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的“为”是做，作为。“无为”一词在《诗经》和《左传》中已出现，但都是本意，没有哲学含义。对于“无为”，梁启超早就说过，不能仅从字面去理解，以为就是“拱手而不事事”，什么事都不做。
《道德经》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白化。”“无为”，王弼注：“顺自然也。”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无为”，郭象注：“任其自为。”
王弼注虽合老子无为精神，在解老中一直享有权威，但它只是其中一意，忽略“白化”所蕴含的不干涉、放任的应有之意，而这恰好为郭象指出，对尔后阐释“无为”极具启发性。
我们可以对“无为”作如下理解：明智的统治者治国应遵循自然法则，不干涉，放任老百姓自由行事。这才是道家“无为而治”的真谛。
无为思想应当既是治国的政治原理，也是经济原理。这种思想到汉初发展为“与民休息”之术，文景用以治世，对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后来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中发挥了这一理想。说治民也是要像种树那样，“顺木之天以致其性”，让人民休养生息，批判“长人者好烦其令”，过多地干涉，造成人民“病且怠”的社会弊端。这种现实也许正是老子当初看到统治者政令烦乱，恣意妄为，给人民带来无穷祸患才提出“无为”的初衷。可惜这种无为理想不为后世统治者所接受，倒是听到了18世纪欧洲的回音。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主张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涉，就是人们所说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他说经济上不加限制，任其自由竞争，就会增加财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称“自由放任”一词起源不明，猜测“与1756—1778年间盛行法国的重农主义学派有联系”。这个“谜底”在玲子的《〈道德经〉是西方自由市场原理的源泉》一文中解开了。他说，人们把创立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原理归功于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实际上，一位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魁奈早在1758年就提出了“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一词，并使斯密得到启发（据《亚当·斯密传》，1764年，斯密在巴黎拜访并求教于重农学派首领魁奈等人）。法国人把“无为”这一概念译成“Laissez－faire”（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即来源于“无为”一词。所以当代英国哲学家约翰·詹姆斯·克拉克说，这些思想的来源是《道德经》。按照“无为”理想，明智的统治者治国的最佳途径是不干预，即道家主张的“无为而治”。在亚当·斯密影响下，于英国发展起来的古典经济学，强烈支持自由放任主义政策。1870年左右是这一哲学盛行的高峰。到19世纪末，科学技术带来的激烈变化，证明自由放任主义为一种指导哲学思想尚有不足之处，但其总的哲学思想仍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至于“无为思想”的“不足之处”，《庄子》的作者们似乎已觉察到。因而在《庚桑楚》中补充道：“有为也欲当，则缘于不得已。不得已之类，圣人之道。”意思是说，迫于客观需要而有所作为，才是得当的，在不得已的情势下而有所作为，是圣人的治国之方。可见庄子并非绝对反对有为，不得已的干预还是必要的。事实上现代治国者实施的正是这种思想。
令人值得深思的是，道家“无为而治”这一古老智慧，为什么在它的本土没有很好地继承和发展，反而在西土开出新的花朵，激发出新的活力，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呢？我想这种墙内开花墙外结果的现象，恐怕与中西文化背景有关。以儒家专制主义为主导的中国文化，几乎就没有个人的自由天地，社会和个人的一切都要受到统治者的驾驭和安排，能容得下老庄带有异端色彩的自由放任思想吗？相反，尊重个人是西方的独特文化，在产生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伟大思想的传统文化里，接受“自由放任”的无为思想，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了。
当然，老子的无为思想有其消极的一面。因为按照王弼“顺自然”的解释，不分时间、不分情况一味地被动顺应自然，绝对不干预，忽视人对自然规律的能动支配和改造，不去“有计划地使得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而在政治上又依前人之法，自有因循守旧之弊。不过，正如培根所说：“为了控制自然必须服从自然。”总的看来，老子的无为思想自有其真理价值，基本是积极的，至今还有人把“顺其自然”奉为生活哲学就是明证。其实针对“顺自然”可能带有消极后果，庄子后学就提出了“反以相天”的思想，亦即“赞天地之化育”，辅助自然以救其偏。对于“无为”，不同时代有不同阐释，不同转换。正如魏源在《老子本义》中所说“时不同，无为亦不同”，不可拘泥。
（本文曾收入陈红映《庄子思想的现代价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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