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经籍志》

《隋书·经籍志》是唐初魏征等人奉敕编撰的《隋书》中的一篇，著录了隋代国家所收藏的各类图书，是先秦至隋学术的总汇，既反映了隋朝一代的藏书，又记载了六朝时代图书变动的情况，是继《汉书·艺文志》后，我国现存的第二部史志目录。

《隋书·经籍志》在图书分类方法上“取资于《七录》，师资于《七略》”（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同时继承了晋人李充《四部书目》的四分法，较早地运用了经、子、史、集四部类目进行图书分类。《隋书·经籍志》所采用的这种四分法，较之于《汉书·艺文志》的六分法有着明显的进步，这种分类法更为完整、更加切合实际，能客观地反映和适应当时历史条件下图书发展的变化情况，是一种更为科学的图书分类方法。因此，这种图书分类方法在此后的公私图书分类中相继沿用了上千年，成为我国古典目录分类法的主流。

从辞赋学的意义上，《隋书·经籍志》的价值在于：

首先，辞赋著录的文献学意义。《隋书·经籍志》在集部中，首列楚辞，次列别集，次列总集。每部分列集名之外，又有“叙录”，述学术沿革，条贯清晰，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

楚辞既不是别集，又难称总集，所以单列一类。这一作法最早开始于晋代阮孝绪的《七录》，但其书已不存。所以，《隋书·经籍志》虽不是开创，却奠定了目录学中的如此分类，《四库全书总目》亦为如此。“楚辞”类共收书10部29卷。

别集收录437部4381卷。其“叙录”曰：“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年代迁徙，亦颇遗散，其高唱绝俗者，略皆具存。今依其先后，次之于此。”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别集之沿革流传情况。

总集收录107部2213卷。其“叙录”曰：“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今次其前后，并解释评论，总于此篇。”这反映了“建安之后，辞赋转繁”的盛况，而其对总集编纂的记录，对不少赋集的载录，对辞赋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辞赋著录的目录学意义。由其著录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辞赋创作的繁盛，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对辞赋进行分类整理。从所收赋集来看，不仅有总集，如谢灵运撰有92卷《赋集》、崔浩撰有86卷《赋集》等等；还有类集，如《乐器赋》10卷、《伎艺赋》6卷、《献赋》18卷、《五都赋》6卷（并录张衡及左思撰）等等。

再次，辞赋著录的文学史意义。魏晋南北朝是辞赋的大发展时期，辞赋之发展，既有文士的重视与努力，也与帝王的提倡扶持有关。梁武帝既创作有《围棋赋》，又编《历代赋》10卷，宋明帝亦有《赋集》40卷。由著录可见，当时音译注本层见叠出，如“二都赋音一卷，李轨撰。百赋音十卷，宋御史褚诠之撰”，“杂赋注本三卷”等等，这说明读赋作赋者众多，史曾载左思《三都赋》出，人们争相抄阅，“洛阳为之纸贵”，看来并不一定是虚言。另外，著录中有赋图类著作“杂赋图十七卷”，虽然已亡，但可以推知这应该是某些赋作的写意图，这反映了魏晋南北朝辞赋多元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