶室的空间结构、主客的位置、人的平均身高、最佳欣赏角度、距离、甚至光照强弱等具体感觉参数制定出来的。
虽然当时人们还没有所谓数学意义上的黄金比来进行科学性的参照，但这些钉的具体位置怎能不使人感叹它们就是东洋的黄金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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