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南华真经口义》

历经六个春秋校点的《南华真经口义》十二年后终于面世了，《西南古籍研究》编辑约我写点稿，现着重谈两点：为什么选择校点古籍？为什么首选《南华真经口义》？

我为何选择整理古籍这一出力不讨好而学者又多不屑为之的事，这还得从我做研究生时说起。当年读《墨子闲诂》时，对孙诒让由衷敬佩，无限景仰。在战国，韩非称墨家为世之“显学”，但它在西汉以后，由于统治者崇儒抑墨，墨学渐趋衰微，其书残缺错简，久绝流传，不能卒读。幸赖毕沅、孙诒让等前贤为之理董，才使我们今天有了一本完整的《墨子》可供研读，其于恢复历史，传承民族智慧之功似不在禹下。今天能全面研究先秦诸子，认识墨学，从而更进一步认识先秦思想文化之辉煌，不就是在前人文献整理的基础上进行的吗？我这里仅举墨子，其他诸子百家莫不如是。清人在文化资料方面留给今人的遗产是巨大的。

附带说一点。我当时边读《墨子》边学着校订几则。20世纪80年代我去杭州大学师从王焕镳先生研习先秦诸子，先生给我们讲授《墨子》，发的讲义是先生校释的《墨子》，我便冒昧地将我的校点呈上。后来王先生在去世前还嘱咐其助手水渭松先生，待《〈墨子〉校释商兑》出版后寄我一本（是书已于198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因此，1983年夏，当任继愈先生面训“给后人留一点资料”时，我便心领神会，跃跃欲试了。

那么，为什么选定《道藏》中的《庄子》，而又首先从《南华真经口义》着手？这说来话长，但简要地说是因为我爱庄子。我自幼随塾师背诵《论语》《孟子》《尚书》等儒家经典，大学虽上的是中文系，但也很少接触道家，及至当研究生读老庄，尤其是读《庄子》，真有点苏东坡当年读《庄子》那种“得吾心矣”的感觉。我在农村改造的二十一年间，带去的古书，最后仅剩下《诸子集成》和《文选》。繁重劳动之余难得属于我的时间都用在读《庄子》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庄子教我怎样面对苦难和屈辱，启迪我对自由的企慕和追求。庄子成了我的精神导师，一如司马迁、李白、苏轼一样，成为我生活的精神支柱。我爱庄子，就像青年诗人郭沫若礼赞庄子是“匪徒”一样。

重返云大后，我的研究重点自然放在庄子上。云大图书馆古籍藏书甚丰，给我的庄子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一日，在书库里无意间发现了一堆无人问津的大型丛书——《道藏》，我如获至宝，喜出望外。这是一部道教典籍，汇集了魏晋至明而主要是宋人注庄解庄的典籍。那时馆规宽松，古籍书库的老先生们都是我读研究生时的老相识，他们允许我将有关庄子的书拿回家中细细披览。魏晋玄风大畅，注庄者日多，自郭象《庄子注》出，以其“特会庄生之旨”，唐以后诸注皆废，流传至今的是郭象本。然而有宋一代，研究庄子者不下数十家，《道藏》仅收录六七家，元、明各一家，可谓保存了宋元明解庄之精华。宋代学术发达，理论思维水平臻于新的境界。宋人解庄是魏晋解庄后的又一高峰，自应给予足够重视。如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就汇集了十二家解说。而林希逸的《南华真经口义》无疑是其中翘楚。古人解经多走义理、音训二路，更有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之别，于《庄子》亦然。现在坊间流行的《庄子》，是清人郭庆藩汇集了晋郭象注、唐陆德明音义、成玄英疏以及清人的研究成果而成的《庄子集释》，虽便于人们翻检古注，但独缺少宋人这一环节，可谓美中不足，实为憾事。我发现林氏解庄别是一宗，他是以文本的语言来解读文本的意义，客观地展现作品的庐山真面目，避免了因解释者的个人因素而致作品原意走样的弊端，这正是我们应当学习和极力提倡的方法，值得向学界推荐。然而仔细一查，《道藏》在全国现仅存有涵芬楼影印的二十部，整个西部包括西南地区仅云南大学和四川大学各存一部。就《口义》而言，晚于明正统十年（1445年）《道藏》收录的《南华真经口义》的明万历二年（1574年）本的《庄子口义》，只有京、沪、杭等地收藏五部，这些一般学者难以见到，而《四库全书》收有《庄子口义》，但那是可远观而不可手玩的文物（至今犹记得1980年我们一群外地学人手持姜亮夫先生函去杭州图书馆参观《四库全书》的情景。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手持一书，只让我们眼观，连摸都不让摸一下。后来台湾影印的《四库全书》有了，仔细查阅，间有缺漏，有的达三百多字，这在我的校文中已特意说明。2002年进京，当任继愈先生得知我因囿于条件未及见万历本《庄子口义》深以为憾时，先生立即介绍我去国家图书馆查阅，足证我在校中所言不虚）。有鉴于此，在前高教部古籍整理委员会下发两大本古籍整理目录征求选题时，我毫不犹豫地自报了“《道藏》中的庄子”项目，旋即得到批准。从此，就在我钟情《道藏》，醉心《口义》的驱动下，教学之余，全副精力投入到《南华真经口义》的整理上了。

书稿成后，虽多方联系，惜无资金，付印就延迟下来了。直到20世纪的末年，还通过某大出版社的编辑询问出版事宜，得到的答复则是“林希逸的《口义》我局已出版，无缘重复”。其实他们的“拟目”中压根儿就无此书，何来“已出版”？这时，我这个书呆子气十足的穷书生，方知整理古籍难，出版古籍更难，人们不愿在整理古籍上皓首穷年，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但我并不灰心。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获得国家、省和学校的资助出版了。倘该书能稍有益于读者于万一，则是我平生最大的幸福了。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的是云南省委宣传部，要不是他们组织评审资助，拙稿恐怕是要尘封虫蠹，难见天日了。

最后谈谈在动手之前考虑的一个方法问题。我选定的校本是中华书局本，它是经王孝鱼整理的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发现王校多引其他版本异文附于后，至于是否恰切并未在其视野之内，有的反倒引起读者的疑难。这种校而不断的方法虽前人有之，而这只能是不得已而为之。校而不断向为校勘界所忌，有被讥为“本子学”之嫌。根据我读古书校注的经验，远的不说，就清人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还有俞樾、孙诒让等大家，均为校勘学树立了典范。校订古书正误，岂仅靠版本所能了得。还有刘文典、王焕镳二位先师的校勘业绩给我的熏陶，所以我断然选择了校而有断的方法，甘愿做他们的走狗门徒。后来又发现199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曹础基、黄兰发二先生的《南华真经注疏》也是走王孝鱼一路，仍是校而不断。我不认识两位先生，但从曹先生的《庄子浅注》看，其学养功力于校而有断，自然不在话下。转而一想，中华书局乃古籍整理重镇，想必自有家法，似欲一变前人旧法。抱着这种困惑，我也曾于2002年夏当面向任继愈先生求教。先生谦谨，未明以示教。然此等问题虽小且极具专业性和操作性，但事关古籍整理前景，不无杞人之忧。末学才疏识浅，于此难以置喙，就便提出此疑问，以期引起古籍整理界之重视。

（本文曾发表在《西南古籍研究》2004年，后收入陈红映《庄子思想的现代价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